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丰富性定义为“比我们所能够用到的多得多,”那么早在网络出现之前,书上的知识已经够丰富了。甚至更早,在书籍出现之前,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 of Alexandria)[199]里的成百上千的古籍手稿,已经远远比人们能够安全带出从而避免大火焚毁的要多得多,穷尽一生也无法读完。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的藏书中,每年循环流动的书仅仅占全部藏书的2%,而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前一年流通的书。1
曾经的丰富性和如今的丰富性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单是一个谷歌图书扫描项目,就已经扫描了超过1 500万本图书,查找图书变得比在床头柜上找书还要方便。2我们在第六章里提到过的哈佛大学的罗伯特·丹顿,提议建立美国数字化公共图书馆,3这项呼吁也激起了公众和图书馆研究人员、政府以及一些大型互联网项目的兴趣。不管这个项目是否启动,网络很有可能最终会囊括我们当前图书馆中的大部分书籍,只有一些特别私人的或者难以数字化的除外。这还只是道“开胃菜”。再加上目前已在网上的那数以万亿计的网页内容,这才称得上是“丰富”。
对知识的寻觅者而言,现在知识的基础设施——以及现在这些不完美的、但却令人惊叹的搜索工具——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作品。看起来,当然要比之前要好。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我们同样也接触到了更多的谎言,不过,这仍然构成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的开始。
如果你是一个研究人员,你的工作已经被这个超级丰富的在线世界所改变。如果你无法查找到一篇文献,因为它所在的期刊没有将它数字化,或者因为这份期刊向你收取35美元才给你这篇文献,那你会去转而找别的文献,只要你能找到。你不打算去图书馆找这篇文献的硬拷贝——有时候这样做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大可以把你的这个决定称之为懒惰,但实际上这样做感觉更有效率。此外,数字化也令寻找信息变得便利。只要轻轻一点,你就可以在马尔萨斯作品的第六版和第一版之间转换,然后发现第一版完全缺少数据支撑——如果你是在当地的图书馆里,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技术极大地改进了研究者的能力,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寻找资料,或者深入地挖掘信息。至于这种新情况是不是让研究者变得更肤浅,则取决于研究者本身。
然而,这种新的基础设施不仅仅带来了丰富性,而且还让丰富性变得显而易见,而后者则改变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虽然我们一次只能看到一“屏幕”的丰富,但是这一个屏幕上满是向外的链接,而且我们知道,这些链接将把我们引向更多的链接。很多屏幕在背后也吹响丰富性的号声:用谷歌搜索“丰富性”,你可以得到“大约40 500 000个结果”(0.27秒)。检索时间不仅仅是在炫耀搜索引擎的速度,同时也告诉了它的用户,丰富性是触手可得的。在一个传统的图书馆里,0.27秒你能找到什么?
当然,大部分网络给我们的东西,不能算是知识。我们文化中最庄重的知识——那些能够推动我们进步的知识,那些让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知识,那些代表了我们作为人类的最高成就的知识,那些我们能够用大写字母K拼出的知识——常常是丰富性的对立面。这样的知识稀有而来之不易,就像是达尔文研究藤壶或者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200]研究他的疫苗。这种知识就像是精心挑选收藏的领域,和每一个超链接都召唤我们进去的网络大相径庭。我们的文化看起来已经作出了选择——知识的新基础设施,将大拇指狠狠地按在了规模上——选择了从丰富开始而非点滴积酿。包含所有。再行过滤。即使这样,过滤器也没有剔除掉任何东西;它们只是向前过滤,而不是滤除。
在这个丰富性的世界中,知识不再是一座图书馆,而是一个调到符合我们当前兴趣频率的播放列表。它的内容不再永远真实,但是却对完成当下的任务足够有用。它不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条能够令我们到达目的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