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极盛。
与印度传来的佛教相比，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持。这首先是因为，在大唐开国的过程中，不断有道教徒附会李氏为老子后裔的神话，以强调李唐建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的确是一种方便的宣传策略，以天命所归的神话，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对于道教而言，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二月，长安城南终南山中的楼观台，一座皇家支持建立的石碑竖立起来，撰作碑文并亲自书写的，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铭文则是由宰相陈叔达完成的。这通碑文记载了楼观道团的领袖岐晖在李渊起兵之后，不仅以观内粮草资给李渊之女平阳公主，又派楼观道士前往蒲津关迎接唐军的事迹。当李渊取得天下之后，岐晖的政治投资取得了丰饶的回报，不仅获赐大量土地，连观名也由“楼观”改为“宗圣观”，这表明唐朝统治者已经正式将老子视为其家族的先祖了。
《大唐宗圣观记》拓本（局部）
从南北朝末到隋唐初年，不仅是政治上走向南北统一的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也加快了相互交融的步伐，道教也不例外。到了唐代，此前各具传统的六朝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朝元阁老君像
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六朝时期的“靖”“治”等团体被宫观体系取代，道士本身也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唐王朝在对道教给予极大支持的同时，对道团组织的控制也日渐增强。
高宗一朝是唐代宗教政策定型的重要时期。乾封元年（666年）正月，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但这次大典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完成之后，高宗命令天下诸州置观、寺各一所。
这个政策对于道教方面，尤其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宫观网络，而这种网络对于佛教而言，早在隋代就已经具备了。
从泰山上走下来的唐高宗特意来到了老子故里亳州，在此，他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创建祠庙，置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正式获得了比较特殊的地位。
与佛教更多介入民众个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却力图影响国家的礼仪制度。在唐玄宗时期，这种努力到达了顶峰。
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深受玄宗尊崇的道门领袖司马承祯上言，说当今五岳神祠供奉的都只是山林血食之神，而实际上五岳都各有神仙洞府，有上清真人来担任仙官，负责山川风雨、阴阳气序。在他的建议下，几个月之后，玄宗下诏在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而其中的神像，均由司马承祯按照道经的记载，进行设计。
随后，玄宗派两京著名宫观景龙观、大弘道观的道士们与宦官一起，前往五岳所在州县，与地方官共同完成真君祠的建设。与之同时的，是在庐山修建了九天使者庙，在青城山新置了青城丈人祠。其理论依据，则是六朝以来流行的《五岳真形图》。
司马承祯的提议，是直接标榜道教的仙真要高于国家祭祀的五岳神，这实际上是自南北朝以来道教积极参与国家五岳祭祀活动的延续。五岳真君祠的置立，是唐代五岳祭祀道教化的顶峰，也是道教参与乃至改造国家祭祀的一个表征。
从隋文帝开始，在位的皇帝经常把自己的图像（包括金铜铸像与画像）安放在佛寺与道观之中。唐玄宗则对此进行了制度化推进，他下诏全国的开元寺、观都安放自己的铸像，这一方面显示了国家对佛、道教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对皇帝本人的神化。
最有意蕴的，当属长安太清宫。它置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起初名为“玄元皇帝庙”，后改名为“太上玄元皇帝宫”，最终定名为“太清宫”。太清宫供奉的主尊正是老子，而其性质则是道教宫观与皇家宗庙的结合。虽然其日常管理由道士负责，但其祭祀则列入国家的祀典体系，而太清宫使通常更由宰相兼领。从唐玄宗到唐末，太清宫成为国家祭祀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内容，这也是道教与国家礼仪制度结合的产物。
太清宫中的神像备受关注，天宝元年（742年），太上老君的塑像就被安放其中，他的身边，则是玄宗的汉白玉雕像。四年之后，宰相李林甫、陈希烈的雕像也出现在他的身边。到了天宝八年（749年），甚至连文宣王孔子的雕像也被竖立在老君像前，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唐玄宗时，道教经典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就是有名的“道举”。玄宗在长安设立了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老子》自不必说，《庄子》《文子》《列子》等也相继改名，成为“明四子科”的科目。代宗时权倾一时的宰相元载，就是在玄宗时通过道举而进入仕途的。
不过，唐玄宗虽然是位狂热崇道的皇帝，但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还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对当时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他还是采取了平衡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