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像人类心智这样复杂的东西？
平克：在我看来，要了解心智的秘密，关键就在于对它实施“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弄清楚自然选择所设计出的心智系统是如何帮助我们适应进化环境的。在我的新书《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中，我把人类大脑看成是一组“计算器官”，正是在它的帮助下，我们的祖先才能理解自然万物以及自己的同伴，并且在智力上较其他物种显得更胜一筹。
问 ：这种研究方法与当今学界的一般观点有何不同？
平克：在当今学界的讨论中，绝大部分关于心理机制的理论假设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比如弗洛伊德的“液压模型”（hydraulic model），这种理论称，各种精神压力不断堆积于人的心灵深处，如果缺乏合适的释放渠道，就有可能突然爆发。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大脑并不是通过液压现象或者能量流动来工作的，而是通过信息处理。又比如那些专家学者、社会评论家对人类现象所发表的种种评论。这些人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条件化”、“社会化”或者“被洗脑”的结果。这些观点从何而来？显然，它们源自20世纪20 年代的行为主义、50 年代拍摄的蹩脚的冷战电影，以及人们对家庭教育的过分迷信，如今，行为遗传学已经证明了这种迷信的谬误之处。其实，人类心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用达尔文的话来说，是“极其完美、复杂的器官”。但是，这个基本的认识并没有进入主流的学术视域。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世界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著有《当下的启蒙》《白板》《心智探奇》《思想本质》《 语言本能》。
问 ：为什么说人类心智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系统？
平克：面对人类心智，我们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并不是它能够完成非凡的精神成就，例如莫扎特、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是爱因斯坦的理论。与之相反，那些丝毫不足为奇的日常生活能力才真正让人印象深刻。我们能够辨别颜色，认出母亲的面孔。我们能够力度适中地拿起一盒牛奶，不至于太轻，让盒子掉到地上；也不至于太重，把它捏扁。我们还可以来回摇晃盒子，通过手指的力感来判断里面还剩多少牛奶。我们能够对外部世界做出推断，比如打开冰箱门时，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一切听起来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但其实不然。比方说，我们就制造不出一个能够完成上述任务的机器人。如果有人能发明一个收拾杯盘碗筷或者执行类似简单任务的机器人，我愿意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制造这样一个机器人，你必须着手处理一系列看似简单的问题，例如识别对象、推理思考以及控制肢体，然而，这些都是目前尚未解决的工程问题，比登上月球或者人类基因组测序还难上百倍。但是，每个4岁的小孩子都能轻松地做到这一切，他可以准确无误地穿过房间，完成母亲吩咐的各种事。
我把大脑看成一种设计精密的工程化设备，当然并非指字面意义上的“工程化”，而是说大脑是由一种类似工程学的自然现象设计的，那就是自然选择。“工程化”的身体能够使各种动物做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飞翔、游泳和奔跑。同样，“工程化”的大脑也可以用来完成各种非凡的任务。
问 ：在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时，这种方法有着什么样的优点？
平克：它会让你懂得心理学研究的正确途径，也就是一种逆向工程。比方说，当你在古董店里翻拣各种宝贝时，也许会突然发现一个设计精巧的小玩意儿，由许多严丝合缝、相互咬合的部件构成。你相信它被设计成这种构造显然是出于某种目的，只要明白了这个构造目的，就能够洞悉这些零部件的组合原则。对于人类心智也是一样，尽管它并非出于某个设计师之手，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你可以用这种视角来考察人类种种奇特的心理反应，并由此追问它们的合理之处。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正是通过这些心理反应，来应对他们面临的特定问题。这可以让你深刻理解人类心智的不同“构件”各自扮演的角色。
即便是人类心智中看似非理性的部分，例如嫉妒、报复、痴迷和傲慢等强烈的情绪，都很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能够帮助我们的祖先妥善地处理各种人际交往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人会做出一些如跟踪并杀死自己的旧爱等疯狂举动？人怎么能够通过杀死旧爱来重获其芳心？这似乎是人类心理程序中的一个漏洞。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如果人类心智的一个构造目的是应对某些必须不计后果地采取威胁手段的情况，那么这种威胁就得可信。当一个人向自己的恋人发出威胁，明里暗里地表示“只要你离开，我就不会放过你”时，如果他的恋人并不认为他真的会疯狂到将这种无谓之举付诸行动，她就会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因此，对于那些同类之间会相互交流的动物而言，建立一种可信的心理威慑机制是必要的，由此产生的非理性行为就变成一种理性的解决手段。说它“理性”，是针对基因最大限度地复制自己的“目的”而言。当然，就人类社会追求幸福公正的总体目的而言，它又是“非理性”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幸福”这个奇怪的概念。幸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自然选择把它创造出来，显然并不是纯粹为了让人们在精神上感觉良好。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触发幸福感的大脑回路能够激励人们投入各项活动，以提高自身的生物适应性。顺着这个简单的思路，我们可以理解不少几千年来被历代哲人反复讨论和强调的“幸福之谜”。比如说，直接追求幸福常常导致不幸，因为我们的幸福感总是源自与他人的比较。就像犹太人的一句谚语所说：一个驼子什么时候最开心？当他看到一个背更驼的人时。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自然选择背后的“工程师”，或许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大脑“幸福回路”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可以想见，就是对当前的人生境况和自我表现做出评估，看是应该改变人生，努力做出一些不同的成绩，还是应该安于生活的现状和已有的成就，比如说你已经找到了人生伴侣，过着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而且即将养育自己的后代。但是，大脑怎么能提前设计出评估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幸福标准。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不会因为没有跑鞋、暖气或者青霉素而感到懊恼。大脑是如何知道到底哪些事物是值得追求的呢？没错，它可以环顾四周，看看其他人的生活质量是怎样的，他们能得到的东西，你或许也应该拥有。可以说，你的幸福标准是由其他人帮忙设定的，也是其他人告诉你应该树立哪些可以实现的人生目标。
不幸的是，这种评估幸福的方式也成为许多人的痛苦之源：如果你比身边的人稍强一些，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但是，如果你过得不如他们，就会变得很不开心。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薪水比上个月提高了5%，你不免会为之眉飞色舞；但如果你得知其他同事的薪水都提高了10％，恐怕会转喜为忧，倍感失落。
还有一个关于幸福的悖论是，相对于获得而言，人们对失去的感受更加敏锐，更加深切。正如吉米·康纳斯（Jimmy Connors）所言：“我讨厌失败，胜过我渴望胜利。”如果你获得加薪，心里只会有几分高兴；但如果你的薪水不升反降，减少了相同的数额，你恐怕会为此感到极度郁闷。这可能也是心理机制所具备的一种功能，让我们努力追求那些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必有过多的奢望。当出现退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有强烈、深切的感受，是因为有曾经取得的成绩作为明确的参照，它清楚地显示着我们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当我们进步时，就没有了参照，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实现多大的理想，过上怎样的生活。进化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
将这种现象称为“幸福跑步机”（happiness treadmill）。无论你赢得了怎样的名声和财富，你的幸福感终将回落到起点水平，但如果你倒退一步，却会产生可怕的挫折感。这或许就是自然选择的设计目的，让我们拼命追求超出能力范围却又不那么远的目标。
《心智》， (美)约翰·布罗克曼 著，黄珏苹 邓园 欧阳明亮 译，湛庐文化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问：许多人也撰写过关于人类心智的著作，例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约翰·塞尔（John Searle）、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等，你和他们有着怎样的区别？
平克：我和不少学者一样，认为研究者不可能通过直接观察大脑的方法来探索心智问题。神经元、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硬件元素广泛地存在于动物王国之中，但各个物种在认知与情感的表现方式上却千差万别。这些差异源自数以亿计的神经元为了处理信息而形成的不同连接方式。我把大脑看成一台计算机，当然，不是指一台内含硅片的商务计算机，而是一种智能设备，它实现智能的原理与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信息的处理。在这一点上，我与丹尼特、乔姆斯基看法一致（尽管我们三人在其他问题上有着不少的分歧），而与塞尔等人形成对立。塞尔认为我们不能将大脑视为一个信息处理器，他坚称只有从生理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大脑。埃德尔曼和克里克的观点虽然在表述上不像塞尔那样极端，但他们对心智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同样心存疑虑。
此外，我认为，自然选择是解释心智结构的关键所在。从自然选择的视角对人类心智实施逆向工程，能够充分解释我们的思想、情感的构造原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丹尼特、塞尔观点相同，而与乔姆斯基有所区别。
我也相信，人类心智并非是一堆血肉，它拥有异质多元的复杂结构。它由各种心理器官组合而成，这些器官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比如视觉、肢体控制、推理、语言、社交以及社会情感。就像我们的身体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生理器官一样，人类心智也可以划分出各种心理器官。在这一点上我与乔姆斯基看法相同，而与许多致力于神经网络建模研究的学者形成对立。这些学者认为一个单一类型的神经网络经过适当的训练就能够实现人类所有的心智奇迹。出于类似的原因，我并不认同现代知识领域的主导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的思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从小受到各种媒体形象、社会楷模以及环境条件的影响，这种社会化过程决定了我们怎样思考。
问 ：想必有人并不赞成用计算机来比喻人类心智？
平克：一些批评者认为，我们总是喜欢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强行塞进自己的研究理论之中，而计算机的比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当电话交换机诞生之时，人们认为大脑就是一台交换机；而在此之前，当构造巧妙的水力机械玩具风靡于世的时候，人们又说大脑是一台液压机，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比喻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但只要保持适当的警惕，这些机械比喻就能加深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例如，借助水泵管路系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心脏与血管。而与之前的各种模型相比，交换机的比喻也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到神经与脊髓的工作原理。
因此，在我看来，现代计算理论，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计算机，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理论模型，以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心智就等同于一台商务计算机，而只是表明，人脑与计算机有着某种共同的工作原理。早期的工程师在设计飞机的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的飞行原理，这让他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了鸟类的飞行奥秘，因为空气动力学的各种原理，例如机翼的形状、升力与阻力的相互作用等，既适用于飞机，也适用于鸟类。很显然，飞机并非鸟类飞行的完美模型，比如说，鸟类没有推进器，没有耳机插孔，也不会提供饮料服务。但是，通过了解人造装置飞行的普遍法则，我们就可以解释自然“装置”的飞行原理。人类的大脑与计算机有着千差万别，但计算机的工作原理与人类心智是相通的，两者都在描绘外部世界的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记录信息，并根据一定的规则来操控这些信息，而这些规则来自对客观世界中真实事件与统计概率的关系的模拟。
约翰·布罗克曼，美国著名的文化推动者、出版人，“第三种文化”领军人，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卫报》赞誉） Edge 的创始人。他旗下汇集了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每年就同一话题进行跨学科讨论。
问 ：对于你采用的生物学的探讨方法，是否也有人从政治角度提出反对？
平克：我们承认人类心智具有先天固有的复杂结构，但这不等于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都是由先天决定的。然而，许多人都将这两种观点混为一谈，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地球上的每个正常人都天生配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精神机器，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异却可能来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例如家庭教育、成长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等，这些经历决定了张三和李四的不同。承认人类物种的每个成员都拥有丰富多彩的先天结构，并不等于说人们之间的差异，或者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都源于先天结构的区别。举例来说，每个人都拥有两条腿，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它使人类区别于六条腿的昆虫、八条腿的蜘蛛或者四条腿的小猫。因此，两条腿是人的先天结构，但是，看看周围，为什么有些人只有一条腿，有些人又根本没有腿？这完全是由环境造成的，比如事故或者疾病。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心智。
问 ：如你所知，我对网络的广泛普及以及它对知识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感兴趣。在你看来，我们对人类心智的了解，是否有助于计算机技术更为迅速地改变世界？
平克：如果忽视人类心智的运作机制，计算机技术根本不可能改变世界。为什么传真机被发明出来后会迅速得到普及？即便已经有了更方便快捷的电子邮件，人们为什么还继续使用传真机？如今，成千上万的用户将计算机中的文档打印成纸质稿，然后将它塞进传真机，让等在另一端的人接收传真，而接收的人在读完之后，不过就是将它揉成一团，随手扔掉。更糟糕的是，有些接收者会把传真件扫描进自己的计算机中，将它重新还原成一串字符。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完全是多此一举，但许多人乐此不疲。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心智的进化是为了应付各种物理实体，因此它仍然习惯于将人们储存和传递的信息内容进行实体化处理，使之成为可以装进盒中的有形之物。这就是人类心智对现实形成概念的方式，它总是努力将认知对象理解为存在于某一具体地点、并受到外力影响的物理实体。无论是计算机系统、电子邮件，还是摄像机、录像机，如果不能充分地利用人类心智的这一特点，人们将继续被这些设备所困扰，计算机革命的美好愿景也终将无法实现。
产生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或许是在于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大多来自日本，很多设备的操作说明书都是用日语写成后翻译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即使在日本，人们在拍摄录像、制作视频时也会遇到诸多麻烦。这不仅是操作说明书的问题，更是设备本身的设计问题，这才是关键所在。设计这些设备的工程师不大会考虑大脑的工作原理，他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设计，而没有考虑用户形成概念的思维方法，这些用户往往将这些科技设备看成是世界上的另一种具体的物质实体，并用人类几十万年以来所惯用的处理方式来对待它们。
问：我再反过来问。网络的出现以及现下的信息革命对人类心智的进化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
平克：恐怕没有太多的影响。你必须区分两种“进化”的概念。一种是我、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以及其他进化生物学家所说的“进化”，指的是生物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最终让人类演化成今天的样子。而其他大多数人所说的进化则是指一种持续的发展与进步。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生物进化让我们“登堂”，而文化进化则让我们“入室”。在此处，这两方面的进化都被定义为一种“进步”。我希望我们能够抛弃这种想法，因为建构大脑的基因选择机制，与推动帝国兴衰和科技进步的历史变化其实并不相同。
如果要严格地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说的话，我们无法了解人类最终的发展命运。自然选择的奇妙作用一般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才会显现出来，而我们并不知道一万年、甚至一千年之后的人类将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此外，自然选择往往只帮助生物体适应局部的生态系统，通常只限于当地的环境，而人类则在世界各地漫游，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进化的时间表来看，这些变化显得过于迅速，让人眼花缭乱。人类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一个个接连出现，速度惊人，我们根本无法预测这些变化是否会改变我们的生物结构，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算得上是一种变化。
网络的确创造了一种超人的智能形式，令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迅速地交流信息，这与大脑不同部位之间的信息交换颇为相似。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自从人类进化出语言以来，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即便是工业文明到来之前，狩猎部落也懂得通过语言来汇集信息，这赋予了他们适应当地环境的卓越的生存技巧，例如抓捕动物、使用毒剂以及通过化学方法去除植物性食物的毒性等。也正是通过世世代代的知识积累，以及每一代人的分享传播，才最终形成了人类的集体智慧。此后发生的一切，比如文字记录、印刷技术以及如今的互联网，都只不过是人类已有手段的升级版本，即通过传播来汇集知识。在生物进化的道路上，语言才是一种真正的革新，此后的所有一切只是让我们的话语传播得更为遥远，更为长久。
整理丨李永博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