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间的佛道关系。
事实上，虽然朝廷的三教讲论曾带有相互竞争的意味，晚唐甚至发生了会昌灭佛这样极其严重的惨剧，但在民间社会，佛道二教却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对抗。当我们将目光从宫廷中高僧大德间的佛道论衡转向民间社会，从各种经典之间的复杂因缘转向石刻造像，我们会发现隋唐时期的佛、道关系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充满矛盾和斗争，而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和平共处、互相融合。
四川仁寿县牛角寨第69窟（佛道混合窟）
在石窟造像中开始出现佛道造像共一窟龛的现象，这种情形在中晚唐时期的四川地区尤为常见。例如，简阳县龙泉驿大佛岩第34号龛就是一处佛道混合龛，而仁寿县牛角寨的一百零一个龛窟中，九十五龛系佛教造像，六龛系道教造像，其中第47、69两窟都是佛道合一窟。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咸通十四年（873年）二月八日，剑南资州的录事参军邓喑在北岩同时造立佛教的观音和道教的天尊像供养，此人在被诬陷而停官后，发愿为上司造佛、道二像，后得以复官。可见民间信仰中无论佛、道，只要能佑助自己，即加以崇奉，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在造像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唐代，甚至在佛教圣地龙门石窟也出现了道教造像。例如在521号窟双窑北洞的外壁上有一则题记曰：“弟子张敬琮母王婆敬造天尊一铺，开元五年（717年）三月日。”这是龙门石窟唯一的一处道教造像，可能反映了唐玄宗时期道教的昌盛。其实，在唐代佛寺中往往也有道教壁画或造像的存在，例如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的西廊就有韩幹所画的《天师真》一幅。
姚妙姿造天尊像
近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可证明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安西郊桃园地区发现了一批鎏金铜造像，出土于距地面一米多深的一个坑里，其中包括佛坐像四件、佛立像一件、菩萨立像三件、天王像一件、弟子立像一件、单跪供养人像一件，值得重视的是，另外还有两件天尊立像和两件天尊坐像。据研究，这些造像出土的地点是在唐长安醴泉坊内的醴泉寺。这种情况或许正是唐代佛寺中道教造像的一个缩影。
隋唐时期，在一些道教造像上刻着佛教色彩浓厚的发愿文。例如，隋文帝时，道民刘子达为死去的弟子造四面老君像一区，但题记却希望国王帝主、七世父母、法界众生“一时成佛”。在武则天时期，一位女道徒姚妙姿为死去的儿子、儿媳等人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造像，但在发愿文中，却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托生于西方无量寿国土。
“七世父母”本来就是佛教的概念，而“西方无量寿国土”则是佛教净土信仰中的极乐世界。这些道教徒虽然建造的是道教的天尊或老君像，但却希望死者托生于佛教的极乐世界，甚至一时成佛，可见，对于这些在家的普通信众而言，佛、道二教的边界并不是那么森严的。
位于北京南郊房山区云居寺的房山石经是天下佛教界的重要文物，其刻经事业是从隋代开始的，到了唐代获得巨大发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盛唐时期房山石经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其背后的推手却是一位女道士，她就是唐玄宗的胞妹金仙长公主。
开元十八年（730年），在金仙公主的请求下，唐玄宗不仅“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还划拨了大片土地、田庄、果园等给云居寺，作为常住财产，为刻经事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对于金仙公主的贡献，后来宪宗时期的幽州节度使刘济曾称赞说“有为之功，莫此而大”。
位于房山云居寺石经山的金仙公主塔，建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
除了金仙公主之外，幽州本地的一些道士、女冠也曾积极参与了刻经事业，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不少刻经的题记上。例如，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上，就有天宝九载（750年）四月八日的题记：“蓟县会川乡白狼观女观（冠）上石经邑主祁妙行，合邑人等上经一条。”
这反映了一个特定地域中道教徒参与佛教刻经事业的情形，道士或女冠往往参加了刻经活动中的佛教社邑组织。在幽州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的地域中，道教徒们往往无法自外于这种深入人心的刻经事业，他们中的不少人也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为石经的建设贡献心力。
在中古时期，宗教信仰往往与家族密切相关。然而，在唐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虽然一些大家族仍然具有传统的信仰，但在普通家庭里，却出现了各种宗教共存的多元场景。
在出土于宁夏固原的一方唐代墓志中，志主梁元珍葬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十月，从墓志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位入仕成为国家官员，另外两位则出家修行，一位是白鹤观道士灵芝，另一位则是福基寺僧智岸。
《申屠晖光墓志》
这样的家庭在唐代并不罕见，在元和十一年（816年）十一月的一方墓志中，我们发现志主申屠晖光也有两个儿子分别为僧、道：“次子道义，气蕴清阳，心归仙府，名籍上党县龙兴观道士；次子法宣，学古讷言，范师成行，潞城县胜缘寺僧。”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唐玄宗时青城山道士刘知古的家庭。他的兄长学儒家经典，弟弟则奉佛，出家于武担山静乱寺，法号履彻。据当时宰相张说的记载，刘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观的静思院画了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张说评论说：“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达观之一致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分别信奉佛、道，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宗教比作一个市场，那么皇帝与官府就是最大的买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极力向皇家推销自己，希望更多介入国家政治。
在唐代社会，各种宗教多元并存，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其他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摩尼教和祆教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传播。在相互辩论与竞争中，也相互了解与融合。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到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对于民众而言，多种宗教的存在，慰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当强调内在超越的禅宗在唐代“一花五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深刻影响宋明理学的思想；当玄宗以九五之尊，遍注《孝经》《老子》与《金刚经》，并提出“会三归一”的宗旨时，唐代宗教就已经使得中国的社会思想从此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