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渔民的推动！｜辉格专栏 · 食物与人类
捕鱼，以及捕捞或捡拾其他水产品，通常也被人类学家归为采猎行为（foraging），从直接获取野生动植物还是通过驯养动植物在可控环境下自行生产食物这一区分标准看，这样分类自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就其对人类行为、文化，乃至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以捕鱼为生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计模式，值得单独拿出来考察。
和陆地动物捕猎者相比，渔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倾向，捕鱼在食物来源中比例越大，定居倾向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鱼类资源的分布，以及鱼群规模对捕鱼活动的反应模式，使得巡回游动无法带来好处，这一点对于那些洄游鱼群定期造访的海岸河口地带尤其显著，那里的鱼类如此密集而丰富，以至关键不再是如何寻找它们，而是如何牢牢占据一块已知有着充裕资源的地盘。
之前我已讲过，定居所带来的可积累性是推动文化走向复杂化的关键，所以并不出奇的是，我们在一些海岸河口看到了狩猎采集者中最复杂的文化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西北海岸的鲑鱼洄游区，那里的定居者有财富积累，有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经常性贸易，政治联盟，竞争社会地位的夸富散财宴（potlatch）……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第聂伯河下游激流段（Dnieper Rapids），那里的渔民在全新世早期便已形成采猎者中少见的复杂定居社会，在数千年中始终是庞蒂克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上文化革新的主要动力源，比如八千多年前的瑟斯基（Surskii）文化，有陶器，有大型墓葬，一千多年后，该地区居民成为最早引入畜牧业的群体，产生了发达的第聂伯-顿涅茨（Dnieper Donets）文化，在后者的影响刺激下，诞生了后来横扫欧洲的印欧语民族的前身雅穆纳（Yamna）文化。
捕鱼的需要促使人们制造水上载具，虽然不是所有捕鱼者都有船筏，但从旧石器晚期以来，渔民大多拥有某种水上载具，竹筏，木筏，独木舟，树皮小艇，木板小舟，都是非常古老的发明，这些载具除了帮助捕鱼之外，还引出了两个重大后果：首先，它扩大了渔民的单日活动范围，这意味着，即便他们需要到离家数十公里的地方捕鱼，也可以每天回到定居点，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其定居倾向，其次，船筏的载重能力使得渔民即便不定居，也可积累和保有相当复杂的物质文化。
人类学家曾做过实验，一只8米长，2.4米宽，0.4米厚的竹筏，便可以50%的吃水率承载3.15吨负重，相当于狩猎采集者搬迁营地时成年人平均负重的250-300倍，而类似中等尺寸的竹筏只需6-8位桨手即可达到3-4节的航速，这让渔民在旅行（无论是出于捕鱼、贸易、作战还是搬迁的需要）时，可携带大量物品，渔具，食物，商品，武器，携带能力数十倍于陆地狩猎者。
拥有船只，使得渔民在积累财富，开发工具和器物，长途旅行，获取信息，开展贸易，建立长距离合作与联盟关系，组织战争等等方面的潜力，远远超出了陆地采猎者，许多方面甚至远超定居农耕者（至少其中的贫穷阶层），因为直到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向来比陆地运输更高效。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疍家，中国东南沿海的疍家和浙江的九姓渔户，都是以船为家、居无定所的渔民，除了捕鱼，也兼营小商品买卖和一些低端服务业，比如常被视为贱业的垃圾粪便处理、殡葬和娼业，虽然和定居者相比，他们大多非常贫穷且社会地位低下，但因为有船，在物质财富方面仍远胜于一般采猎者，东欧吉普赛人是疍家在陆地上的翻版，因为他们有大篷车。
渔民比一般采猎者甚至农耕者更多从事跨群体商品交易，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定居使得贸易更容易展开，因为许多商品必须先积累到一定数量才值得贩运，而游动者的携带瓶颈让他们很难积累物资，如前所述，渔民更倾向于定居，即便游动，船只也让他们拥有很强的携带能力，同时，定居者之间也更容易发展长期交易关系从而建立相互信任。
其次，水路交通的效率让渔民能够拜访更多更远的潜在交易对象，获取更多市场信息，而船只的载重能力也让他们能运送更多商品。
第三，以鱼类和其他水产品为主食通常会带来较大的营养均衡问题，多数鱼类、贝类和虾蟹的蛋白质含量过高，碳水和脂肪太低，有些渔民会以采集植物或种植谷物作为副业来实现均衡，但也有很多是通过与内陆居民的交易来获得补充，假如他们的内陆邻居是密集农耕者，那么这种交易恰好迎合了后者对蛋白质的强烈需求。
而且密集农耕者往往也缺盐，同时，捕鱼和农耕这两种生计模式在生态位上很少重合，因而更多互补而更少竞争冲突，所以渔民和农民是天然的贸易良伴，而因为拥有船只，渔民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往往扮演主动角色，历史上，渔民兼营贸易，甚至成为推动地区间贸易的主要力量，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青铜及古典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中世纪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近古的南洋贸易，最初可能都是由渔业所推动，通行于东非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是下撒哈拉非洲最流行的通用语，这是一种由东非海岸商人创造的贸易语言，而最初使用并散布它的，便是桑给巴尔（Zanzibar）一带的渔民兼商人。
对海岸生态的适应可能是人类进化史的重要一环，这一观点最极端的表达是伊莲·摩根（Elaine Morgan）提出的水猿假说（aquatic ape hypothesis），认为直立人的诸多生理特性——较厚的皮下脂肪，流线型身材，体毛丧失，残余体毛的生长方向，发达的小汗腺……，都让我们更适宜游泳和潜水，都是对水岸生活的适应。
水猿假说并未被人类学界主流所接受，它所提到的特征，也都已有替代解释，而且基于这些解释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已发展的十分庞大，没有更强证据很难撼动，但这一假说并非一无是处，与猿类近亲相比，人类确实更擅长游泳和潜水，虽然体型体毛汗腺问题完全可以由针对陆地狩猎的长跑假说（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解释，而不是水岸适应的结果，但这些特征既已获得之后，无疑让我们更容易开发利用水岸生态位。
其实支持水猿假说的更强证据是胎儿皮脂（vernix caseosa），这是一个仅见于人类和水生哺乳动物的特征，不过，尽管该特征没有直接的狩猎采集效用，但可能只是体毛退化的间接后果，当然，和这种间接解释相比，水猿解释似乎更符合节俭原则。
无论其内容有多少能成立，水猿假说的最大贡献，是启发了一批人类学家比以往更多关注海岸生态位与人类的关系，这方面的探索在近些年获得了不少成果，目前看来，至少在现代智人的近十万年历史中，海岸生态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
约十万年前（准确时间还有争议）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移民，是一路顺着海岸线向东扩张和迁移的，中途可能在印度受阻于七万多年前的托巴火山喷发，此后大约在六万年前到达澳洲，四万年前到达俾斯麦群岛，近三万年前进入所罗门群岛，而沿巽他大陆（Sundaland）折向北的一支，则经由两条岛链（琉球岛链和南方岛链）之一，于三万多年前到达日本。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条扩张线路上，（尽管冰川期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至少有十来条海洋鸿沟需要跨越，包括分隔巽他大陆和华莱西亚区（Wallacea）的华莱士线（Wallace Line），分隔华莱西亚区和萨胡尔大陆（Sahul）的韦伯线（Weber Line），以及从菲律宾通往日本的两条岛链上的诸多间隔，窄则三五十公里，宽则数百公里。
跨越这些鸿沟需要可靠载具和老练的航海技术，因为据估算，必须在短期内渡过至少20人方能建立可持续的移民群体，偶然的飘荡是做不到的，只能是有充足准备的航行，而这样的能力，暗示了这些移民必定对海岸生态有了充分适应，捕鱼、船只和航行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为对于传统小社会，长久不用的技术元素很快会消失。
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比如考古学家约翰·帕金顿（John Parkington）认为，现代智人的发源地就在南非海岸，以海产品为重要（甚至主要）食物来源，而海产品提供的丰富DHA为智人大脑发育创造了条件，使得供养如此硕大的大脑成为可能，进化生理学家斯蒂芬·坎南（Stephen Cunnane）系统化的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智人大脑对DHA和碘的旺盛需求很难在缺乏水产品的情况下得到持续可靠的满足，特别是对于大脑发育高峰期的胎儿和幼儿，所以智人（或更早的人属祖先）必定是在有充足水产品供应的环境中进化的。
DHA在大脑发育中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DHA含量特高的食物确实也都是水产品（动物大脑是唯一例外），特别是高脂肪的鱼类，不过坎南的理论仍显得过于激进，发育期对DHA摄入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离开水产品DHA匮乏会有多普遍？匮乏的后果有多严重？DHA低摄入的内陆居民大脑发育受了多大影响？大脑比现代人更大的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吃了多少水产品？这些还都有待更多比较研究才能回答，眼下只能存疑。
随着农业密集化，人口增长，蛋白匮乏日益加重，因而农耕区对鱼这种不占耕地的蛋白来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点在欧洲因基督教会对斋戒期的规定而尤为突出，斋戒制度从公元四世纪教会获得官方地位后即开始推行，此后逐渐强化，斋戒日最终占到全年一半，或许正是因为鱼不占耕地也不吃谷物，所以斋戒规定对它网开一面，同时，欧洲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对鱼的需求推动了和捕鱼有关的诸多知识与技术进步，渔具，造船，导航，定位，帆的运用，有关海潮、季风、天象和地理的知识，之前已提到，渔民的定居倾向和船只的载运能力让他们更有能力积累技术和工具，这一点在农业时代已不算优势，但和定居农耕者相比，他们还有个重要不同：在早期拓垦完成之后，面对进一步的人口压力，农民的反应通常是在给定土地上不断追加劳动投入，结果是马尔萨斯型创新和增长，而渔民在面对人口压力时更倾向于寻找新渔场，因为直到20世纪之前，开发新渔场的潜力始终存在，而可耕地则早已被占满（除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一些例外）。
所以渔业发展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市场分工深化和资本积累，而非提升劳动密集度，这一倾向在从近岸渔业向远洋渔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显著，早期渔民和其他航海者一样，都习惯于贴着海岸线航行，由于缺乏可靠的定位与导航技术，不敢让视线长时间脱离陆地，郑和船队虽规模巨大，航程极长，但始终只是近岸航行，论航海技术，远不及南岛民族的独木舟航海者。
但远洋技术在慢慢积累进步，潮汐，风向，日影，月相，星象，鸟踪，航海者可借以判断航向和陆地方位的一切线索都逐渐被识别和利用，这才敢于探索一些相对遥远的航路，欧洲的地理特征也恰好为这些发展提供了适当的难度阶梯，那里有众多足够宽阔却又不是太辽阔的海域，从适合近岸航行的众多河口峡湾，数十公里宽的海峡，上百公里的岛间航线，以及更遥远的设得兰，法罗，冰岛，加纳利，马德拉，亚速尔，构成了丰满平滑的连续梯度，这意味着，每一步或大或小的技术创新，都有望获得回报。
维京渔民可能是最早探索远洋渔业的，虽然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劫掠、入侵和征服活动，其次是他们的长途贸易，但这些都是一个庞大结构浮在表面上比较惹眼的部分，其底基是渔业，因为从事长途贸易的人口很少，而入侵征服只是间歇性发生，几年或十几年一次，两者都不足以为造船、大量船只保有、大批熟练水手和知识技能的积累传承提供经常性基础，只是因为捕鱼活动过于日常而平凡，很少被萨迦和文献所记录。
渔业为其他航海活动提供船只、技术、知识和人才储备的情况，在西欧各国开始筹建海军时仍未改变，英格兰在1532年脱离罗马教会之后，新教徒希望废除斋戒的呼声强烈，但国王和国会始终不愿意，并屡屡颁布法令以阻止和惩罚日益增多的破戒行为，直到内战期间的清教徒政府最终将其废除，其间一个多世纪政府竭力维持斋戒制度的唯一理由是保护渔业，以便为海军提供资源储备，因为直到近代财政体系建立之前，欧洲各国有能力维持的常备军规模都很小，多数战力只能在需要时临时征募，昂贵的海军尤其如此。
远洋渔民持续寻找新渔场的需要，也为欧洲人的海上开拓和地理发现提供了最初动力，虽然在历史叙事中，冒险家和征服者占尽了风头，但最初向大洋深处探索的，却是渔民，但渔民对新发现的丰饶渔场往往守口如瓶，不会郑重其事的加以描绘，为其命名，画上地图，更不会不惜血本的建立定居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记录。
早期供应欧洲内陆的以鲱鱼为主的咸鱼，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近岸渔场，后来维京人对鳕鱼的开发让他们逐渐获得远航能力，不过这一能力的进一步运用主要是在劫掠和殖民，从设得兰，奥克尼，赫布里底，到爱尔兰，又从爱尔兰，法罗，冰岛，一直到格陵兰，主要驱动力是维京社会的人口压力导致内部冲突加剧，在内斗中落败或被定罪的大人物带一批追随者出走寻找新家，但能够这么做，技术与物质储备是靠渔业提供的。
人口压力，带动北美纽芬兰渔场的兴起
黑死病之后对鳕鱼的旺盛需求再度激活了渔民对西北方向的兴趣，渔业重心从波罗的海和北海逐渐向西转移，爱尔兰、法罗、冰岛周边海域成为热点，继而从那里向西延伸，来自英格兰、巴斯克和诺曼底的渔民很可能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之前好几十年就在纽芬兰海域捕鱼了，此后英国人向新斯科舍、缅因和新英格兰的开拓同样由渔民打先锋，毛皮商人和殖民公司跟在后面，北美的最初几批殖民者全靠渔业才生存下来，南边的情况也类似，亚速尔就是渔民发现的，葡萄牙人在马德拉和亚速尔的早期存在高度依赖渔业，从17世纪开始，亚速尔还向南北美洲各国输出了大量渔民。
千百年间，渔民们都在默默无闻中为自己的生计而探索开拓，只留下一些零星而朦胧的线索给历史学家挖掘爬梳，就像南岛人（Austronesian）的惊人航海成就，若没有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努力重建，也会湮没在时间长河之中。
参考资料
[1] Alan H. Simmons - Stone Age Sailors (2014)
[2] Peter Bellwood - First Islanders (2017)
[3] Stephen Cunnane et al. - Human Brain Evolution (2010)
[4]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5] Douglas J. Kennett - The Island Chumash (2005)
[6] 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7] Peter Heather - Empires and Barbarians (2010)
[8] Wikipedia: Potlatch
[9] Wikipedia: Swahili
[10] Wikipedia: Aquatic ape hypothesis
[11] Wikipedia: 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
[12] Wikipedia: Vernix caseosa
[13] Wikipedia: History of the Azo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