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大破坏”
2000年，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出版了一本名为《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的书，将“社会资本”这个词带入公众视角，激发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个话题的兴趣。36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之间的联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网络和互信互惠准则”。37用复杂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如果文化准则为主体行为提供了微观规则，那么社会资本就是主体创建合作网络的即时产物。
并非所有的合作性活动都能创造社会资本。例如，市场交易中的匿名合作并不能创造社会资本。拥有社会资本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中的个体不断地进行互动——创造社会资本是一项接触性运动。比较典型的拥有社会资本网络的例子包括地方社区组织、慈善机构、宗教组织、运动队、俱乐部、民间团体、业余组织，当然还有保龄球联盟。公司和其他工作场所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人们除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因此会与同事建立重要的个人关系网。
帕特南指出，虽然社会资本听起来很友好，但它并非总是好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恐怖组织成员之间也存在高度的信任、极为有效的关系网络和强有力的行为准则。38为防止有人给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通风报信，这些暴力团伙的信任纽带往往局限于至亲、宗教或族裔群体成员，以及其他知情的同伙。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团伙的发展才受到了限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帕特南一直在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的调查深入到了富庶的意大利北部和贫穷的意大利南部。在《让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一书的引言中，帕特南描述了他前往南部普利亚大区政府办公室参观的场景：
昏暗的接待室里躺着几个懒散的官员，他们可能每天也就出现一到两个小时，但即便在这一两个小时内也不作为。稍微多停留一会儿的访客可能还会发现，稍远处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排排空空如也的桌子。一位市长因无法获得该地区官员的支持万分沮丧，对着我们大发雷霆：“他们不回邮件，甚至都不接电话！”39
帕特南拿这种氛围与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政府办公室氛围做了对比：
地区总部采用了玻璃外墙，感觉就像是一家现代化的高科技公司。热情的前台人员会毕恭毕敬地将你引到相应的办公室，那儿的官员可能还会给你调出与该地区存在的问题和地区政策相关的数据库……作为许多领域的立法先锋，艾米利亚政府从言辞到行动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它的成效通过该区域的几十个日托中心、工业园区、话剧团、职业培训点就可以看出来。40
其实从普利亚到艾米利亚-罗马涅也就600多公里，约6个小时的车程。两个地区居住的都是意大利人，历史背景相同，但两个政府的办事效率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帕特南把这两个地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源归结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信任度低导致无法实现大规模合作。帕特南认为，信任程度的差异源于这两个地区的不同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这一历史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资本的传承。南部地区历史上实行的是君主制，等级森严、封闭、由教会控制。这样的等级结构认为民间组织和商业网络是对其权力的威胁，必须阻止它们的发展。而北部地区更加强调平等、共有、贸易自由，后来还受到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网络不断发展和繁荣。41正如帕特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决定了它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北部的公有制共和国逐渐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而南方的君主制共和国却从未实现过社会资本发展的良性循环。从长远来看，这种政治上的分裂转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意大利北部的某些地区成了整个欧盟最富有、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而南部的某些地区却是整个欧盟最贫穷的地区。
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帕特南把视角转向美国去研究这个问题：“美国的社会资本现状是怎么样的？”答案是“并不好”。书中开篇就写到宾夕法尼亚州经营了半个世纪的桥牌俱乐部消失了，弗吉尼亚州那些有着百年历史的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慈善联盟、缝纫妇女协会和仪仗队统统都解散了。42所有这些传闻也通过数据得到了证实。美国政府的可信度下降了一半，从1966年40%的巅峰值降到了2003年的20%。同样，商业可信度也从55%降到了16%，宗教机构的可信度也降了一半，降到了23%。43更令人担心的是，个人之间的可信度也在逐渐下降。1968年，美国50%以上的人认同“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说法，但到200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0%以上。信任度下滑的意义远没有我们所观察到的“在信任度更高的社会中居住会更快乐”那么简单。正如前文所说，的确有证据表明社会信任和宏观经济效益之间存在重要联系。
弗朗西斯·福山对帕特南的研究做了补充，他进一步观察到，在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几个指标开始同时出现变动，包括1963年到1993年暴力犯罪率增长了7倍（近几年有所下降），同一时期的离婚率和单亲母亲生育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上升。44福山把1960年至2000年这一时间段叫做“大破坏”时期，并指出社会资本的下降并非只在美国出现，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这一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