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遍注三教。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御制《道德经注》，颁行天下，令诸州大道观刻石，今存邢州、易州碑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P.3725正是这样一件由国子监学生抄写的官方文本。
就在同一年，唐玄宗还御注了佛教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般若类佛经的一种，先后曾有六次翻译，最早的当属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本。虽然入唐之后还有玄奘、义净的新译本，但仍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在敦煌两千多件《金刚经》卷子中，绝大多数是这个译本。《金刚经》在唐代受到佛教各宗派的普遍崇奉，特别是对于六祖慧能之后的禅宗而言，《金刚经》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与此同时，此经在民众佛教信仰世界中亦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出现了许多讲述其灵验的故事集，如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郎余令《冥报拾遗》、孟宪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亦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其在唐代佛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在玄宗御注《金刚经》颁行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少专门宣讲玄宗御注的书籍，如敦煌文书S.588《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等。
敦煌文书P.3725唐玄宗御注《道德经》
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722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到了天宝二年（743年）五月，他再一次御注《孝经》。《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实际上可能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有云：“在家以孝事亲，出则以忠事君。”这就是所谓“移孝作忠”，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玄宗御注《孝经》，还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更显示了他希望能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金刚经》
唐玄宗御注《石台孝经》
《孝经》《金刚经》《道德经》，这三部经典篇幅都不大，但对于儒、释、道三教而言，却都是根本性的经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说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三教齐一的政策。
在唐玄宗三教齐一的政策下，开元、天宝时期的三教讲论更多呈现出一种调和、融合的意味。例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纪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节，为此特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这次讲论中，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主张，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提出了“万殊一贯，三教同归”的说法，恰好是玄宗“会三归一”的注脚。这种看法，也是与玄宗遍注三教的做法是一致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戎马倥偬的肃、代二帝无暇举行三教讲论，直到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才举行了一次活动。此后，文宗、宣宗等亦曾举行过类似的活动，只是，讲论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的交锋与融合并不是主要目的。到了懿宗时期，三教讲论甚至成为君臣戏谑的一种表演，这与唐初那种相对严肃、充满思辨精神的热烈辩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唐玄宗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态度，其实也是大多数唐代皇帝的态度，虽然有些皇帝会有所偏重。比如，武则天时期，就因为佛教在其改唐为周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而对佛教极为重视。一些道士为了讨好武则天，甚至主动要求改信佛教，洛阳著名的大弘道观的观主杜乂就出家为僧，并著《甄正论》来攻击道教。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这种大背景下，仍有不少道士积极活动，为武则天改朝换代的行为呐喊助威。
唐人绘《六尊者像》（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