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开始就提到，本书中关于食物思维的内容与关于饮食行为的内容一样多。我认为我们进行食物思维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一套隐性的食物理论（theory of food，ToF），这是一套对我们脑中饮食习惯的内向的认知表征。我设想中的食物理论可以与心智理论进行类比，二者有许多相同的基本特征，这些复杂的认知特性我们前一节已经讨论过了。心智理论的演化背景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生活在具有高度交互性的社会群体中，有能力理解其他社会角色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相似地，食物理论的演化背景不仅仅在于食物对于生存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习怎么吃、吃什么，还在于我们基于语言的复杂文化环境，将食物嵌入了一张由各种认知关联构成的大网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灵长目动物在成长过程中都要学习如何进食，它们会观察母亲以及社会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是如何处理食物的。食物理论和心智理论一样，都不是人类的专利。但是我相信，和心智理论一样，在社会文化环境和强化的认知能力的作用下，人类食物理论的水平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我们的食物理论不可能仅关注营养，因为当生存境况到了生死攸关之时，生理和文化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就好像生物学中的性别二分法在人类文化中表现得千姿百态，异性之间的繁殖行为在人类文化中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人类的食物和饮食当然也不仅仅是消化吸收而已。我们的食物理论不仅关于能量，更重要的是理解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
与心智理论、语言能力相似，个体食物理论的具体形式也是在其童年的关键时期中塑造起来的。发展心理学家们长期跟踪了婴幼儿饮食习惯的常规发展变化，从断奶后一直到食用更为成人化的“餐桌食物”。自从肥胖症在发达国家流行以来，这一阶段的婴幼儿饮食就受到更仔细的观察。研究者们认为可以在这一阶段进行肥胖症的潜在干预治疗。这更加彰显了发展阶段的饮食环境的重要性——它可能影响个体一生的饮食习惯。利恩·伯奇（Leann Birch）及其同事认为，那些初为人父母者，尤其是那些超重的家长，应该学习如何正确地喂养婴儿，这样可以降低孩子日后患肥胖症的风险。[13]家长还应该学习喂食之外的其他安抚婴儿的方法，并且学会判断除了饥饿之外婴儿还有哪些不适表现。
毋庸置疑，童年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对成年后的行为模式有着巨大的影响。食物理论从童年期开始形成，这些习惯就是其外部表现。但是食物理论不仅仅是可观察到的个体饮食习惯，它还包含了个体对食物的看法，对食物意义的理解。
前几章中我们探讨过不同的认知过程是如何与人类的饮食体验发生联系的，对许多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各种感官在饮食中扮演的角色。食物的味道、气味甚至还有触感和声音结合起来，共同塑造了进食时的体验。但是更深层次的饮食体验及其含义则受到其他认知过程的影响：记忆、动机、对新食物的畏惧、对老食物的轻视，等等。饮食的社会环境也很重要：同一种食物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食用，感受就会大不一样。在棒球乐园中啃一份热狗是多么悠闲惬意，不过同样一份热狗，如果是你在求职面试的途中购于路边摊，一边啃一边匆忙赶路的话，滋味就完全不同了。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就是因为我们内部食物理论考虑的不仅仅是食物的感官或营养价值。
与心智理论一样，个体的食物理论同时受到基因与环境的影响。脑部功能的灵活性非常惊人，但是仍旧会受到生理限制，相似地，生理因素赋予某些个体独特的潜力，只要时机合适，这种潜力就能释放出来。食物理论与其他复杂的认知能力一样，随着遗传与环境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个体差异。某些人的食物理论使他们安于有限的、熟悉的饮食结构，而另一些人则涉猎更广，将食物视作探索与冒险的途径。
与心智理论一样，我们很难指出哪个具体的脑部神经网络是负责食物理论的。由于食物理论既指导人类的进食，又指导其停止进食，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与消化功能相关的脑部区域算不算是食物理论的默认神经网络。没有专门的神经网络，也无法预测脑部区域的激活顺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食物理论的发展不存在演化倾向。语言能力和心智理论等复杂的认知过程无疑都是适应性的，而我们形成食物理论的能力很可能也是适应性的。我们对于复杂认知过程生理基础的理解尚处在起步阶段。实验方面当然希望能够通过研究个体神经网络的不同组成部分来理解食物理论，而不是面对一个由若干神经网络相互勾连而成的完整的运转系统。
儿童能够学会自己在成长期听到的语言，同样地，食物理论也受到成长期环境的强烈影响。但是食物理论是否还表达了一些更深层的生物学因素？想想，我们在行为学和解剖学上的许多适应性，并不是在今天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如今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以随时获取深加工的高糖高脂食物，我们有固定的用餐时间，因此每次也不会吃很多。饮食变得越发私人化，缺少社会性，而且大多数人已经远离了天然的食物来源。食物的季节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不仅糕点、无糖汽水、薯片全年供应，连番茄、芦笋和柑橘类的水果也已不分四季。
食物理论并不是在现代化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其演化背景是这样的：优质、营养的食物数量有限或者难以获取，食物有季节性、种类非常多，有时有食物匮乏的情况。在这样的传统饮食环境中，几乎所有个体都深谙食物获取及制作的过程，从狩猎、采集到烹制、食用。食物本身就是社交货币，而不是需要用社交货币来换取。许多亲族成员一起用餐，而不是以小家庭为单位。食物与宗教、仪式活动的联系也比今天更紧密。
我不确定季节性、家庭联系以及仪式活动对于食物理论的发展有何具体影响。但是，从整体来看，在人们与食物的关系方面，现代饮食环境与更传统的环境相比，显得有些贫乏。这种贫乏并不是热量或者营养的贫乏，现代饮食最不缺的就是热量和营养。但是现在许多人选择只食用很少种类的食物，这些食物的吸引力在于其富含糖分和脂肪。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食物消费的社交与仪式背景被弱化了。在丰裕的环境中，进食变得与饥饿无关。情绪化进食、为快感而进食、出于无聊而进食、为了拖延其他事情而进食——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演化史中极少发生。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现代发达国家中，个体的典型食物理论与传统环境中的食物理论大不相同，不仅内容不同，其背后的认知联系也不同。
或许我已经有点超前了，但是我的食物理论假说中蕴含的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生活在发达国家饮食环境中的许多人都太胖了，他们需要减重，至少营养学家、公共卫生官员、内科医师、个人健身教练以及所有其他关心该问题的专业人士都这么认为。减重一般都需要节食，我们在前面探讨过，改变饮食习惯是非常困难的。食物理论强调了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学习与食物、进食有关的知识和行为，我们的食物理论也随之形成。改变饮食习惯实际上就是改变我们的食物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好像学习第二语言，不对，更像用第二语言取代母语。我并不认为饮食习惯与母语一样在认知上根深蒂固，但是这两者也并不是完全不同。食物理论将我们吃下的东西织成一张认知的大网；食物是食物理论的主要部分，如果将这部分内容整个地替换掉，会对认知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会受到认知网络的抵制。人类基本的行为灵活性意味着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是这种调整需要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当旧饮食中的成分仍可随时获取时，这种调整就变成了对意志力的考验。
对探索和创新的态度也是食物理论的一部分。我很想知道，那些在饮食上敢于冒险尝鲜的人，是不是比饮食保守的人更容易改变饮食结构。尽管节食是“限制食物摄入量”的同义词，但是从更加全面的认知角度来看，节食是对饮食习惯基线的扩充。成功节食者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与失败的节食者截然不同，更加开放的食物理论或许能帮助培养这些有助于成功的态度。
节食很重要，但是对于饮食的乐趣恐怕没有什么帮助。那么食物理论对于饮食有哪些更加正面、积极的影响呢？其中一点就是帮助我们摆脱食物的味道、质地和饱腹感在饮食中的霸权。当然，食物的味道、质地和饱腹感并没有什么错，我们都喜欢味道好、口感好、能吃饱的东西。千万年来，人类依据这些属性来评估潜在的食物来源，评估某具体食物好不好吃。味道、质地和饱腹感对于我们祖先的生存是非常关键的，于是我们演化出了对于甜味、咸味、脂肪和饱足的认知偏好。但是这些最显著的特性可能会统治饮食体验的所有方面。在现代饮食环境中，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大量食物，饮食很容易变成只吃那些最脆、最咸、最肥（通常也最便宜）的食物，直到吃饱——可能还要留点胃口给冰淇淋。
吃味道好的东西把自己填饱，这无可指责。但是，食物理论让饮食变得不仅仅关乎吃喝，除此之外饮食还有更多的乐趣。例如，我们都知道记忆与食物之间的重要联系，第五章讨论过，像感恩节大餐这样的享宴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许多扎根于美国历史之中的事件和意识形态内容，还可以令我们回想起与亲朋好友共同进餐时的场景，通常是一些快乐的回忆。但是我们满怀热情四处搜寻的美食或者自己烹制的食物，也可以勾起更私人化的美好回忆。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偶然遇到的某种食物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过去某个时刻。此类能勾起回忆的食物，至少是勾起美好回忆的食物，不应该只是“偶然”遇到。我喜欢为家人做番茄酱炒饭，不仅仅因为这是处理剩菜的好方法，更因为在儿时我母亲常常给我这么做，我希望某天我的儿子也会给他的家人做番茄酱炒饭。某种特定的食物可能是发展一段人际关系的催化剂，因为食物与感情的联系直达肺腑。食物可以是唤醒、保持回忆的载体，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能勾起回忆的饭菜不一定要在法定假日和宗教节日食用。
我们的食物理论也包含时间观念。从获取、制作到吃下肚，饮食可以占据一天中的许多时间。对任何灵长目动物而言，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在某种食物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会影响获取另一种更有营养的食物的时间。对人类来说，我们对于许多食物的认识中，就包括其烹制和食用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当然，在快餐时代，饮食的时间限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其他时代，饮食是一天中时间逐渐流逝的重要标志。[14]
从长期来看，跟踪记录食物的季节性不仅需要记忆力，还需要分类能力。此外，随着我们的祖先发展出进行“精神时间之旅”的能力，他们开始可以预测和讨论未来的事件，关于动植物的季节性知识无疑会成为他们获取食物策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季节性会影响许多动物的食物摄入量，但是对人类而言，这种季节性是可以有意识地预见到的，因为人类懂得太阳、其他恒星、月亮运动轨迹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历法信息。我们的食物理论悄悄地监控着食物与时间之间的各种关系。
食物理论的最后一项可能含义就是，食物、烹饪以及进食是潜在的认知增强源头。食物理论意味着，食物是涉及多个认知领域的脑部神经网络的中心。神经网络的有效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使用情况，在某认知任务中反复使用某神经网络，可以强化并同时激活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由于食物理论涉及多个脑部区域的认知活动，锻炼其神经网络应当可以促进或者保持各个脑区的认知表现。
前面我用心智理论和语言学习类比食物理论，这里我要重返前两项认知功能，来说明复杂的认知过程是如何增强脑部功能的。对于认知增强最感兴趣的就是关注脑衰老的研究者。我们已经确认有一些方法可以减缓身体的衰老，而认知科学研究者们则忙于寻找可以保持脑部认知水平的方法。随着个体逐渐衰老，体育锻炼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身心健康，这一点已得到广泛认同。而同样日益明显的一个事实是，锻炼头脑也有助于维持认知健康。[15]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获取知识、参与智力活动可以帮助建立“认知储备”，以延缓无法避免的脑部萎缩和功能退化（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在脑部老化的问题上，“用进废退”的说法是成立的，不过不幸的是，锻炼并不能无限期地延缓老化进程。
保持积极的社交关系对于健康地老去也很重要。那些拥有积极的、有意义的社交生活的老人，能够更好地维持身体和精神功能，阿尔茨海默症的发作得以延缓。[16]逆向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认知情况较好的老人并不一定有更活跃的社交关系。纵向研究清楚地表明，活跃的社交可以有效减缓认知衰退。
因此，老年人积极参与激发智力的活动，并且维持有意义的社交生活，他们就能比不参与这些活动时有更好的认知健康。这意味着锻炼语言能力和心智理论能力是有助于认知增强的。大部分基于知识的活动是依赖于语言的，这也是社交互动的主要方面（但不是全部）。当然，心智理论对于社交互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相似地，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锻炼食物理论能力也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认知健康。何谓“有意义的”？并不是要老年人付出很多认知努力，只要他们能够主动地选择食物、制订饮食计划就足矣，再加上意志力较薄弱的人也可以完成的一些认知任务。能够继续自己获取、烹制食物的话，对认知健康的帮助会更大，因为这些活动涉及许多认知能力。演化史将我们塑造得能够与饮食环境发生积极互动，更重要的是，环境塑造了个体层面的食物理论，而食物理论对于个体的世界观又有重要的影响。
食物在生命最后阶段的重要性似乎很适合用来给本书——一本关于食物、饮食和心智自然史的书——作结。借用布里亚-萨瓦兰的话，我相信饮食的艺术与乐趣属于每一个人，不论老少。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数百万年演化史和数万年文化史的必然结果。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被看似无穷无尽的食物环绕着，他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食物一直就在那儿，而且将永远充裕。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生物和文化属性。足够幸运的人才可能随时获取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肉类、谷物、海鲜、坚果等，他们应当为自己的好运感恩。最好的感恩方法，也是最人性的方法，就是准备一顿美味的饭菜与家人、好友共同分享。
注释
〔1〕两条格言的译文引自敦一夫、付丽娜译本（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6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