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与意识的不可还原性
1. 不可还原性
前面的论述清楚地表明，对人类来说，自由之所以可能乃是在于意识的非物理特性。物理世界受到时——空条件和因果规律的严格限制，一切事件和活动都是有条件的和必然的。意识行为就其本身那样恰好不受时——空和因果性的制约，因此它能够超越人身体的有限的物理存在而对物理世界的宏观和微观现象进行认识。由此是否能够进一步推出如下的结论：物理实在本身无法进行自我认识？本文对此不做判断。
在今天的哲学领域里，自由无疑属于形而上学问题。一些学派出于清除形而上学的倾向和态度，也努力消除自由的可能性，尤其是本文所论述的这种具有非物理性质的自由。对他们来说不幸的一点是，任何在理论上消除自由的可能途径还只是意识活动，也就是通过语言分析将自由还原为有条件的经验行为。一旦自由可以还原为经验，如感觉和知觉等，自由就会消失在这些经验材料的丛林之中。但是，如上所述，在理论上，自由最后只能还原为意识的经验，而意识的经验依然鲜明地体现了其不受物理世界规律限制的特征。
还有一种消除自由的可能性，就是将意识还原为物理现象，亦即还原为大脑神经元的活动，而大脑神经元活动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服从因果规律，自由当然就无从谈起了。这种将意识或心灵状态归结为大脑神经元活动的物理主义，受到了塞尔的批评，认为它会滑入属性二元论观点：如果把心灵状态都等同于大脑活动状态，就有两类大脑活动状态，即一种大脑活动状态同时就是心灵状态，而另一种大脑状态则不是。事实上，物理主义还面临更加深刻而无法避免的困境。当物理主义者把意识、认知等活动还原为大脑神经元活动，从而消除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虚幻的主体时，也不得不使用判断、观察一类的词语。现在我很可以提出如下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在观察、判断和把……看作？除非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清除任何这样一类明确指示某种意识活动的术语。倘若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又坚持认知和意识属于单纯的物理行为，那么是否所有的物理行为都可以通过这种认知的概念把自身与其他物理对象和活动区分开来，又关联起来？只要用到这些术语，那么物理主义就暴露了它所要消除的主体在其中无可避免的残留。更为要命的一点是，物理主义无法讨论真假，但他们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而一旦讨论，那么就会产生如下一种奇怪的情形：一个物理现象相对于自身或其他物理现象可能是假的。那么，是否每一个物理现象对所有其他的物理现象而言都会发生真假问题？把一切意识、语言活动完全还原为物理现象和活动，看起来是为了获得逻辑上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二元论这种在一些人看起来不融贯的立场。但是，彻底的物理主义其实是无法言说的。
塞尔反驳了物理主义，而主张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主义，即“意识的因果功能只不过就是一种在比神经元与突触的层次更高的层次上得到描述的大脑功能的形式”。塞尔认为，这就可以避免心灵和物理的双重原因论，即一个人有意举起一只胳膊，既有物理的原因，也有心灵的原因。不过，塞尔给人们遗留了一个关键的疑问：这个更高的层次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神经元与突触的层次，那么它就不应当是物理现象；如果它是物理现象，它就能够像神经元和突触那样被实证地和清楚地描述出来，它们的存在和活动就能够以物理的方式被观察。但是，塞尔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以含糊的更高的层次来虚以应付。这个不清楚的所谓的更高层次需要用奥康剃刀来对付。
试图通过哲学的语言分析来否认或消解不同于物理现象的意识现象或心灵状态，在理论上必定导致笛卡尔悖论：用思想来否定思想的存在。就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物理主义者在将心灵状态乃至语言行为还原为大脑神经元活动时，也无可避免地使用了观察、判断、考虑一类语词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从而用一种特定的意识活动来否定一般的意识现象。
2. 物理世界与意识形成之间的解释鸿沟
本文一般地承认，意识行为依赖于物理基础，具体地说，意识行为来自人的大脑的神经元活动。关于大脑神经生物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若干大脑神经元相关活动与各类知觉形成之间的生物学关系，某些意识现象与大脑特定区域的对应关系，等等。但是，意识的自反或主观体验特性与神经元客观的生物活动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一个物理系统如何具有主观体验特性而同时保持其单纯客观的存在？就此而论，心灵状态的物理主义面临一个深不可测的困境：是否每一个物理系统都有这种主观特性？
因此，人们需要承认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大脑神经元的生物学研究，虽然借助于理论的构造和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知觉的反应过程和特征，但这些知觉大都是孤立的、被动的，它们与意识的主动、综合和理解的行为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也是难以解释的。
承认意识现象以神经元活动为基础，同时又承认意识现象或心灵状态无法还原为物理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至少暂时的不可理解性，就如爱因斯坦承认那种不可理解性一样，乃是一种更为合理的态度。这也正是本文所持有的一种形而上学态度。
物理现象严格地受到时——空和因果性这两种条件的限制，而意识现象并不受这两种条件的限制，尽管物理世界严格的时——空和因果性条件正是通过我们的心灵状态，通过我们的意识而得以认识的。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无法获得一致性解释的鸿沟：意识的超时——空和非因果性的行为与它对物理世界的这种特性的深刻理解和严格服从。
这里还有一个实践上并不形成障碍而在理论上引起极大困扰的问题，即意识与其物理基础的大脑神经元活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在既有的理解方式和概念手段的强大惯性作用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除非持有一种彻底的物理主义态度。但是，倘若它是一种因果关系，那么它也是双向的。其中一个维度是，物理现象导致了意识现象，就这个维度而言，意识现象最终来自物理世界，另一个维度是，意识行为导致了物理事件，它关涉到极富争议的意志自由问题。不过，这种说法与物理世界因果关系的封闭性是根本冲突的，将非物理的原因导入物理世界，与物理现象导致非物理的结果，同样会使现代自然科学陷于崩溃。正是基于这一点，心灵的物理主义是值得同情的。就此而论，本文一方面坚持物理世界是受严格的因果性支配的世界的立场，任何一个物理事件必定是由另一个物理事件引起的。但是，另一方面，本文又承认非物理的意识行为存在的事实。我可以用一个相当简单的反驳来支持后一种态度：倘若没有意识行为，这个受到时——空条件和因果性严格限制的物理世界又是如何被认识的？它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主张解释的开放性，因为意识活动就如物理世界一样明显地存在——它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共同讨论自由和自然问题的条件，虽然目前在一致性的解释上面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但是，人们也必须承认，意识行为以及承认意识现象这个特性，对坚持物理世界的严格的时——空和因果性秩序没有任何的影响。
（二）人类认识的网格状特征和匮乏
追求认识的一致性和彻底性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基本倾向。但是，迄今为止人类知识所取得的进展相对于自然的无限多样、复杂和丰富，始终显得极其局促和匮乏。知识的这种有限的状况无疑也是上述鸿沟无法避免的缘故。在任何范围内，人类知识并非以成片地覆盖和完全浸透的样式来把握自然，这就是说，即使一个有限的区域，无论多么狭小的区域，也无法为人类知识所穷尽地把握。相反，人类的知识总是如同网络的连接一样，是若干点之间的关联，但连接点与点之间的认识之维，不是线状的，而是片状的。认识的这样一种关联，我把它称之为网格。相对于物理世界，人类认识的这种网格是极其稀疏的，网格中间是认识所不及的地带，由于为认识所不及，所以它们有多深多远也就不得而知。但是，深入自然的每一个认识之维也并非总是能够与其他之维连接起来，可以单锋突进，而更多的情形是，它们在难以窥测的浩渺的无知空间中飘荡。我之所以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认识的限度，乃是因为人类语言表达的不足，而表达能力的不足也正是知识匮乏的体现。
认识不仅匮乏，而且也具有探索的性质，并没有全盘的计划和步骤。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关于物理世界的认识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总体的计划和进程；第二，自然科学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从理论的构造到实验的设计，从总体上来说也是探索性的，而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也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进行。爱因斯坦指出，科学理论概念的形成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建立，以及如何把这些概念与感觉经验对应起来，“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先验地说出来的”。这里唯一的指导原则和决定因素就是成功与否。科学研究的进程就是不断地制定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规则，而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康德式的范畴。
人类认识的这种双重的不足乃是一个基本事实，它也构成了一切哲学研究得以可能和成为必要的背景和根据。如果人类认识是完全的和充分的，自由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就是说，也就无所谓自由了。哲学的境遇也是如此：在那种状况下，哲学就是多余的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一切现象——包括意识——都是必然的，自由也就失去了活动的空间，不仅如此，人类认识也同样失去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物理主义还原同样也变得既不再可能也没有必要。就此而论，人类拥有完全和彻底的知识，和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对本文所讨论的自由和意识具有同等的价值。反过来，认识的匮乏和自由的必要性也就具有同等的意义，而意识行为就是这两者的体现。
人类有限的知识以网格状的方式存在和展开，不同维度之间的彼此重叠和交叉，使得人们可以从非常不同的维度来看待同样的自然和社会，或者说，自然和社会可以由此而展现出它们的不同层面和特性。库恩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这样的观点，他说：“科学哲学家们已经一再论证过，对于任何一组已知的资料，总可以建构出一个以上的理论。”这就是说，在同一时刻，物理世界在不同的理论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来，这当然并不意谓，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物理世界，而是仅仅表明，在物理世界的无数关联和层面中，意识的不同构造和选择，给人类揭示了它的不同层面。这样的观念还包含了如下更深一层的意思：物理世界处于严格的因果关系之中，但是，现在人类所理解的因果性并非是最终的形式，因果性完全可能或者必定有其更为高阶——实在找不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术语——的形式，它或许会颠覆人类至今对因果性的理解，但却依然还是物理世界各个部分得以必然地结合在一起的纽带。进入21世纪以来，若干最新的科学研究和实验结果向人们揭示了这种理解的变化的可能前景。
（三）自由和意识：构造
1. 认识活动的主动性：意识的构造
现代自然科学所达到一个重要的普遍结论——倘若还不是共识的话——就是：人类的认识乃是一个主动的理论构造的活动。这个结论的核心其实早已经由康德的理论——其简明的表述就是“人为自然立法”——表达出来了。
库恩指出，近三百年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认为，感觉经验是确定而中性的，理论仅仅是人对既有资料的解释。虽然现在尚不存在足以取代它的观点，所以还有人相信它，但是，它几乎失去了效用，亦无法通过一种中性观察语言而再生。
自然科学的情况，要比人们借以认识社会和人的学科的状况好得多。爱因斯坦早就认为，其一，人们在建立“实在的外在世界”时，要利用感觉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感觉印象的复合，形成有形物体的概念，但是，“从逻辑上来看，这概念并不等同于上述那些感觉印象的总和；它却是人类（或者动物）头脑的一种自由创造”。其二，物理学的理论及其各种概念不可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出来，相反，正是这种自由创造的产物赋予了感觉经验以意义，由此，人们才能够在感觉印象的迷宫中找到方向。“这些观念和关系，虽然都是头脑里的自由创造，但是比起单个的感觉经验本身来，我们觉得它们更强有力，更不可改变。”其三，“感觉经验与命题和理论之间有一条逻辑上难以逾越的鸿沟”。
爱因斯坦上述思想包含两个极其重要的观点：首先，感觉经验依然是基础，但是，其次，没有人类头脑中的自由创造——我把它称为意识的构造——这些感觉经验就没有意义，物理世界之间的必然联系是由理论建立起来的，而感觉经验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前面库恩批评那些所谓主流的现代认识论所坚持的感觉经验是中性和固定的观点就是相当中肯的。无疑，自由创造与感觉印象之间的关系包含了一种飞跃。这种飞跃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可能的？尽管库恩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解释，但是，意识活动在这些方面依然还有许多尚不清楚而有待探讨的环节。不过，如果理解了如下一点，也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自然科学认识就是一种自由的创造。事实上，这一层意思为许多人所不理解和忽略。
2. 意识构造的难题：语言的构造与现代科学理论的构造
意识的构造必然关涉语言，自然科学以及其他的认识活动都以语言为基本的构造、表达和交流的工具。因此，语言就是人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
虽然我们可以一般地断定，语言本身也是意识构造的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语言的形成应当是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层面。但是，现代所有语言的起源，除了少数几个效仿现成语言而设计出来的人工语言之外，都是不清楚的。语言——作为意识结构的外在表现——的原初构造过程却是一个未被观察到的过程。语言这么一个复杂结构的形成，与意识一样，到现在为止都是不解之谜。因此，意识研究就与语言研究具有了许多相关性。人们现在可以从语法、语义、语用等各个方面来研究语言，也可以从语言史来研究语言的变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一种或若干语言的兴衰，但是，这些都无法用以完全解释语言的原初形成，以及为何在不同的群体那里形成了差别如此巨大的不同语言。
语言未来发展的前景也是不清楚的。虽然人们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发展推测它们未来发展的某些可能，但语言在一个较长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问题，与语言是怎么形成的问题一样，是难以得到切实和有效研究的，尽管人们可能就此建立一些模型。
在这里，最令人关切的其实是语言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自由的不同层面及其产物最终是要通过语言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语言的表达和意义，即使撇开它的历史演变，也同样展现出不同的层面，因此，人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在语言的这种共时的变化中把握其所表达的意义。理解这个困难的一个关键是，语言的表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意识的构造。一个理论体系，一个观点，一个命题，只要不是重述，就是一种新的构造——现代学术原则恰好也是这样要求的。人们如何在许许多多的新构造起来的理论、观点和命题之中获得共同的理解呢？
库恩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批评现代分析哲学的某些工作的。他说：“一种仅限于报道一个事先完全知道的世界的语言，不可能中立而客观地报道‘直接的感觉内容’。现有的哲学研究甚至不能给我们以一点暗示，那种中立而客观的语言会是什么样的。”——即使报道我们已经熟悉的场景，语言都会建立起新的关联。除非人们只能完全地复述一句或几句规定好的话语，否则，每个人的叙述都会体现自己独特的观察和理解，而且每个人的观察和理解在不同的情景也会有所变化——而这就意谓新的联系的建立。
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的哲学命题最终是无意义的，任何理解他的人“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卡尔纳普对此提出了反驳，而这正好表明，他们共同倡导的意义标准是难以成立的。卡尔纳普反驳的核心包含如下两个要点：第一，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命题是有意义的；第二，可以有一种“精确的哲学方法”来陈述那些被维特根斯坦判定为无意义的哲学命题。他们之间的分歧，以及蒯因对经验论教条的反驳，对句子的意义标准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这也使人们领会它所蕴涵的更大的问题：理论、观点和句子的持续构造，中立而客观的语言的缺乏，以及意义标准的不可能，人们如何达到有效的理解和交流，如何达到共识？——尽管交流、共识一直是存在的，但它们又是如何可能的？
为了强化读者对这个困难的了解，这里再来看看库恩和蒯因的不同观点。库恩以简明的话语展示了如下的局面：“虽然这世界并没有因为范式的改变而改变，范式转换后科学家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世界没有改变——康德式的物自身——但它向我们显现了哪些层面以及如何显现，这取决于科学理论亦即意识的构造和活动。蒯因认为，“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学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既然知识是人工的产物，那么不同的人可以构造出不同的体系和规律，它们如何达成一致？
人们虽然难以就所有上述困难及其解决方法取得一致意见，亦难以获得最终解决，但是依据本文的方法，即旨在描述现象，那么，人们就能发现，这些困难的先前形式通过意识的构造和实践活动不断地得到克服，但解决的方式不是如缝补丁那样在原来所理解的困难之处方便行事，而是变换视野和方法，或如库恩所说的范式变换，从而消解困难，或使特定的困难转化为新视野或新范式之下的新问题而得以解决。因此，意识自由的核心就是它的构造性和活动能力。而人类语言，无论是它的每一次言语行为，还是语言本身，都是持续的构造行为。正是在持续构造的意义上，意识现象及其实践活动造就了自由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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