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的冬天，寒冷异常。但是遭到禁锢的党人却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二月，昏聩无能的汉桓帝驾鹤西去，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领袖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大将军窦武是灵帝窦太后的父亲，为人谦逊好学，不但没有外戚的种种劣习，反而具有为汉末名士所推崇的种种美德。太傅陈蕃则以正直不阿著称，一向被视为士大夫的楷模。他们二人执掌大权，让人们看到了大汉重整朝纲的希望。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如今，外戚与清流派官员结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还会远吗？
汉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外戚与士大夫联起手来，就会形成一把无坚不摧的巨型铁钳。公元前74年，外戚霍光和士大夫一起完成了更换皇帝的壮举；8年，外戚王莽在士大夫的鼓噪下，活生生地把刘家的汉朝变成了王家的新朝。在很多人看来，用这把巨型铁钳来对付一群阉竖宦官，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在168年的政治搏杀中，这把曾经令人胆寒的巨型铁钳却莫名其妙地生锈了。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景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统统革职，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上奏，要求立刻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了。
宦官被逼到了绝路之上。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杜密等党人的复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但他们并不准备坐以待毙。他们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窦武和陈蕃等人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忘了，宦官手里还掌握着最后的筹码——皇帝和太后。诛杀宦官的奏章是呈送窦太后亲阅的，可是宦官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显然被激怒了，他们怒吼道：“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该杀，可是我们这些人并无罪过，为何也要被族灭！”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殿，又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尉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
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陈蕃，字仲举，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平舆）人，少年时就有宏图大志。据说，在他十岁那年，父亲的一位老友薛勤前来拜访，见庭舍脏乱，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招待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污垢，哪能关心区区一间小屋呢？”这位一生尽忠的老臣，终于以死捍卫了自己“不畏强御”的高节，但却没能实现“扫除天下”的大志。千余年来，“扫天下”与“扫一屋”何者重要，始终是科场考试的重要命题。假如陈太傅和窦大将军能够更加周密细致一些，以“扫一屋”的态度来“扫天下”，也许这悲剧就不会上演了。只是历史容不得假设。
天下，是汉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刘。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样离不开污泥而陈蕃们仍然执意要扫除这污泥，那么被扫除的只能是陈蕃们自己。在东汉后期的专制政治体系中，皇权的行使离不开宦官。深度打击宦官，势必会伤及皇帝。伤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这个道理。陈蕃、窦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
对于年仅十三岁的汉灵帝来说，要让他完全理解建宁元年（168年）八月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的波谲云诡，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不知道这场宫廷政变的原委何在，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是逆臣贼子，是噩梦中出现的魔鬼，只知道温顺和蔼的宦官勇敢地扫除了魔鬼，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甫等十八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和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连他们选任的官吏也都被免官禁锢。
窦武、陈蕃结成的反宦官集团被宦官集团轻松击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所有宦官作为打击对象，不但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还使原本彼此不睦的宦官们团结起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窦武之死，固然是由于事起仓促；而陈蕃赴难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多少士大夫的援助。显然，清流派这个群体并不是官僚队伍的主流，他们与普通官僚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在此前此后的党锢系列事件中，很多官吏落井下石、坑害党人，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反宦官行动的最终失败，使朝纲昏暗的东汉王朝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内部调整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凯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通常能在这三股势力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一旦皇帝本身的掌控力弱化，很容易大权旁落，因此，三股势力之间的消长会影响政治格局的变化。窦武作为外戚集团，站在清流集团一边，跟官僚集团联合，事实上改变了以往三足鼎立的态势。
宫廷喋血已经结束，但是对清流派士大夫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窦武、陈蕃和刘淑被清流派士大夫尊称为“三君”，“君”的意思就是“领袖”。宦官已经砍倒了“三君”，接下来该受难的就是“八议”“八厨”了。建宁二年（169年）十月，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宦官的爪牙和曾经受到清流派批判的官僚联合起来，不遗余力地追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与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的党锢之祸相比，第二次党锢更为残酷。从受害人数上看，第一次党锢中，约二百名党人卷入其中，但没人被处死；第二次党锢则有上百人被处死。从地域上看，第一次党锢只涉及中原数郡，第二次党锢则是全国范围的。从禁锢范围看，第一次党锢只有涉案党人本人被剥夺了做官资格；第二次禁锢非但党人不得做官，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不得做官，就连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被禁锢终身。三服之外的亲属在当时其实已经有些疏远了，而株连至五服之内，惩罚之重，可见一斑。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熹平元年（172年）四月，一条青蛇盘卧御座，久久不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一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公卿大臣皆素餐尸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入狱。
建宁四年（171年）正月，京城内外喜气洋洋。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得到宽囿，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经不再是士人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十年内的两次党锢，最具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士大夫遭到反复摧残，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分裂。
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册之后，宦官集团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迅速走向灭亡。在光熹元年（189年）的宫廷政变中，两千多名宦官被集体屠杀。只是宦官群体的消失并没有挽回东汉的亡国命运，这或许是党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薄西山的东汉朝廷拒绝了清议，等待它的将会是什么呢？
曾经车水马龙的太学，如今门可罗雀。曾经喧嚣沸扬的洛阳城，终于归于宁静。这是闪电来临之前短暂的宁静。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正在隐隐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