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只要一谈论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健康心理学家指的几乎都是消极情绪：愤怒、仇恨、抑郁、恐惧、焦虑……当然，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消极情绪一般来说会损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加心脏病发生的概率，等等。这方面的证据已经堆积如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2005年，两位杰出的健康心理学家统计了截至当时两类文献的数量：对抑郁与健康关系的研究[71]，以及对快乐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他们发现第二类文献的数量不到第一类数量的1/20。健康心理学家开始关注积极情绪的影响——快乐、喜悦、满足、渴望、兴奋、热情等——还只是最近的事。不过在迈出这一步之后，健康心理学家很快就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关联，以至于积极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如今成了行为医学里最经得起推敲、最能与各种研究相容的发现之一。但是要真正确立积极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却并非易事，其中的原因涉及心身医学所必须克服的另一个困难，即找到一种可靠的方法来评价人们的心境。
这看似显而易见。你或许会认为，随便找个人问问他对自己的生活从总体上来说是否感到幸福或者满意，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可靠的回答，或者至少足以进入实验室的实验记录。然而事实上，人们非常难以对自己是否幸福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这是因为，尽管一个人是否幸福在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轻易改变——毕竟，家庭、工作、健康等决定一个人幸福感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如果我们不考虑突发的灾祸以及彩票带来的意外横财的话——但事实上，人们对幸福感的自我评价是极其摇摆不定的，这取决于他们被问及自己幸福感的时间。请记住，他们要回答的问题并非“你现在感觉如何，心情可好”，而是“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如果仅凭他们的回答做出判断，你会发现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在晴天高于雨天。在刚被下班路上的糟糕路况折磨之后，人们的幸福感也会比在单位或者学校诸事顺遂时要低。
但是照理说，我们这个问题想要搞清楚的其实是一个人对婚姻、工作、子女等的满意程度，而那些是不会受到天气和上下班路况影响的，所以这里显然存在问题。尤其是，如果一项研究试图寻找总体幸福感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联的话，依赖人们自己的回答就更有问题了。如果出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对幸福感的评价是如此不可靠，那么不管影响健康的都是哪些因素，个中关联都将会变得晦涩不明。的确如此，几十年以来，对总体满足感或者幸福感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幸福的度量问题造成的。
所幸的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发现，我们不能指望人们会诚实、准确地告诉你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或者幸福程度[72]——只要他们的回答还取决于窗外是晴还是雨。以其在人类判断与决策领域的开创性发现，卡内曼与人分享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关于幸福的主观度量中所固有的偏差及其消除，他也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他与同事们发现，如果请人们描述他们在各个当下的经验——而不是直接去问他们“你幸福吗？”——然后再通过将他们的回答汇总来对总体幸福感做出评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对人们生活总体满意度的度量指标，而这样的一个幸福指标将更准确，更少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实际操作起来，这意味着给人们一个寻呼机或手机之类的装置，然后在数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随机地对他们进行短信或者电话采访，请受访者汇报他们此时此刻的感受。对许多样本进行汇总之后，就可以得出人们的幸福指数，而这样的指数就不容易受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比如，因为开在你前面的那些车的车主喜欢看热闹，经过交通事故现场的时候会放慢车速，被这么一耽搁，害得要跟你共进晚餐的孩子们久等了。
如果我们把积极情绪与健康的关系比作一个方程式，那么科学家一旦弄清楚了等式的左边（幸福水平），他们接下来就可以着手评价等式的右边（健康），然后判断幸福对身体健康有怎样的影响。为了清楚起见我们需要说明，所谓“幸福水平”（happiness level），我指的是某种持续性的东西，用心理学家的术语来讲就是一种特质，而非状态——一个人典型的情绪经验，而不是对具体事件转瞬即逝的反应。卡内曼提出的方法论讲的其实就是要捕捉情绪特质，而不是情绪状态。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下面将要介绍的研究都采用了所谓的前瞻性设计（prospective design），也就是说，研究者在研究伊始会对情绪特质（以及健康）做出度量，然后判断既定的情绪特质在研究期间是否会带来身体健康的变化。因为情绪特质的度量是在健康状况发生变化之前，所以健康的变化不可能是造就情绪特质的原因——也就是说，生病不可能是患上抑郁症的原因，连续几年未患流感也不可能带来强烈的满足感。抑郁症和满足感是在前的。换言之，我们将健康状况随后的变化归因于基准时点的情绪特质是有道理的。
在其他很多的研究中——同样是研究身心联系对健康的影响——情况却不是这样。具体来说，研究已经表明，积极情绪会降低居家老年人患中风的概率，降低冠心病在曾经的患者身上复发的概率，提高辅助受精的女人怀孕生子的概率。这些研究尽管有意思而且富于启发性，但并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消极的情绪特质其实是亚临床疾病（subclinical disease）的标志。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健康不佳是出现消极情绪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比方说，心血管疾病会让你感觉自己是一个病人，于是就产生了消极情绪，而不是因为你有了消极情绪，所以才患上了心血管疾病），健康良好是出现积极情绪（具体来说，比如精力充沛的感觉）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也许你还听说过，积极情绪会带来更好的疗效——“只要保持乐观心态，就一定能战胜乳腺癌（或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之类的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相关证据模棱两可。对这一论断进行验证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就算验证，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样——我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行为医学权威的赞同——如果对于一种疾病我们已经有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其患者短期内也并无性命之虞（如I期乳腺癌、冠心病和艾滋病），那么积极情绪对病人可能是有益的；但如果一种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晚期，而且缺乏有效的诊疗办法（如转移性黑色素瘤、转移性乳腺癌和终末期肾脏病），那么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就可能是有害的。这里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如果总是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我没事儿！”——病人就不一定会向医生如实报告自己的症状，因而就得不到合适的护理，跟医生开出的药物或者医生推荐的治疗、筛查失之交臂。有时候，过于乐观也会适得其反。
最近的几份研究就积极情绪对健康的益处提出了有说服力的例证。两位世界级的精神生物学（psychobiology）权威专家，来自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安德鲁·斯特普托（Andrew Steptoe）与迈克尔·马默特（Michael Marmot）[73]，收集了116名男性和100名女性的健康与幸福数据。所有这216人都是处于中年的英国公务员，年龄在45岁至55岁之间。科学家们随后分析了幸福（采用了卡内曼提出的比较科学的评价办法）与三项重要的生物学指标之间有无关联，这三项指标分别是心率、皮质醇水平和血浆纤维蛋白原（plasma fibrinogen）水平。[所有这216人同时还参与了著名的公共健康“白厅研究”（Whitehall Study），所以研究者可以拿到几十项这些人的生物学和医学指标。]较低的心率一般来说意味着心血管功能良好，所以运动员的心率往往每分钟不到50次，甚至不到40次。皮质醇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当我们身处恐惧、威胁或者焦虑时，大脑就会向肾上腺（肾上腺就在肾脏的上方）发出信号，命令后者分泌出皮质醇，然后皮质醇就会进入血液。皮质醇能够调动体内资源，抑制压力之下的损伤可能会导致的炎症，从而帮助我们的身体应对急性应激局面（acute stress）。但体内的皮质醇一旦释放过多，或者释放得不合时宜——也就是说，皮质醇的产生并非出于真实存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而是由隐性的长期焦虑所引起的——就有可能对大脑和身体造成伤害，甚至会杀死大脑的神经元。血浆纤维蛋白原是一种分子，它与冠心病和炎症存在关联。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有压力的情境时，血液中血浆纤维蛋白原的含量会增加，所以它是判断是否有炎症的一个通用指标，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疾病脱不了干系。
在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中，那些对自己的幸福感评价最低的人跟自我感觉最好的人相比，皮质醇水平高出了48%。在处理两项会带来压力的任务时，最不幸福的人的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还会出现飙升。这两项任务分别是：（1）要求受试者说出单词字体颜色的斯特鲁普测验（Stroop test，如果这个词是“钢琴”，那自然是小菜一碟，但如果放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绿色字体的“红”，或者棕色字体的“蓝”，恐怕就有点绕了）；（2）请受试者用笔将印在纸上的星形图案描一遍，要求不能直接看纸和笔，只能借助一面镜子来追踪纸和笔的相对位置。另外，受试者事先还被告知了普通人完成这两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不过这个时间其实是假的，比人们的实际完成时间要短得多，所以可想而知，实验参与者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压力不小。但是，人们对压力的生理反应存在很大差异。平均来看，最不幸福的人跟最幸福的人比起来，前者的纤维蛋白原增加是后者的12倍之多。
这些发现表明，一些反映人们健康状况的生物学指标同幸福存在关联。非常有意义的一点是，斯特普托和马默特并没有就此收手。三年之后他们重新联系了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对志愿者的生理指标重新进行了测量。他们发现那些在积极情绪上得高分的人的心率、皮质醇和纤维蛋白原水平依然较低。看来，最开始的结论并非只是一锤子买卖。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判断幸福是否真的会影响身体健康。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一项研究要归功于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谢尔登·科恩（Sheldon Cohen）。[74]科恩招募到了334名志愿者，志愿者的年龄在18—55岁之间。科恩会安排科研人员对这些志愿者进行电话采访——也就是卡内曼用来评价幸福感的方法——请他们为自己的情绪打分，每天一次，持续三周。具体来讲，志愿者手上有一个清单，里面包含了9个积极的形容词与9个消极的形容词，比如高兴、欢乐、平静、放松、振奋、精力充沛，或者难过、沮丧、紧张、恼火。当接到电话采访时，志愿者会告诉研究者这18个词与他们当时的心情有多吻合。在这三周的心情测试之后，实验参与者会来到科恩的实验室。一名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放了一只滴管，里面装满了鼻病毒（rhinovirus）溶液。这些溶液会在参与者的鼻子里引起普通的感冒。在接下来的5天里，实验参与者将会被隔离，完全生活在实验室里，靠读书、看片、听音乐、吃饭、睡觉打发时间。每天会有一名科研人员来检查他们的身体——这是他们每天的高光时刻——看看他们是否有感冒症状，如果已经感冒，又有多严重。鼻塞是感冒严重程度的衡量指标之一。研究人员会向志愿者的鼻孔里喷一种染色剂，然后测量染色剂到达咽喉所需要的时间。时间越长，鼻塞越严重，感冒也就越严重。衡量感冒严重程度的另一个指标是志愿者用过的纸巾的多少。
科恩的团队发现，积极情绪最少的志愿者与最多的志愿者相比，前者患上感冒的概率是后者的3倍。他们还发现，实验参与者中社会交往（尤其是积极的社会交往）最多的人，感冒的概率最低。即便是考虑到实验参与者基准免疫力的不同——也即，是否早在实验开始之前志愿者体内就已经有抵抗感冒病毒的抗体——这些结论仍然成立。有意思的是，对既定的感冒严重程度来说，一个人越容易出现积极情绪，他报告的感冒症状往往就越少，程度也越轻。换句话说，如果根据鼻塞和鼻涕分泌量来判断，两个人的感冒一样严重，那么他们中对生活更满意的那位报告的感冒症状较少，程度也较轻，而更郁闷、脾气更坏的那位（症状相同）则会吐槽说：这感冒真让人无比难受。对所有积极情绪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者来说，这个发现敲响了警钟：关于人们的健康状况，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证言是不够的。那些充满着积极情绪的人会为你描绘一幅玫瑰色的图画，即便他们的身体健康程度客观来说并不比他们抑郁、爱发脾气或者长期处于愤怒之中的邻人更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相关研究需要像科恩那样对疾病做出实际测量，而不能依赖受试者自己对风湿性关节炎、纤维肌痛及其他健康方面的描述。
没有哪个科学事实仅凭一项实验就可以确立，幸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尽管在我看来，科恩的研究是同类研究中最严谨的之一，其他人卓越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个富于首创精神的研究团队关注的是年轻修女自传式的书写，包括个人流水账单、信件等。[75]这些修女当时的平均年龄为22岁，是来自圣母修女学校（School Sisters of Notre Dame）的教众成员。1930年9月22日，当时修女学校的校长（住在密尔沃基）给她负责管理的所有修女写了一封信，要求她们每人写一篇自传，记录下自己的生活。这些资料许多留存至今。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的戴维·斯诺登（David Snowdon）领衔的科学家们对这些修女的文章进行了分析。180篇自传中的一些用词反映了修女的某种情绪体验，或者积极，或者消极，或者是中性。研究者对这些词逐一进行编码，然后计算了表达积极情绪的词句出现的频率，结果发现：积极的词句出现得越多，修女60年后仍然健在的概率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表达消极情绪的词句出现的频率并不会增加早逝的风险。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支撑我们颐养天年的是积极情绪的陪伴，而不是对消极情绪的远离。
另一项杰出的研究在两年的时间里追踪了65—99岁之间的墨西哥裔美国人。[76]研究发现，一开始积极情绪的水平更高的人与更低的人相比，前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去世的概率只有后者的一半。这项2000年的研究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被研究者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处理的不仅包括一个长长的疾病清单（如心脏病、中风、癌症、糖尿病和关节炎），还有是否超重、是否吸烟、是否饮酒，以及消极情绪水平等指标。但即便研究者对这些会缩短寿命的疾病与习惯加以排除，积极情绪与更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仍然成立。
2001年的另一项研究同样令人印象深刻。[77]研究者对健康老年人的积极情绪进行了测量，发现：研究初始时积极情绪的水平越低，老人在接下来的6年里罹患中风的概率就越高，这在男性身上尤其明显。在对不同的老人中风风险的差异进行解释的时候，研究人员同样排除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体重、血压、是否吸烟、心脏病史、是否患糖尿病、消极情绪水平等。
2008年的一篇文章对70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这些研究的受试者既包括病患又包括健康人。[78]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否生病，积极的心理上的快乐或者幸福都会降低死亡的风险。比如，心理上的幸福会降低身体健康的人因急性心血管疾病而猝死的风险，还会降低肾功能衰竭的病人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死亡率。
积极情绪与寿命或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上面只介绍了一小部分。所有这些研究综合在一起令人信服地表明：幸福与健康之间的确存在关联。简言之，一个人越幸福，他就越健康，这可以由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指标来具体衡量，包括皮质醇水平、患感冒的概率、寿命等。但我并不想让各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恰恰相反，这些研究都还存在重大的缺口。比方说，就对健康的影响而言，更多的积极情绪与更少的消极情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差异？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研究难以给出清楚的回答，因为它们对两者并没有完全区分。有无这种可能：一些健康上的益处看似应归功于积极情绪，而实际上只是因为远离了消极情绪（既然有那么多文章指出了消极情绪与疾病之间的关联）？这似乎有点吹毛求疵，但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一个现实的理由。在我们的生活态度维度上，如果说只要没有消极情绪就能够保持健康，那么待在该维度的中间，远离被忧愁所主宰的“消极”那一端，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仅仅没有消极情绪还不够，重要的是要拥有积极情绪，那么为了增强身体的健康，你还需要向生活态度维度上“积极”的一端靠近。
关于积极情绪与健康之间的关联，还有另一个告诫：尽管那项英国的研究发现了积极情绪会降低皮质醇和纤维蛋白原水平，那是向彻底理解积极情绪影响健康的机制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关于积极情绪究竟是如何影响到健康的，我们还知之甚少。首先，心满意足、精力充沛、积极乐观的人往往更懂得关心照顾自己，会坚持健身，保持充足睡眠。其次，这些人会有更良性、更密切的社会交往，这会降低患病和早逝的风险。最后，科恩已经指出，对那些令人愉快的病人，医生和护士等医护人员可能会更用心，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来对病人进行临床诊治以防止疾病威胁生命，会舍得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说服病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等等。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因果机制似乎也是言之有理的：一种被我们称为“情绪”的大脑状态会传遍全身，从而影响到我们脖颈之下的身体健康。
上面这些研究都试图证明情绪与身体健康是相关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具体的情绪风格是不是也与身体健康相关？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仅仅一种情绪风格——“积极”的生活态度——就会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对健康产生影响：
●也许最显而易见的是对行为的影响。读到这里各位读者也许会失望，因为积极情绪仅仅是间接地通过行为对健康产生影响。但这一点非常重要。能够持续体会到快乐、喜悦和幸福的人会注重饮食健康，经常锻炼身体，拥有更好的睡眠。这些都能够增强身体健康，提高免疫力，延缓身心衰老。
●积极情绪还能够直接作用于生理机能，抑制心血管系统与神经内分泌系统（neuroendocrine system）或者荷尔蒙系统。这都是通过所谓“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完成的，交感神经系统是我们神经系统中基本不受意识支配的部分。除其他功能外，交感神经系统还控制着我们面对危险时的“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如果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受到抑制，心率将会下降，而心率低一般被视作心血管健康的标志。同时，血压也会下降，降低患中风的风险。抑制神经内分泌系统能够降低血液中“战斗或逃跑”荷尔蒙——肾上腺素（epinephrine）和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的浓度。
●积极情绪还能够通过免疫系统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已经有证据表明，积极情绪能够提高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催乳素（prolactin）和催产素（oxytocin）的水平。生长激素与催乳素能够与白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使这些免疫系统的卫士在抗击感染的时候更警觉，更有效；而催产素能够降低血压和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水平。
●积极情绪对身体甚至还有更直接的影响。大脑中一些被称为“交感纤维”（sympathetic fiber）的神经元与身体的胸腺和淋巴结相连，后者是免疫系统细胞的“生产车间”。因此，通过积极情绪将大脑中的这些神经元激活也就能激活胸腺和淋巴结，释放出抗感染的细胞。交感纤维还能释放出大量能够与白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的物质，同样可以让白细胞做好与入侵者作战的准备。
正是因为上面列出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更加有必要确定情绪风格影响健康的真实机制。下文将会介绍关于情绪风格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我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但在那之前，我会先向各位谈谈我们最近的一项实验，通过这项实验，读者可以看到大脑与身体之间强有力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