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特性需要出版商审慎选择印刷内容是一回事，而出版商将自己的作品定价过高以至于只有精英才能读得起则是另一回事。当学术期刊收取每年2万美元的订阅费时，它们已经变成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非动力。这个价格太高了——不仅仅是指钱——高得人们付不起，于是开放取用运动的成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社会趋势上都注定了如此。
如果不是因为纸质时代，那么我们知识系统的运作方式就应该是开放取用期刊这样的。上面的文章经过了同行评审，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学习，里面的知识也能够更快地被人们获取。开放取用知识库则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学者们和研究者们可以在研究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将他们的作品放入其中。这些知识库让人们更快地获取到信息和观点，也让人们能够偶尔接触到那些有价值的、但却没能通过同行评审的想法。我们应该支持它们。
开放的生态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有利于网络包容一切、再行过滤的政策。如果我们在出版之前过滤，我们就必须依赖其他人，他们必须预测出哪些东西对读者很重要。但是，不管这些人有多专业，他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每一个人的兴趣或者历史的每一个拐角。比如，2008年之前，再负责的管理者也不可能会知道，1996年瓦希拉（Wasilla）[204]市议会中关于图书馆的几分钟讨论，日后会引起全国关注和影响7。但是，提供给用户可以在出版后自己过滤的工具——从搜索引擎到复杂的个人化导航系统（personalized navigation systems）——就可以让他们找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还能接触到那些可能被认为根本不值得保存的信息。
在一个开放的生态环境中，我们仍然会从图书馆委员会、期刊编辑、图书出版商以及其他监管人们的决定中受益。这些过滤体制相互影响，会让我们受益更多。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混合这些过滤器，如何过滤这些过滤器，如何用一些过滤器作为其他过滤器的指标。比如，我参与指导的哈佛图书馆创新实验室（Harvard Library Innovation Lab）就推出了一个浏览哈佛图书馆1 200万部作品的项目——利用借阅记录，课程阅读作业，学生评分，一本书被催还的频率等——作为这部作品对相关学者和学习者相关性的指标。但是，因为没有任何一项单独的评级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这个项目还会让用户自己为这些因素赋以不同的权重。在我写作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正从其他图书馆引进相似信息，以更好地修正我们的项目。过滤器正在变得明显而公开，一如知识物品一直以来的样子。好好利用过滤体系，你就能更好地利用这个开放的网络，增加它的价值。
我们还可以通过政治的途径支持开放。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都受到政府和强有力的商业利益的攻击。出于实际的和金钱的原因，这些实体——尤其是互联网接入商和他们在政府中的朋友——正在合力地削减网络力量，偏爱某种内容而舍弃其他，限制网络通道，强行取消匿名制，将互联网视为一种只能传递消过毒的、安全的商业内容的方式。我们对此应该警惕。
此外，尽管开放取用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好处，但来自版权方面的限制仍然在增加。1989年之后，美国所有的作品都自动受到了版权保护，即使你根本不想这么做。这就是劳伦斯·莱斯格（你可能记得，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过，他担心开放政府数据会带来某些不利影响）以及其他人在2002年创办创作共用的初衷[205]。创作共用（CC），众所周知，令别人使用你的作品而无需提前征求许可变得易如反掌。现在，有亿万件作品打上了CC的标志。在我们能够改变版权法前——估计在太阳毁灭前的某刻吧——让你的作品加入创作共用，支持CreativeCommons.org将会有助于建立知识的开放生态。开放取用的新时代，应该让我们学习美国建国之父们的智慧，他们当时就看到了，在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之前，版权作为一种暂时的必要限制，应该只在一段合理的期限内存在（当时是14年，现在是权利人死后70年）——在激励创作者和为受教育、有创造力的公众提供公共品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