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即秦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
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
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
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
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 西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节选）
司马迁在上述《商君列传》里，对商鞅的评价很明显是贬大于褒的，“刻薄寡恩，逆旅不宾”这八个字算是盖棺定论了。太史公可能是出于个人的惨痛经历，对于商鞅这样的法家人物是反感的，这与他对待吴起、晁错一样，是同一种性质的偏颇，但对其帮助秦国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点还是肯定的。
他还杜撰了一个名士赵良对其进行规劝，我不由得想起西汉初年的蒯通劝说韩信自立为王，三分天下的故事，而韩信未纳其言最终被吕后所杀。
相较之下，同处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就聪明得多，在辅佐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便急流勇退，隐居于西子湖畔，躲过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情结局。
古人曰：斯人无罪，怀璧其罪。当然，史上第一个“法治改革家”商鞅与韩信、范蠡自不可同日而语，但究其历史性的本质而言，也无甚大的差别。
战国初期，列国争雄，“诸子百家”蓬勃兴盛起来，各方游学士子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地处西隅的秦国在穆公称霸之后衰落，又经过四代乱政国势日减，到了秦献公时期，以“以战养战”的策略，一直与相邻的三晋（即韩、赵、魏）在河西之地连年拉锯，征伐不止，几乎面临灭国的边缘。
孝公继位以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商鞅入秦开始变法图强。近二十年的变法与新政使得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建立起了一支战无不胜的新军，到了秦昭襄王时代，所向披靡。终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
先来简单聊聊秦国崛起的历史。公元前770年，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周幽王被西戎所攻杀，秦襄公因率兵救周，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又被赐封岐山以西之地。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
秦穆公时期，秦国先后灭掉西方戎狄所建立的12个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并稳定大后方以后，奠定了其作为春秋大国的基础。
战国初期，魏国连年进攻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秦国被迫退守洛水以西。献公次子秦孝公即位以后，任用商鞅进行变法，秦国因此与日俱强，逐渐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立，是为秦惠文王。为了平衡朝局与顾及宗室、世族利益，秦惠王杀了商鞅，但不废其法。前316年，秦并巴、蜀。
同时期，三晋当中的赵肃侯已经取代魏国成为了三晋的领军人。赵肃侯、赵武灵王父子一生征战，使赵国雄踞北方。齐国与秦国不接壤，得以独立发展，在对抗强魏的过程中与秦国是相对牢靠的战略合作伙伴。“田氏代齐”后，经齐威王、齐宣王及齐愍王前期三代君主80年的开发，齐国富甲一方，与秦成东、西并立之势。
前307年，秦昭王嬴稷继位。昭王幼，芈八子为太后，王舅穰侯辅政。前278年，秦将白起出武关伐楚，次年攻入楚国腹地，陷郢都，楚卒溃败不能战，楚顷襄王辟迁于陈。楚国自此衰落。同时期，燕将乐毅率韩、赵、魏、秦、燕五国之兵而攻齐，陷齐70余城，后田单虽复国，然田齐衰败大势已定。
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于前230年至前221年十年间灭掉关东六国，建立秦朝。
拜商鞅所赐，秦始皇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之建立，决定了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
对于商鞅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我个人对其本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但对其变法并不以为然，而对其最终被逼谋反，被秦惠文王车裂的结局只能深感惋惜。
“法治”这个词，在中国煌煌两千余年古代专制社会之中，可谓一个天大的笑话。而提出和践行它的第一人便是商鞅。然而，最终奠定起来的并不是一个法治的秦国，而是第一个皇权专制的秦王朝。换言之，历史上第一个倡导“法治”的人，却将“人治”推向了专制高峰。
不得不说，这很讽刺。但是，只要对历史稍有研习与思考的人，就不会觉得诧异。为何？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转变。而中国人的文化属性，也不会因为一两次改革，哪怕是制度性的变革而改变。
理论上说，自从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中国人的宗法思想与体制，再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的生存结构、社会结构接近成型，宗法制度与人情社会的文化（属性），千古不易。
商鞅虽然是第一个提出“依法治国”的人，但其身处战国时代的局限性和“变法”本身的硬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决定了其“法治”的变形和走样，决定了其宿命的结局，孕育了秦王朝的诞生，并深重影响了2000余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走向。
“法”仍是王法，不是约法；“治”亦是人治，不是契约。从商鞅之后，历朝历代的改革家也没能突破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的头上始终有一个“主子”，以及他们的狗腿子。这才是最大的“法”。
宗法制奠定了中国人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存方式，人情世故决定了中国人为人办事的一切规则。即使是眼光、思维与能力都超时代的商鞅，也无法挣脱这个桎梏。就连在司马迁的眼里，这样一个可谓奠定历史、改变历史、影响历史的“伟人”（毛泽东语），也终究落了个“不近人情”的名声。
“作茧自缚”的商鞅，在最后逃亡的路上想要住一晚客栈，因为拿不出身份证明，竟然被商家拒绝入住。这种事恐怕在商鞅之前和之后都是很罕见的。
后世出了一本《商君书》，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商鞅写的。不过，其中大部分言论却也能反映出商鞅的“法治”理念和治国方法。其《弱民》一章节选如下：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民，善之则亲，利之用则和。用则有任，和则匮，有任乃富于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奸多。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司马迁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所受的盘剥比重非常之大，始终在生存线上下挣扎。
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商鞅的逻辑：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就不能强盛。
这里，我要普及一下，“淫”这个字本与色情无关。字形本义：浸水过度。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这大概是“淫”的衍伸出处，仍是沉溺、过度、放纵、骄奢的意思。但商鞅这里所谓的“淫”，指的其实是民众在开化以后的求智欲。
所以，国家必须想办法在百姓富裕后“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求“淫”，国家也不再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强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双倍强盛。
这样看来，商鞅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资本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
商鞅的变法理念主要有三：1、铲除“仁义良善”的思想，国家才会强盛；2、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3、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会强盛。这三条，无论是放在今天，还是放在两千余年前，都是历史的反动。
而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也有三：1、按军功授爵位，鼓励人人上战场，读书无用；2、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连座、腰斩；3、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这三大内容，正对应着上述商鞅的三大变法理念。
作为商鞅这样的“法家”代表人物，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实际上，在东周时代近五百年的“百家争鸣”也可以看作是各色“人才”在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下的各种上演。然而，同时代真正的“大才”孔子、老子、墨子、杨子却是无人问津。
继续之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这样的事情还会一再的上演，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问号，而是一个惊叹号！
商鞅死后（其实用性和功利性，成就了秦国，却毁了自身，但最终也毁了秦。叹！叹！），法家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就是其中之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到底是用大一统的郡县制还是西周的分封制，嬴政不是没犹豫过，可是李斯坚定的捍卫了商鞅的“既定路线”，将秦始皇，将专制皇权捧上了“千古一帝”的宝座。
很遗憾的是，虽然“暴秦”很快的灭亡了，但是“法家”的思想“精髓”却完美的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并且改头换面，让孔老二“背了锅”（即所谓“外儒内法”，实为“霸王道”）。
在历史正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当中，极大的美化了商鞅，画面唯美，尤其是其与孝公的兄弟情谊刻画的感人肺腑。使人不禁想起了五百年后的“刘关张”，罗贯中导演的“桃园三结义”亦同样成就了关羽千古忠义之名。
然则，到底是谁搬起了石头，又砸了谁的脚？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一个在帝王将相的手里翻云覆雨的天下，还是一个真正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中国，这怕是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永远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张锋编撰 庚子大年初一写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