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们认为是大脑过程的东西可以发生在大脑之外的地方。
一如既往，一部惊悚片抢在科学家之前表达了那个想法，措辞更加恰当、更加触动人心。
在1983年经典电影《录像带谋杀案》中，欧布利韦恩博士这个令人无法忘怀的角色告诉我们：“电视屏幕是思维的眼睛。因此，电视屏幕是大脑物质结构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媒介理论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全是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这些学者的徒子徒孙。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那部电影的男主角发现，他的身体而不是他的思维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他的肚子上张开了一张大嘴，边缘是恐怖的、颤动的嘴唇褶皱，以武器为食。他的手上长出金属螺丝钉，钻进他的手腕，把枪固定在肿胀变形、渗着血水的手里。他被告知去杀戮，于是他就去杀戮。他的思维并没有被入侵，而是存在于自身之外，而今，思维中包含了数之不尽的录像带。
不知怎么的，这隐约就是我们。这个丑陋可怕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对哲学家、生物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而言，这个噩梦般的场景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新领域，它被称为具身认知或者延展认知。大体上来说这是指，被我们认为是大脑过程的东西可以发生在大脑之外的地方。
某些情况下，这并非一种特别激进的观点。
例如，章鱼拥有非常奇特的思维，有时发生在大脑里，有时超出大脑的范围，扩展到满是吸盘的触手。神经元遍布章鱼全身，触手中的神经元比大脑中的神经元还要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许每只触手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生物，它们在危急时刻归化成一个超意识。
具身认知告诉我们，人类比我们自己认为的更像章鱼。我们的思维不像是笛卡尔所设想的那种虚无缥缈、只存在于概念里的“我”。我们始终在用我们的身体去思考，始终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
身体决定了大脑的运作方式，这超过了大脑对身体的控制程度。我们走路的时候——无论是愉快的午后漫步，还是气冲冲地快步离去，抑或是半夜溜进陌生人的家，我们的意图似乎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入我们的思维——大脑也许控制着每只脚的落点，但这种决定总是受限于腿的形状。我们不能像拥有三个腿关节的动物那样悄然尾随，也不能像千足虫那样匍匐爬行，或者像长颈鹿那样高视阔步。
大脑处理行走任务的方式已经被身体的物质结构所决定。因此，难道不应该把身体视为我们决策器官的一部分吗？正如把灵魂概念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生物学还原论者所说，思维不等于大脑。它不是在大脑逻辑处理单元上运行的软件。从各个方面来看，它更大、更丰富、更全面。它有关节，有肌肉。纯净的理性思维也会流汗，也会大便。这个身体，这一堆终将腐朽的血肉，是真正的你。
这就是具身认知。而延展认知则更加怪异。
很多年前，当我站在高高的楼顶上、伦敦地铁的站台上或是泰晤士河边时，我会有一种跳下去的奇怪冲动。并非因为我活得痛苦不堪，也并非因为那个时刻我特别想死。那种感觉就像一种渴望，一种强迫症，一种对死亡的深深眷恋。我会想象自己跳下去的情景，那是如此地愚蠢和致命，不为别的，只为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毁灭。我会品味被日常生活包围的感觉——站台上的通勤者，观赏泰晤士河的游客——同时觉得自己就站在虚无的边缘。你可能也有过同样的冲动。但对我来说，仅此而已。
如今，有时我仍会感觉到那股冰冷的、令人眩晕的呼吸吹拂着我的脖颈，但我想投进虚无空间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手机。现在，难道手机不是大脑物质结构的一部分吗？
1998年，《录像带谋杀案》上映15年后，同为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默斯（David J. Chalmers）终于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文《延展思维》中，弄懂了这部影片。他们认为，思维没有理由困守于身体，它被皮肤包裹，随着嘴巴开合。
近期的研究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佐证：研究显示，蜘蛛可以利用蛛网来处理和存储信息，本质上来说，就是把思维过程“外包”给物质结构。克拉克和查尔默斯问道，为什么要把思维重组视为“行为的一部分”，而不是“思想的一部分”？
我们在纸上记东西（比如列出购物清单）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头脑之外的地方记忆吗？最重要的是，语言本身难道不是存在于个人思维之外的东西吗？我们无法发明自己的私人语言。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所写，我们可以发明自己用来描述事物的文字，但前提是文字的替代品已经存在。我们不可能使无法交流的语言具有意义。语言如雾里看花，是一种象征性的、主体间的以太，但同时又构成了我们思想的物质性和我们认知的结构性。语言难道不是替我们思考吗？
这并非完全是一个新想法。
柏拉图在其《斐德罗篇》中，对书写表现出迟疑甚至害怕的态度，因为它是一种人工记忆，一种记忆力减退。（2000年后的弗洛伊德颠倒了这个比喻：无意识思维就像儿童玩具“魔力书写板”。）柏拉图认为，书写是一种药物，用来“治疗”遗忘，但如果服用过量，就会变成毒药：一个人本身将不再记得事情，记住事情的是文字，这是一种邪恶的自治。如今，智能手机也遭到了同样的批评。这一点，古今并未有多大改变。
但最重要的是，一种类似于延展认知的理论出现在了黑格尔及其弟子（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中。在传统的辩证中，封闭的、自包含的笛卡尔意识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置身于世界和历史中，才会有意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了非异化劳动的过程。“劳动的目标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对人类来说……在他们创造的世界里自我思考。”
不具备所有权或稀缺性的劳动是一种游戏：你把外部世界变成其他东西，更适合你的需求和存在的东西。在被解放的未来，物质世界是我们自身意识的外化，这是真正的人类家园，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但它现在还不是；我们首先必须推翻资本主义。20世纪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谈到了这个话题：“主体和客体的分离”是存在的——我不是我周围的世界，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周围的世界令我感到害怕，对我异常冷漠——但这是“强制性历史过程的结果”。以前并不总是这样，以后也不必一直如此。按照延展认知理论，这种分离已经结束，主体和客体现在统一了。
但还不完全。延展认知有望推翻这样一个观点：思维只存在于大脑的褶皱中。事实并不总是如此。认知被延展、被外包，从颅内黏质渗透进物质世界。但和章鱼的触手一样，它也可以缩回来。还有更奇特、更危险的可能性。
以购物清单为例。在克拉克和查尔默斯看来，这是大脑过程（信息储存和检索）被卸载到一张纸上。但这是谁做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有限公司》一书中对同样的客体作出了大为不同的解释。他写道：“当‘我’列出购物清单的时候，我知道，如果它暗示我不在场，如果它已经和我分离，以便在我‘在场’行为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如果它可以在另一个我不在场的时刻使用，那么它将只是一份清单。”
就算你当前没有在看，清单仍然将发挥其认知作用。就算你死了，它仍然将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能接受购物清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思维，那么人类大脑中的思维机器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客体的思维能力无关乎大脑的哪个部位。战争纪念碑替我们记住了死者的名单。同样，一张小纸片记住了牛奶，哪怕很久之后杂草丛生，全世界已经满不在乎，它仍然记得。
在小说《莫洛伊》中，作者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用了一大段文字来描写主人公莫洛伊在海边的一个栖身之所，试图构想出一套系统，以便在他的各个衣袋和嘴巴之间转移吸吮石，让他不会吮吸同一块石头两次。他想出了绝妙的方法，那是确定世界秩序的新方法：
石头每四个一组，在衣服上有序的托勒密宇宙中转移；石头以后现代主义的无序性逐一转移。
究竟是莫洛伊在思考，还是那个包含了口袋和石头的动态体系在思考？
这段文字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往往将之视为对逻辑体系的戏仿，或是一种理性之外的形式。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哲学家德勒兹和心理学家瓜塔里看到了一种新的推理模型：精神分裂的、无实体的和发散性的。莫洛伊的石头轮换体系是一部“完整的机器”，“嘴巴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充当吮吸石头的机器”。
我们习惯于把活性机器看作数字机器。一说起死物会思考的可能性，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电脑。
我们或许太短视了。
我们认为所有属于大脑和电脑的过程，也许满世界都是。如同腿决定了行走方式一样，当风吹动海滩上的沙粒时，沙粒形成的图案蕴藏了未知信息；互联网与语言世界的疯狂连接在草地上嗡嗡作响。思考机器会思考，它有它的过程和功能。惰性客体的世界可能也会思考，只不过是以缓慢而奇特的方式，我们只能借用片刻，然后它们会再次沉寂。
翻译：于波
来源：The Atlan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