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部，四位反叛朝廷的河北节度使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建号立国的闹剧。幽州节度使朱滔称冀王，魏博节度使田悦自称魏王，成德的王武俊称赵王，平卢的李纳自称齐王。他们追溯了周代的分封制度，刻意把自己的领地打扮成周代的诸侯王国，虽然仍沿用唐朝年号，但却只对天子做象征性的臣服，在各自管内仿照朝廷典章设置百官。
这四个藩镇称王，主要是在各自藩镇内部为自己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事实上，到8世纪后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春秋那样的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颇为普遍。从这一点来看，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结构已经与前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朝廷面临的最大困局，那就是藩镇割据。当时为了尽快平乱，唐王朝先后任命了几位安史旧部担任节度使，他们仍然统率着原来的军队，并自行任命管内的官吏，只是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的承认，而朝廷则以节度使的头衔换取了暂时的安宁。在这些藩镇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田承嗣的魏博镇并称为“河朔三镇”，是最跋扈的藩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实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父死子继，长期割据一方，直到唐亡。在中唐以后，河朔三镇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时常连兵对抗朝廷，他们的存在，对中晚唐的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藩镇。河北之外，中原藩镇有些割据性较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等。南方藩镇则军队很少，往往不设节度使，而只设观察使，以文臣充任，他们基本忠于朝廷，江淮、剑南诸道则成为朝廷财政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