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期的《美味》（Saveur）杂志（“享受地道美味”）照例推出了一年一度的专题：100项与美食相关的事物，并附有注释和图解。这一年的专题推荐的物品和各种小技巧来自76名厨师。前言中写道：“厨师是一个特殊的物种，他们是专注的艺术家，美食就是他们的生命和呼吸。其中一些是国际美食的使者，另一些以他们对食物的创造性理解赢得了我们的赞叹。他们都是激励我们练成最佳厨艺的老师。”名厨中男性占压倒性优势，至少在《美味》杂志采访的这76名厨师中情况如此：62名男性，14名女性，比例大约是4.5：1。在1988年至2010年的年度“最佳新锐厨师”评选中，共有200余位厨师入选，其中男性厨师占的比例更高。[34]
其实，如今被认证为高级厨师的女性数量之多，在历史上已是前所未有。当然，女性一直以来都在餐饮业中担任厨师的角色，尤其是在学校、医院等大型机构。数代以来，一直有女性在餐馆后厨掌勺，尤其是家族式的餐馆。20世纪的家政领域是妇女的天下，“二战”之后，许多女性受雇在各种工业实验厨房中工作。而范妮·法默、厄玛·龙鲍尔（Irma Rombauer）等人编写的烹饪书被好几代人奉为厨艺圣经。
在世界各地，家中的烹饪活动一般都是由女性主导的。虽然我们从情感层面对家常菜由衷赞美，但是却把它看作是传统的、保守的，在如今的传媒时代，家常菜似乎更擅长模仿而非创新。和缝纫、编织这样的手工技艺相似，家庭妇女的厨艺创造力是默默无闻、不求回报的。原因之一在于，私人领域的创新及宣传方式与公共领域由男性主导的商业化创新截然不同。家庭领域的创造力之所以不为外人所知，部分原因在于其社交性和协作性，即它被隐藏在非正式但却十分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公共领域的创造力通常也是协作性的，但是这种协作结构是正式的、等级森严的，于是功劳总是属于最顶层的人（例如行政总厨）。
为了研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厨艺创造力的冲突，莉萨·赫尔德基（Lisa Heldke）分析了“民族风味”烹饪书中的菜谱。[35]赫尔德基主要关注的是克劳迪娅·罗登（Claudia Roden）于1974年编写的《中东美食》（A Book of Middle Eastern Food），这是一本先驱性的代表作，罗登亲自拜访了那些制作日常食物的中东妇女，并将制作方法记录下来。赫尔德基写道：“那些贡献菜谱的妇女的身份并没有公开，她们在这本书中只是可以彼此替换的‘本地厨娘’，而她们制作的菜肴也彼此相似。”[36]赫尔德基的批评也适用于任何一本民族烹饪书或者那些收集、记录传统知识的菜谱大全。从很多方面看，这样的整理工作是值得赞赏的，去实地调研、采访许许多多妇女而获得的信息，肯定要比仅仅依赖一些已出版的资料和关键信息人而来的信息更加有价值。但是赫尔德基指出了其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点：从法律和出版业的角度来看，罗登的书一旦出版，这些古老的菜谱就属于罗登了，如果其他的烹饪书作者使用了这些食谱而未注明，那么她会感觉自己被盗版了。
赫尔德基并不是指责罗登这样的作者是在剽窃。但是从他人的文化成果中创造出另一个文化产品，这样的过程把传统知识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宝藏。从某种意义上说，菜谱和那些最终被博物馆、商店收藏起来的传统文化产物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一种“殖民”体系的表现：仅仅因为传统知识的创造者们默默无闻地集体协作，就认为这些知识是可以随意利用的（也就是“无主的”）。
发达国家家庭内部的烹饪活动与传统的民族烹饪活动相似，菜谱没有所有权，创新也不知该归功何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的家庭烹饪发生了很多变化，厨房中引入了新的技术和产品，这也反映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根本变化。家政专家和研究工业化食品问题的食品科学家们希望能为美国家庭厨房带来效率与便捷，于是各种饮食创新被自上而下地引入美国家庭。琼·安德森（Jean Anderson）写道：“我们的母亲和祖母热爱的许多菜谱都是由商业产品驱动的：汤罐头做的炖菜、有造型的色拉、蛋黄酱蛋糕、全麦饼干的馅饼底，还有巧克力碎片曲奇。”[37]这些创新背后都有具体的创造者，当然其中很多是女性，但是在罐头标签和杂志文章中低调地引入一些无名的菜谱，才是一种更加“有机”、更加社会化的创新传播方式。
有一种办法可以让“女士们”的创新得到承认，那就是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集体，然后将家庭菜谱编著成书，通常这么做是为了支持慈善事业或出于其他事由。这些书是由私人印制的，一般是螺旋装订或做成扣眼活页夹。我就收藏了这样一本菜谱——《阿玛娜厨房祝您好胃口》（Guten Appetit from Amana Kitchens）。阿玛娜村落是爱荷华中东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集合，最初是19世纪的一个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团体，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一直是自给自足的。[38]
这本《好胃口》于1985年首次印刷，是一本典型的DIY菜谱大全，尽管它反映了一种异质文化而非通常的美国文化历史。书中囊括了汤罐头炖菜（反映了这些厨师们生活的时代）、传统德国特色菜、甜点以及野味（反映了其乡村背景）。我被这道“苹果松鼠”的简单做法给迷住了：只需用水和苹果醋炖松鼠，也可以选择往汤里加一些饼干粉做的面团布丁。每一道菜的菜谱上都印有提供者的签名。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这么做非常有趣。其中很多菜肴显然是借自其他文化传统的，那些真正原创的菜肴混杂在其中难以辨别，但是菜肴的变化范围很广，说明其口味应当很大胆。另外，阿玛娜人似乎很喜欢咖啡蛋糕，书中提到了六种做法。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烹饪活动存在两个不同的创造领域：一个是私人的（或家庭的）、无名的、由女性主导的，而另一个是公共的、商业化的、由男性主导的。当我们谈起厨艺的创造性成就时，通常仅关注后者。在女权运动时代之前，如果一个男性热衷于烹饪，他总是可以用一句“最出色的大厨都是男性”来转移他人的嘲笑或批评。商业餐厅的后厨历来都由男性把持，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些男性厨师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气氛，其特点就是“充满睾酮的气息”。厨房中受认可的创造性成绩总是偏向于男性，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公共创造领域都存在这种偏见（值得注意的是，演艺行业似乎是个例外）。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味》和《美食与美酒》（Food and Wine）等杂志认可的女性精英厨师数量微乎其微。与20世纪中期相比，最近的几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到20％）得到了这样的认可。这种趋势已经达到上限了吗？《美食与美酒》杂志“年度新锐厨师”评选活动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988年。从1988年到2002年，10名年度新锐中一般有两三位是女性（所谓“新锐”指的是负责运营餐厅厨房不满5年）。但是从2003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仅有1位女性入选（2003年没有女性入选，2008年有2位）。所以，即便这种女性精英厨师的厨艺创造力越来越受认可的趋势真的存在——这种认可是非常有助于事业发展的——这种趋势也已经发展到了瓶颈阶段，甚至已经开始下滑了。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从事创造性的烹饪工作？女性进入这个体系已经有好几代人的时间了，其中有一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其总数仍旧无法与男性相比。这与餐厅厨房的工作环境有关：男性更适应这种工作环境。情况或许已经在发生变化，但是社会变革往往发生得非常缓慢。此外，工作时间也很重要。与其他行业一样，年轻女性在平衡工作与家庭时会比年轻男性遇到更多的困难。高级餐厅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灵活性，餐厅生意火爆的时间段是相对固定的。这些理由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创意餐厅的工作机会有限。
但女性难以胜任创意大厨的工作，会不会是因为在有创造力的人群中，男性数量比女性多？或者至少是烹饪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具创造力？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而且餐厅厨房的工作氛围也更欢迎男性的话，这对于想成为精英厨师的女性来说无疑是双重打击。那么有证据证明女性的创造力不如男性吗？
男性平均创造力高于女性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创造性成就的公共记录，但是人人都知道，与男性相比，女性施展创造力的机会历来都受到严重的限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创造性领域工作，因创造性成就而受到广泛认可的女性人数也有了增加。我不清楚是否有脑功能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创造力有显著差异，但是确实有一份意义重大的心理学文献关注了性别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曾有许多心理学家在对照条件下测量了创造力，这份文献就是基于这些心理学测试而撰写的。文中并不认为创造力存在性别差异。约翰·贝尔（John Baer）和詹姆斯·考夫曼（James Kaufman）回顾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并总结道：“男孩与女孩，男士与女士之间不存在差异，这就是许多研究中最大的共同点……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研究认为创造力存在性别差异，而这些研究的结论多数是女性创造力高于男性。”[39]正如贝尔和考夫曼指出的，这些测试一般都无法预测真实世界中的创造性成就，在真实世界中男性的表现远远好于女性。对此，他们的结论是，环境因素是创造性成就存在性别差异的最佳解释，而在更基本的认知层面上男女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
贝尔和考夫曼指出，如果想要理解真实世界中创造性成就的性别差异，就有必要研究“天赋、动机和机会”这三个因素。当然，这还取决于如何定义“真实世界”。一般人们仅关注和考量公共领域的创造性成就，此类成就可以明确地归功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但是创造力发生在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其实如我们所知，私人领域的、小规模的、面对面的集体创造力才是人们最擅长的，至少从演化的角度看是如此。在这个媒体时代，我们认可和称颂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创造性成就仅仅是冰山一角。尽管它在聚光灯下灿烂辉煌、令人惊叹，但是我们不应被它蒙蔽双眼，不应忘记环绕在我们身边的细小的创造力。或许这种创造力是一个小写的c，而阿德里亚和阿卡兹的创造力是一个大写的C，但是我们知道，从演化的巨大时间尺度上看，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即便是星星之火，也能发展出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