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语言模型不太适合食物理论，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ToM）假说。比较心理学家戴维·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和盖伊·伍德拉夫（Guy Woodruff）于1978年提出了心智理论这一概念。[2]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希望比较黑猩猩和人类在认知上的差异，尤其是二者预测或估算其他个体心理状态的能力。心智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跨物种的认知比较手段。
究竟什么是心智理论？试想你是一个社会角色，你怎样才能知道其他人可能想要什么、相信什么？你怎样才能知道他们的行为是“真的”还是假装的？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认为，为了能在一个交互性的社会群体中正常生活，尤其是在充满复杂社会性的人类社会中，个体需要有一套关于他人心理状态的隐性理论。艾伦·莱斯利（Alan Leslie）用更正式的语言来解释心智理论：人类“天生具有一套表征系统，能够捕捉行为背后的认知属性”。[3]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指出，心智理论的“理论”部分就是要承认两点事实：心智理论反映了一种无法为外人观察到的心理状态；个体使用心智理论来预测他人的行为。心智理论是种复杂的认知能力，它受到自然选择进程的影响，能够应对人类演化史中形成的复杂且具有交互性的社会环境。
和语言一样，心智理论在儿童头脑中的发展过程是可以预测的，其复杂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研究者们设计了无数的实验来测试儿童身上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心智理论能力。其中一个经典的测试场景是由莱斯利及其同事开发的。该场景是这样设置的：
萨莉有一个弹球，她把弹球放在篮子里并且盖好篮子，随后离开了。趁萨莉不在，安把弹球从篮子里拿了出来，然后放进了一个盒子里。参加测试的儿童观看了全部场景，随后研究者要求该儿童回答一个问题：萨莉返回时将去哪里查看她的弹球？想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既要考虑萨莉对弹球的需求，又要考虑她对弹球位置的信念。在这个场景中，由于安的干扰，萨莉原先的信念已经不正确了。因此，参加测试的儿童必须将一个在自己看来是错误的信念放置在萨莉这个角色上，才能顺利完成这个测试任务。[4]
4岁左右的儿童在处理此类场景中的问题时毫无困难。甚至2岁的儿童就已经能确定其他个体的行为是不是假装的。例如，2岁大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对着一根香蕉说话，好像香蕉是电话似的，这个孩子很清楚自己的母亲是假装的。这一认识反映了儿童对母亲心理状态的心智理论能力。
许多领域都将心智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在精神病学中，心智理论被广泛用于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孤独症患者的社交功能。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在18个月大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心智理论缺陷。巴伦-科恩将孤独症比作一种“心智失明”。[5]患有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的人无法解读心智：他们无法想象他人的思维和感觉。因此，正如巴伦-科恩所写：“他们觉得他人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甚至是可怕的。”[6]
孤独症患者的心智理论缺陷意味着心智理论确实存在着神经基础，而且在特定疾病中无法正常运转。可惜的是，对孤独症患者的研究没能确认出特定的受影响脑区。萨拉·卡林顿（Sarah Carrington）和安东尼·贝利（Anthony Bailey）回顾了一些针对心智理论的神经成像研究，他们指出，在各种心智理论任务中，许多脑部区域都会激活。[7]额叶的部分区域（内侧前额叶皮质、眶额叶区域）和颞叶上部的激活最频繁，但是也有不激活的情况。和其他复杂的认知功能一样，心智理论似乎也依赖于一个分布式的重叠的复杂神经网络。
马塞尔·亚当·贾斯特（Marcel Adam Just）和萨尚克·瓦尔马（Sashank Varma）提出了一个模型，试图解释包括心智理论在内的许多复杂认知能力背后的脑部处理过程。[8]该模型的构建始于一个被所有认知科学研究者广泛承认的基本原则：“多个脑部区域在一个大规模的皮质网络中合作运行，而思考就是这些区域并行工作的产物。”[9]据贾斯特和瓦尔马说，这些皮质区域会根据不同思考任务的需求而发生变化。尽管大脑皮质中有一些特化区域，但是皮质区域通常可以执行多种功能，不同功能也可以在多个皮质区域执行。正是由于这种灵活性，脑部损伤之后神经网络可以再造，即便是平时的认知任务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区域来完成。尽管对于某些复杂认知任务，脑部已经发展出了首选的神经网络，但是“主题变奏”也时有发生，因为脑部可以调用不同区域来实现相似（而非完全一模一样）的目标。
认知研究者们刚开始理解脑部复杂认知的本质，既在认知神经成像的实验层面有所进展，也在更理论的层面提出了脑部的思考模型。心智理论这一概念起源于关于行为的比较与演化研究，人类祖先生存的环境对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认知方面的要求，而他们的反应则塑造了我们脑部的活动。对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而言，社交是生存环境中最关键的维度之一。
在继续深入探讨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心智理论研究是如何开始的。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想知道：“黑猩猩有心智理论吗？”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研究发现，黑猩猩可以观察同类的行为，判断其动机或目标，然后做出与这些目标一致的反应。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认为黑猩猩是有心智理论能力的，尽管不一定与人类的相同。但是采用了其他心智理论任务的一些后续研究，则对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的结论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10]
2008年，乔塞普·考尔（Josep Call）和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回顾了30年来针对黑猩猩心智理论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黑猩猩确实有一套有效的心智理论。[11]黑猩猩能够清楚地理解人类角色行为的目的性（此类研究中通常使用人类角色），并且有能力判断它们正在观察的角色是否具备与某种情况有关的知识（例如，看到某物或听到某种声音）。但是有一种情况是黑猩猩无法处理的，就是角色出现错误信念的情况（前文中介绍过的萨莉和安测试场景），而人类幼儿对此却可以顺利应对。考尔与托马塞洛认为，如果要说黑猩猩不具备心智理论能力，那就等于将心智理论能力定义为识别错误信念。显然这种定义太过狭隘，此外，考尔与托马塞洛总结道：“黑猩猩能理解……各种心理状态如何协同工作来产生有目的的行为。”[12]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黑猩猩能够理解其他同类或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观念。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这就意味着黑猩猩是具备心智理论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