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历史，大家知道最多的，应该是“贞观之治”或“开元盛世”，这两段历史开启了所谓“盛唐气象”，为华夏文明谱写了恢宏篇章，其文治武功迄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然而，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就暗淡了许多，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盛唐的璀璨戛然而止，在之后150多年的时间里，唐帝国像个罹患绝症的病人，状态每况愈下，如果把唐朝历史比作两幕剧的话，那么第一幕是满目的花团锦簇，到了第二幕却成了一地鸡毛。那么，这之后的150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熟读史书的人都知道，自唐朝中期开始，有三大祸患威胁着帝国的稳定，它们分别是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权。从安史之乱结束直到唐朝灭亡，这三大祸患就像恶性肿瘤一样缓缓增长，不断侵蚀着唐朝的肌体。其中，藩镇割据发生在帝国广袤的版图上，而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政则发生在朝廷内部。三者尽管成因不同，却都指向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断削弱着中央权威，直至整个帝国土崩瓦解。
今天我们就重点讲一讲藩镇割据，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藩镇割据多做出负面的评价，并认为这是对唐朝祸害最深的痼疾，也是导致帝国灭亡的罪魁祸首。唐朝之后的历代帝王，也大多引以为戒，极力避免割据现象的重演。
那么，藩镇割据是否真如后世评价的那样呢？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解读。
一、藩镇崛起
说起藩镇割据，首先得了解藩镇的由来。唐朝的藩镇始于唐玄宗时期。它们最初的功能是军事防御，防御对象来自唐朝的周边国家，例如吐蕃、突厥等等。为了拱卫边疆，唐玄宗设置了多个藩镇，这些藩镇犹如今天的军区，由一群叫做“节度使”的人担任长官。这些节度使在各自的辖区内享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不仅统领军队，还能支配当地财政，甚至影响地方官员的任免。
安史之乱爆发前，藩镇只集中于边疆一带，因为当时的唐帝国海内承平，主要的军事威胁来自外部。但也正因为如此，节度使反而更容易建功立业，从而得到朝廷的赏识。这就像今天的跨国企业，在一些尚未开拓的市场设置区域经理，这些经理一旦在各自的市场上做出成绩，就能升迁至总部，成为公司管理层的一员。
然而，节度使做出骄人业绩，自然会威胁到朝廷里的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阻止节度使的升迁。在唐玄宗时期，有个叫李林甫的宰相，史书上一般把他评价为奸臣。李林甫是个心机很深的人，他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规定只能由胡人担任节度使。胡人擅长打仗，但治国理政则不是他们的强项。因此，唐朝的胡人无论战功多么显赫，充其量也只能当个节度使，若想升迁至朝廷当官，就必然会遇到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胡人都甘愿做个节度使，正如那些有能力的区域经理，都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公司高层。如果升迁之路被人为的阻隔，那么对于一些野心家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了，而安禄山就属于这样的野心家。
二、割据一方
安禄山之所以发动叛变，归根结底是觉得自己的业绩与所得的回报不对等。
当时的安禄山已经是河北三个重要军镇的节度使，独揽财政军三大权于一身，深得唐玄宗的宠幸。但作为宰相的李林甫却时刻提防着安禄山，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安禄山入朝。他并不知道，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一方面给了安禄山在地盘上壮大实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安禄山及其部众对朝廷的敌视，我对朝廷功劳那么大，你们凭什么把我当瘟神？我哪点比你李林甫差，你偏偏不让我当宰相？既然你不让我当，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安史之乱让唐帝国猝不及防，面对叛军，朝廷毫无招架之力，在短时间内就丢掉了长安与洛阳两座京城。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朝廷扩大了国内州县的军事自主权，在不少地区设置了节度使，一些小州县则设有团练使与观察使，组织地方成立自己的军队。这种情况与晚清的历史非常相似，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官员也在地方上开展团练，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分别建立了湘军与淮军，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让地区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仅仅是应对战乱的权宜之计。遗憾的是，一旦战争结束，放出去的权力就很难收回来了。况且，安史之乱平定后，基于国内局势的不稳定，一些周边国家也开始蠢蠢欲动，频频威胁到唐朝的边疆，藩镇的数量不减反增，最终演化成盘踞一方的顽固势力。因为安史之乱的教训，朝廷不敢贸然撤藩，害怕这样一来又会引起各个军镇的不满，成为第二个安禄山。事实上，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李适曾尝试过向藩镇开刀，结果弄巧成拙，酿成了“泾原兵变”，首都长安再度陷入叛军之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朝廷与各藩镇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相处，但双方的博弈始终在进行着。在各藩镇中，尤以河北三镇，即魏博、卢龙、成德三镇脱离中央的时间最久，他们都是安禄山曾经的地盘，安史之乱后，这些藩镇事实上都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到了唐宪宗时期，朝廷一度收复了河北三镇。可唐宪宗死后，三镇复叛，后朝廷虽屡次征讨，却始终未能成功。
在唐朝后期，随着朝廷控制力的衰弱，各藩镇开始相互吞并，实际上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为镇压黄巢起义，朝廷频频笼络藩镇，而是否愿意出兵为朝廷卖力，甚至成为了各藩镇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唐朝政府对各地藩镇的统治，早已名存实亡。
黄巢起义的失败，同时敲响了唐朝灭亡的丧钟，各地藩镇趁乱壮大，朝廷只能坐视他们占地为王了，而其中一个叫做朱温的节度使，最终结束了唐王朝二百八十九年的生命。
三、藩镇割据的深层原因
藩镇割据被认为是导致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历代史家，在提及这段往事时总是痛心疾首。关于藩镇割据的原因，传统观点一般把责任归咎于皇帝软弱与奸人当道。的确，中唐以后的唐朝皇帝早就没了唐太宗或唐玄宗的雄才大略，除了唐宪宗李纯稍有作为之外，其他几个都是清一色的软柿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宦官推举上台的，平时连讲话都得看别人脸色，对跋扈的藩镇就更是无能为力了。
传统观点大多局限于意识形态与道德层面，往往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这是古代史家的局限所在。实际上，历代唐朝皇帝一直想努力收回藩镇的权力，但始终面临现实的阻力。朝廷曾几次对藩镇用兵，却总是陷入苦战以失败收场，为何收复藩镇如此之难？这些现实的阻力究竟来自哪里呢？
一切还得从唐朝的兵制说起。
我们都知道，唐朝早期的军队是很有战斗力的，和突厥，吐蕃等周边国家打仗就像割韭菜一样，唐朝的国际地位也是在那时候确立的。
为什么唐朝军队那么能打？因为他们继承了源于北周时期的军事制度，这种制度叫做府兵制。所谓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兵们不打仗的时候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接受军事训练。一旦发生战事，就披挂上阵。换而言之，这群人脱下铠甲就是农民，拿起剑来便是士兵。
府兵制在南北朝时期相当有效，因为它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府兵的待遇是很高的。府兵耕种田地是不需要向政府交纳赋税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府兵是当时的特权阶层，再加上战乱频仍，国家对军队的依赖性很强，不少平民出身的军人通过府兵制实现了人生逆袭。
不过，在免除赋税的同时，府兵打仗时的钱粮与物资必须自筹，所以府兵不打仗时就得种地，否则到时候连粮食都没了。除此之外，甚至连铠甲与武器这样的战斗必需品，也是府兵自备的。
这样的军队，已经等同于一支私人武装，战争时期姑且不让人放心，就更别提和平年代了。到唐朝中期以后，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一方面是由于朝廷加大了改革力度，另一方面，府兵制对士兵也失去了吸引力。唐朝经历了长时间的繁荣与稳定之后，这种兵农合一的体制就显得过时了，很多人不愿意再接受军事训练，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农民的日子。
有鉴于此，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与府兵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拿工资的全职士兵，后者则是半职业化状态的兼职士兵。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从兼职士兵到全职士兵，战斗力不是应该越来越强吗？为什么唐朝中后期的政府军队反而大不如前，还屡屡闹出军队哗变呢？
四、被财政拖垮的军队
这就得回到唐朝的财政问题上，从当时的角度看，由府兵制发展到募兵制，确实是一种进步，但前提是背后得有财政支撑，或简单地说，国家得发的起士兵工资，而且数目还得让对方满意。
问题是，唐朝缺乏坚挺的财政制度以支持募兵制。前面已经说过，唐朝制度传承自北周，而北周则是战乱时期的国家。唐初财政制度是均田制，即土地归国家所有，再由政府分配给农民耕种，至于分给谁，分多少，完全由政府决定，这是典型的战时体制，有点像我们后来的计划经济。所以，别以为计划经济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
和府兵制一样，均田制只有在战时富有价值，到了和平年代则弊端丛生。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均田制因为是分配给人的，国家在征税时必须按人头收税。这在古代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技术活，况且古代王朝的历史规律是，一旦国家进入和平期，土地兼并的现象就会出现。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很多大庄园，他们统统由大地主管辖，而广大农民则成了佃户。另外，唐朝还有不少皇亲国戚，达官贵族乃至寺庙的土地，它们有很多都享受免税特权。所以，这种按人头收税的制度，很难为国家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
虽然唐朝后来开展了所谓“两税法”改革，并实行了盐业垄断，但和中国历代的改革一样，执行情况不太理想，所以在多数时候，尤其在经历内战以后，唐朝政府总体上还是比较穷的。
政府穷，就发不出工资，加上朝廷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开支，士兵们到手的收入便可想而知了。
藩镇割据，其实也是源于这个原因。可能与大家想象的不同，在很多藩镇中，最希望摆脱中央政府束缚的，是广大基层士兵。因为政府给他们的薪水太微薄了，所以士兵们希望节度使能掌控自己领地里的税收，自己地盘上的钱自己花。
反倒是一些节度使经常被朝廷收买，很容易背离独立的初衷。为什么呢？因为朝廷要笼络节度使，往往授予高官厚禄，但士兵们没有这个待遇，他们该干嘛还得干嘛去。这就好比上市公司被收购，创始团队套现走人，剩下的员工则被裁员去喝西北风，待在这样的公司，谁还愿意干呢？
五、朝廷的不幸，地方的大幸？
人们普遍把藩镇割据描绘成唐朝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也许对李唐王朝来说，藩镇割据的确是不幸的，各地节度使名义上是你的臣民，实际上却在经营自己的地盘，更可气的是，朝廷对此不能享受一分一厘！
不过，站在地方的角度看，藩镇割据其实开创了另一个局面，就是工商业的繁荣。
以著名的“河北三镇”为例，这三镇在唐朝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央政府屡次想收复都未成功。唐朝有个著名书法家叫做颜真卿，大家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有个哥哥名叫颜杲卿，在当时也是备受朝廷器重的官员。颜杲卿曾说过：“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可见当时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还要好于朝廷所在的关中地区。
藩镇的经济实力从何而来？答案是工商业。在唐代中期，工商业已经非常繁荣，而各地节度使深知，单纯靠土地征税，财政收入极为有限，而向工商业征税，能够大大地增强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有了，才能壮大自己的军队，士兵们才会效忠自己，获得与朝廷叫板的资本。
正是这种经济诉求，客观上促进了藩镇工商业的发展，不少商人与节度使保持着亲密往来，甚至还资助割据势力。我在上一篇讨论日本百年企业的文章里曾讲过，古代的地方自治，能有利于商业繁荣，因为领主受制于领地面积，不可能通过大规模征收土地税来获得财政收入，工商业就成了最好的财税来源。另外，根据刘守刚教授在《中国财政史十六讲》里的说法，征收土地税比征收工商税更具压迫性，因为土地是无法移动的，农民几乎无法避税。但工商业就不同，商人总有各种办法避税，政府就必须和大家谈判，甚至分享权力。我们看古代的封建领主，基本上是开明包容的多，专制独裁的少。
日本自德川慕府以后，各地大名与幕府之间也保持着这种半独立的关系，日本的不少百年老店就是在那时候诞生的。
六、藩镇割据真是“祸”吗
藩镇割据是唐朝历史上一段无法割除的隐痛，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该如何评价它呢？难道像儒家知识分子那样，把藩镇视为分裂国家的乱臣贼子吗？这种观点未免过于武断。
不少人认为，唐代的藩镇割据，从形式上看颇很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或者晚些时候的东汉末年。各地诸侯拥兵自重，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然而，藩镇割据和它们相比，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各藩镇虽然无视中央权威，但他们从未考虑过自立为王。他们的核心诉求是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并不太想取代中央，组建自己的朝廷。即便最难收拾的河北三镇，也不否认唐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有证据表明，朝廷的政令在河北三镇内依然有所实行。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关系冷淡的夫妻，分居但是不分家。
另外，藩镇的军事作用依然存在，它确保了各地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稳定，是唐朝领土最重要的拱卫力量。
各藩镇看似嚣张，却很少吞并其他藩镇，大家都很守规矩，不会轻易触碰政治红线。这跟战国时代或东汉末年更不可同日而语。总的来看，藩镇对朝廷还是比较恭顺的，该称臣的称臣，该纳贡的纳贡。
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藩镇是唐王朝一种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它并非草创而生，而是守护领土安全的理性选择。那为何到后期，藩镇割据会陷入失控呢？
这可能与历史大势有关。
七、历史的大势
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有一条贯穿的主线，就是皇权的不断强化，这是自秦汉以后的大趋势。尽管历史上出现过群雄割据，权臣当道，甚至皇帝与豪族或士大夫分享权力的局面，但从总体上看，分享权力的机制被不断削弱，历朝历代皇帝上台后的首先要做的，就是巩固并加强自身的权威。汉朝通过取消异姓王分封加强了皇权，唐朝用科举制打压了豪族，宋朝用文官统领军队杜绝了藩镇割据的重演。到了明朝，干脆连宰相也不要了，内阁制取代宰相制，成为了皇帝的秘书班子。
放在这样的大视野下，你就明白，对于统治者而言，无论分享多少权力与利益，终归是一种权宜之计，任何前朝的分权措施，不管是政府有意还是无意，出于主动还是迫于被动，都一概被后继者视为痼疾，坚决予以铲除。
藩镇割据也是如此，尽管它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并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但统治者设立藩镇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军事安全，说到底，是在确保地区长治久安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有限的自治权，自治权只是服务军事安全的手段，而非目的。一旦获得了稳定，该收回的还是要收回。
只是历史并不随着当事人的意愿而发展，因为各种原因，藩镇割据顽固地存在了很久，朝廷与地方在这场拉锯战中，双方的核心诉求也出现了不一致，朝廷激励藩镇的手段，最终成了藩镇追求的目的。这也是任何组织在集权与分权，控制与自治两者的权衡中都会出现的问题。
藩镇割据，是中国古代史上地区分权的一次绝唱，中国只差一步，就踏入了中世纪西欧那样的封建社会。然而，人事左右不了命运，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大一统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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