斯诺登说服人们认同他的立场了吗？历史上的其他持异议者“成功”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历史表明，许多人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认同。现在，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潜意识是存在的，我们也都会犯“弗洛伊德式错误”。甚至斯诺登也让一些人相信他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认同他关于隐私重要性的观点，即使是在与国家安全相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计划应该改革。
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两个阵营的人都认同斯诺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而且是他在少数人的保护之下凭一己之力实现的。他不仅引发了全球性反应，而且其强烈程度超出了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记者格林沃尔德的“最疯狂预期”。
政策的实质性变化则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在2015年4月，也就是《美国爱国者法案》即将失效时，政策发生了变化。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大规模监控计划没有得到该法案的授权。美国国会收回了相关权力，美国国家安全局被禁止收集和存储电话记录，尽管该机构仍然可以通过授权访问从电话公司获得数据。一年后，我们看到苹果电脑公司拒绝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拒绝解锁2015年加州圣贝纳迪诺市枪击案中袭击者使用的苹果手机，该袭击造成14人死亡。苹果公司给出的理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苹果公司破解自己的加密技术，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危及所有客户的私人信息安全。他们担心，一旦同意解锁，这些信息就会很容易招致黑客的攻击，以及“未经授权的政府监控”。
无论过去还是最近，个体怎样才能说服他人，或让他人认同他的立场呢？研究表明，一个必要条件（或许不是充分条件）是，持异议者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不能屈服，也不能前后矛盾。如果妥协意味着立场的改变，他就不能妥协。但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言辞必须字斟句酌以免冒犯他人，我们应该学会妥协而不是固执己见，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和建议的人才更具亲和力。这两种观点显然相互矛盾。很多咨询专家（即使不是大多数）都会强调亲和力的重要性，但持异议者不能依靠亲和力去说服人们改变主意并接受他的立场。
历史上，很多持异议者都听过让他们做出退让或妥协的建议，但他们大多不予理会。斯诺登也拒绝了直接与国会议员讨价还价或做出妥协的劝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泄露机密信息的行为辩护。在他以及历史上其他持异议者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是促进还是阻碍？如果他们采纳了他人的建议，做出妥协并使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温和，会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1969年，人类完成了关于持异议者如何说服他人接受其立场的第一个实验研究，专门解决了坚守立场的问题，并对妥协做法的缺点有所了解。该研究的第一发起人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Moscovici）是一个罗马尼亚籍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到巴黎。当时的莫斯科维奇经济拮据，对政治尤其感兴趣。个人的生活经历让他认识到权力和共识的影响力及危险性，但也让他从一些实例中看到了圈外人的力量，特别是那些有坚定的立场和信念的人。
在这次研究中，少数派的立场不仅对多数派观点提出了挑战，其本身还是错的。这与阿希等人的从众研究正好相反，其研究对象面对的是多数派的错误观点。在这次研究中，每个小组有6个人。根据要求，他们需要快速观察一组幻灯片并做出两个判断。第一，说出他们看到的颜色；第二，用0~5的分值对亮度进行评级。例如，他们可能会说“蓝色，2级”，这表示他们看到的颜色是蓝色，且亮度偏暗。事实上，一共有36张幻灯片，而且都是蓝色的。它们的波长相同，但由于使用了中性滤光片，所以看上去亮度不同。这项任务很容易。各自观察时，每个人都能快速且自信地回答：每张幻灯片都是蓝色的。但在异议出现，即小组中少数人提出不同意见时，实验条件发生了变化。少数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是错误的，即认为幻灯片的颜色是“绿色”。
在第一种实验条件下，每个小组的6个人中有两人说每张幻灯片都是绿色的。这两个人是研究者安排的实验助手，但其他4人并不知情。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两个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至少从实验结束后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实验参与者也认为这两个人的判断或观察能力较差。但是，实验并未就此结束。
在第二种实验条件下，这两名实验助手将2/3的蓝色幻灯片说成是“绿色的”（24次），而把其余1/3的蓝色幻灯片说成是“蓝色的”（12次）。实验参与者是否仍质疑这两个人的判断或观察能力呢？是的，但在这两名实验助手反复认定蓝色幻灯片是“绿色的”时，他们的质疑程度并不像之前那么强烈。请问，如果二选一，那么到底在哪种条件下大多数人会认同这些幻灯片是绿色的呢？当你与多数派站在同一（正确的）立场上时，如果有两个人把一张蓝色幻灯片说成是“绿色的”，你会认同他们的观点吗？如果是，在哪种条件下你更有可能被说服，是这两个人一直犯错（也就是说，他们把所有蓝色幻灯片都说成是“绿色”的）的第一个实验条件，还是他们在2/3的时间里坚持错误立场，而在其余1/3的时间里与多数派一起站在正确立场上的第二个实验条件呢？
大多数人认为，这两种条件都不具有说服力。当猜测哪种条件更具说服力时，大多数人说是第二种，即两名实验助手说1/3的蓝色幻灯片是“蓝色的”而2/3的幻灯片是“绿色的”的实验条件。理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至少有一定的可信度。在1/3的时间里，他们是正确的，而且与其他人的看法一致。这个预测虽然合乎逻辑，却与实验结果不一致。
实验结果表明，反复做出“绿色”判断的那个实验条件——少数派声称每张幻灯片都是“绿色的”那个条件——更具说服力。在该实验条件下，多数派中约有9%的人的答案也是“绿色”。当少数派的正确程度更高而坚持立场的程度降低时——当他们判断2/3的蓝色幻灯片是“绿色的”，其余1/3的幻灯片是“蓝色的”时——就没有影响力。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人都会坚持“蓝色”的答案，而把蓝色幻灯片说成“绿色”的概率只有1.25%。这说明什么？重复而一致的错误的观点比时错时对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这些结果令研究人员感到惊讶，但随后的研究不断再现这些结果。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坚守立场是最重要的事。不坚持的话，就没有明确的立场，至少没有让人深信不疑的立场。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如果不坚持立场，少数派的声音就没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也将看到，虽然坚持必不可少，但往往还不够。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即使坚持立场，少数派可能也没有说服力，至少在公开层面如此。少数派的意见常常失败。例如，对陪审团的研究表明，少数派在第一次投票中支持的立场成为最终裁定的比例不到5%。在我们模拟陪审团审议的实验研究中，通常不会出现任何公开偏向持异议者立场的态势，即使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仅如此，多数派成员还会明确表现出对持异议者的愤怒。我们雇来扮演持异议者的实验助手不止一次向我索要“精神报酬”，作为他们遭受痛苦的补偿。在几乎每个实验组中，他都需要忍受参与者的怒火，有时还会受到威胁。我们不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尤其是“少数派”，因此我们会假设他们是错的。
诸如此类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对少数派立场的公开认同，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持异议者对多数派的说服力。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持异议者在私下里比在公开层面更容易改变人们的想法，这与多数派的影响力不同。即使人们认为多数派的立场不正确，也往往会在公开层面认同这种立场。
我们一再发现，人们会拒绝在公开层面认同持异议者。但是，我们还发现私下里他们常会被说服。如果事后问他们，或者以一种能使他们免于承认他们认同持异议者的方式问他们，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且是朝着认同持异议者观点的方向转变。在一项涉及人身伤害案的研究中，持异议者主张减少软骨撕裂的伤害赔偿，其他人没有公开地表示支持这种立场。也就是说，他们在给出建议赔偿额时，没做任何调整，哪怕是一美元。但是，他们在私下里评判该案件及其他人身伤害案时，与那些未接触过持异议者的实验参与者相比，他们认为赔偿金额低一些确实更合适。在下一节介绍的实验中，我们将看到其结果呈现出同样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