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入秦。
然而，真正让秦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是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
三百年的岁月中，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开始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卿共灭知氏，三分其地，史称“三家分晋”。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年作为划分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水岭。
对于秦国来说，这一事件还有着特别的意义。伫立在秦国东边的庞大的晋国，一直是阻碍秦东进的巨大障碍。现在晋一分为三，彼此间相互争斗消耗，无形中使秦东进的阻力大大削弱。可以说秦是“三家分晋”事件的潜在赢家。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纷纷举行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魏文侯任用大臣李悝，最先实行变法，颁布“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公元前408年，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秦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不仅如此，秦国内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自公元前443年秦躁公即位后，秦国经历了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等几代乱政。秦公族为了争夺君位，互相攻杀，致使政局混乱，国力衰弱，不断受到周边国家和西戎的侵夺。公元前385年，秦献公杀死昏君出子，登上君位，秦政局才稳定下来。
然而，献公在位时并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商鞅像。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按照周的惯例，诸侯之子，以公子为氏。诸侯之孙，以公孙为氏。公孙鞅因出身卫王室，故也被人称作卫鞅。后来因他在秦推行变法成功，孝公将商邑（今陕西商州）封给他，才称为商鞅或商君。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孝公即位。据史载，当时的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立誓要实现父亲献公“复穆公之故地”的理想，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秦孝公迫切需要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并富有执行力的能臣。于是，即位伊始，他就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自幼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因此，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便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
据史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所谓“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孝公十分务实，他希望在位时就能够“显名天下”，自然对这套疏阔辽远、不切实际的理论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说以“强国之术”，孝公听得入神，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
虽然这段记载可能有后人增饰的成分，但可以想见，商鞅面见孝公后，必然向孝公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受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商鞅变法亦不例外。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秦国旧贵族激烈反对变法。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驳斥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商鞅的话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
商鞅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为了向百姓表明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让官吏在集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于是将赏金加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人走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
像一根杠杆一样，商鞅借立木为信撬动起庞大的法律奖惩机制，让百姓开始相信其法令的力量。至此，商鞅正式向全国宣布推行变法，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