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的最初，几何证明就是知识的典范，因为只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我们就能确定地知道会得出什么结论。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提高这种确定性的门槛，直到我们将笛卡尔逼到独坐屋中（想躲避日常生活的搅扰并不是网络时代特有的），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一直认为客观存在的知识，是否只是一个坏心肠的上帝捉弄我们的把戏。如果我们对某样东西不能完全绝对地、不带有任何一丝一毫地怀疑，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是认识了它。至少笛卡尔是这样说的，也影响了一种流派。
确定性标准的不断提高，看起来就像是机场安检设备越来越侵犯个人隐私一样无法避免。然而19世纪之后的哲学家们却认为，可能某些知识并非扎根于理性，只能通过恐惧和战栗才能确定（如克尔凯郭尔[203]）。可能知识的确定性会去迎合那些软弱的灵魂，而把更大的、更可怕或者更令人欣喜的真理掩藏起来（尼采）。可能一直以来，我们精心建构的、视为通向真理之途的理性知识，只是基于一种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死的生物在某段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生活经验（海德格尔）。可能我们通过科学所了解到的知识，只是基于某种范式，而这种范式已经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被提出，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库恩）。又或者知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它被用于维持某些人的特权地位，而后者则决定了谁、什么东西能够进入知识的殿堂（福柯）。
我们已经经历了如此之多的重大思想革命，不得不怀疑我们并没有恰好生在一个能够把一切都弄对的时代。然而，在知识库的一端，我们仍然普遍相信，认识某事物就等于是消除了怀疑。诸如“我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但是不确定到底是哪里”这样的话根本讲不通。与此类似，我们的一个基本信念是，知识是由所有理性的人都同意的真理所构成的。
然而，知识的新媒介，却无法将信息、广播和社会性分开。你在网上发表了观点，你会看到有同事和游客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也会看到有人得出荒谬可笑的结论，甚至否定你哪怕最显而易见的观点。你会经历你一直都知道的：有些人，你无论怎么说都无法说服他们。过去，喧嚣的世界通过过滤器藏起了那些巨大的、令人不愉快的分歧，启蒙运动的理想仿佛在那样的时代更加可信。
而今，分歧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不可避免，但也没有改变一切。科学家要研究化学物品的溶解度，他用的是和之前一样的装备和技术。研究制糖业在奴隶贸易中角色的历史学家，虽然可以享受在线资源的便利，但她仍然要走同样的道路，翻阅同样的账簿，用几乎和之前一样的方法记录自己的工作。虽然如此，网络的公共性已经令一个务实的真理无可避免：
我们的共同之处，不是拥有彼此一致的知识，而是身处总是存在分歧的同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