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造成晚唐宦官专权愈演愈烈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藩镇割据削弱中央权力，为制约藩镇，宦官权力逐渐得到加强。
中晚唐的政治有三个顽疾，一是文官集团党争不断，二是藩镇割据分裂国土，第三就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而后面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宦官之所以在朝中能够不断强大，其主要原因是朝廷需要有制约藩镇的力量。可以说，藩镇割据的状况助长了朝中宦官力量的增长。
藩镇割据主要是指的某些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掌控，独行其是，造成了与中央分裂的局面。唐代的藩镇割据在晚唐很突出，特别是在河朔地区，其中，集中在三镇，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三个节度使成了割据的最强势力。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立了许多藩镇，在战后却不曾罢去，在河北、河东、剑南、岭南等地依然要驻兵戍守，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激烈的战场，其军队不仅不能削减，而且还时有所增。如此一来，边疆之重兵既不可去，为了互相牵制，只好继续保存中原诸镇有足够的兵力，才能避免“安史之乱”再度出现，王夫之说：“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雏、淮、楚之闲，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这说到了要害之处，中原诸镇的宿兵刚好可以防备来自关中地区的军队，同时，又可以保证东南赋税之地的安全，关中、东南和中原成三角形，而河朔是核心地带，史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只咽喉，通淮湖之运漕”。（见《全唐文》卷七四〇，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 ）所以，中原藩镇非常重要，但是，强化中原藩镇，特别“河朔三镇”在唐朝后期却成了灾难，因为这些藩镇的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封疆自重，擅权一方，其军队又能征善战，节度使便企图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这当然就对中央政权构成了威胁。
“安史之乱”
唐宪宗李纯登基之后，改革弊政，勤勉政事，提高宰相的权威，他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藩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并且使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出现了“唐室中兴”的局面。可惜，在唐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他主张“销兵”中央政府接收河朔，但藩镇长官多昏庸骄矜，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河朔三镇”又反叛了。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领兵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中央政府为了对付和牵制藩镇，需要值得信任的大臣，但朝中文官集团党争不断，而朝中武将在关键时刻常常出现反叛或用兵自重，此时，皇帝感到最值得信任的是作为“家奴”的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不断加强，渐渐取代了宰相和将帅的位置，宦官专权的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了。
（二）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关键在于宦官掌握了兵权。
“安史之乱”前，唐玄宗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而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且，唐玄宗时，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他们有土地，有属地人民，其兵甲，有财赋，成了半独立的王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势，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防军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唐玄宗错误地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安禄山身为胡人得到了权力，而杨国忠、李林甫搜刮民财，让安禄山有机可乘，造反就有了理由，而造反后，在马嵬坡，将士饥疲，六军愤怒，掌禁军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并逼唐玄宗缢死杨贵妃。而事件之后，李辅国辅佐太子李亨登基，是为唐肃宗。
唐肃宗通过“安史之乱”认为武将不可靠，只有宦官才可靠，从李亨开始，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开始操纵军政大权，宦官势力日益嚣张，同时，肃宗同时又宠信张皇后，纵容她干预政事。在此状况下，加封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始掌握兵权，这等于是掌握了朝廷的命脉。
在唐代前期，兵权皆由武将所掌控，宦官无权染指兵权。宦官最早接触兵权，大概是在唐中宗的皇后韦氏主政时期，韦氏派遣宦官薛思简带领着五百人，前往筠州防范中宗的庶长子谯王李重福发飙，开了宦官染指兵权的先例；此后，唐玄宗李隆基也曾派宦官杨思勖出兵征讨蛮夷。但这都是临时性的，而唐肃宗给李辅国等宦官的却是实际对兵权的掌控。
在代宗时期，代宗逃到陕州，当朝廷军队围攻陕州时，神策军卫伯玉部奉命参战，宦官鱼朝恩成了神策军观军容使，卫伯玉奉调入朝，神策军归郭英乂带领，郭英乂奉令入朝，神策军便归宦官鱼朝恩统领，而且，陕州节度使所辖的军队亦并入鱼朝恩统领的神策军，总兵力达一万多人。回朝之后，鱼朝恩以保驾有功，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统率京师神策军，之后，他又领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等使，掌握朝廷大权。他不但干预政事，慑服百官，还置狱北军，迫害无辜。根本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而到了建中四年，唐德宗因以司衣卿白志贞取代宦官为神策军军使，遭遇“泾卒之变”。事件平定之后，德宗认为文武大臣皆不可信任，重新将神策军交由宦官统领，并置左、右厢都知兵马使，后改为左、右神策军，并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皆由宦官担任。宦官掌握神策军已成制度，他们不谙军事又任用亲信奸佞，军队成了他们压制异己的力量，而军队因缺乏训练根本就没有战斗力，致使中央军的战斗力跟地方藩镇的军力相距甚远，因此，晚唐时期，中央军力根本无法抗衡强藩，最后，朱温虽然灭了宦官集团，但却也让唐朝灭亡了。
神策军的主要任务是拱卫京师、护卫圣驾，并担负着牵制藩镇军队及征讨的任务。而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掌握在宦官手中，便使宦官有恃无恐，这成了宦官专断朝政的兵力支撑力量，所以，他们才敢玩弄大臣于股掌之间，敢于妄行废立之事，甚至敢于谋害皇帝。
（三）宦官势力的膨胀，成了朝中文臣党争的依靠力量，这更助长宦官权力增大。
宦官掌控了兵权，势力膨涨加快，这一方面是侵害了旧有官僚集团的利益，因为宦官控制朝廷，自然就剥夺了朝中大臣的权力，而且还威胁皇帝，这与朝臣产生了冲突。但是，宦官掌控着兵权，所以比朝臣更强大，曾有朝臣想除掉宦官，但都失败了，这使宦官更为猖獗。这就造成了另一个方面，即朝臣们为了在政见党争中获胜，也需要借助掌握实力的宦官的支持，反之，宦官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也需要朝臣的协助，这中互动自然助长了宦官权力的进一步加强。
比如，“牛李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一直争斗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将近40年争个不停，唐武宗时，李党达到鼎盛，牛党纷纷被罢免；唐宣宗的前期，李党纷纷被赶出中央，贬谪到地方为官，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牛李党争”两派争斗，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争斗两败俱伤，但却助长了宦官势力的增强。唐文宗感慨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自然，在他看来，宦官比一直在党争的朝臣更可靠。
（四）官诱导皇帝沉溺于逸乐，而乘势掌控朝中权力。
晚唐的皇帝除宪宗和文宗外，都是很软弱的，而宦官却是比较强势的，宦官久争朝政，他们除了执着着掌兵权，与朋党朝臣勾结，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诱导皇帝安于逸乐，使皇帝沉迷声色，而当皇帝醉心于享乐之中时，皇帝也就把权力都交给了宦官，如此一来，皇帝也就成为宦官的傀儡，宦官能干预宰相、藩镇的任免升迁。皇帝疏于理政，宦官操控权柄，晚唐时期，基本上都是这种状况。此外，在晚唐多数时间内，宦官还常常执君命出使，指挥节度使等地方官，所以，宦官干预朝中朝外政务，并于升迁上来的大臣互相勾结，大臣为保仕途荣华，也积极奉承宦官，沆瀸一气，让朝中风气大败坏。
总之，晚唐的宦官专权是在藩镇割据出现，节度使力量增强的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因为朝臣党争让皇帝无法信任，才助长了宦官力量的增强，而宦官的专权，对晚唐的政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宦官专权来源于政权的腐败，又助长了政治腐败。宦官的腐败也是皇帝造成的，正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的：“一般来说, 在皇帝勤于政事, 积极有为的时候, 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 在政治腐败, 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 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 染指于政, 甚至左右政局。”晚唐皇帝多数是非常无能的，宦官自然也就能强势专权。
唐初的李世民创造了贞观盛世，当时的唐太宗是多么威风，可惜，到了晚唐，皇权越来越弱，竟有皇帝称太监为“阿父”的。为了制约朝中权臣，防备藩镇强使，晚唐皇帝用宦官来监视、控制朝臣，监督节度使和统兵将领，为的是分割、削夺各种强势权力，可惜，事与愿违，皇帝的权力不但没有得到强化，而且还助长了宦官集团的崛起，成了执掌军政大权的一派力量，在最后形成宦官专权局面。宦官专权其实是皇权旁落的产物，更是皇权与相权、皇帝与朝臣、中央与地方矛盾斗争的结果，而晚唐宦官如此专权，是最腐败的政治力量的最反动的表现，是专制皇权发展到腐败状态的必然反应，也是唐王朝覆亡的根本原因之一，宦官专制加速了唐王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