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受访者普遍认为，“可以合理处理社会利益关系”与“公平正义”是规则应具备的两个核心特征
调查显示，当问及“您认为‘规则’具有哪些核心特征”时，超半数 受访者选择了“可以合理处理社会利益关系”(74.53%)、“公平正义”(67.48%)和“可以节制人的欲望”(51.65%)。此外，有43.85%的受访者 选择了“公民可以参与制定”，39.90%的受访者选择了“让人有敬畏感”， 22.29%的受访者选择了“有法律或制度监管”。
图2 公众对规则核心特征的认识
规则是否可以合理处理社会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当下公众对于好的规则的判断标准，可见，在当下社会经济背景下，任何的规则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利益的协调，对利益进行重新的分配。一旦某种规则被大多数人视为触 碰了自己的核心利益，那么，这项规则就需要被修改。进一步分析发现，受 访者的收入水平与其对规则合理处理社会利益关系的认识呈现一定程度的关联，月收入在“3500-8000元”这一部分群体有超过76%的人对于利益分配的 认识要高于平均值，更加注重规则是否可以体现利益分配。相对而言，月收 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体对于规则这一特征的关注要减少10个百分点。
同时，本次调查显示，73.46%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规则只能代表某一部 分人的利益，那么就需要改变这个规则”。那么规则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调查显示，75.13%的受访者认为“规则应该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而不是某些权贵的利益”。可见，任何规章制度、法律条文的制定过程 中，都应当充分进行一线调查研究、民主决策，只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的规则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遵守与认可。同时，如前所述，有67.48%的 受访者认为“公平正义”是规则的核心特征。可见，我国公众的权利平等意识在提高，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不受约束的特权存在。
2、我国公众具有较高的规则意识，但规则认识在理性与实践上呈现“一高 一低”现象
规则意识的形成是人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经过教育、训练甚至惩罚等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我们根据规则意识的形成过程，将规则意识划分为规则的 敬畏感、规则的节制性、规则的合理性认识、规则制度的参与度、规则监管 意识以及规则行为遵行几个方面。通过里克特五点量表对规则意识进行了考察，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我们将五点量表进行了百分制换算。
调查显示，受访者在“规则的节制性”方面得分最高(77.04分)，即 受访者表现出较高的遵守规则的态度。规则的遵守与行为的节制有时看上 去可能会造成眼前利益的损失，不能让人为所欲为，但在利益诱惑与遵守规则上面，大部分人仍会选择遵守规则。有74.86%的受访者表示“即使会牺牲眼前利益，我也会选择遵守规则”，有75.69%的受访者表示“在遵守规则上面，我能做到经得起诱惑，节制自己的内心”。
人们服从规则在于对于规则合理性的认同，如果规则被认为是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那么人们就可能会打破这个规则。调查显示，73.46%的 受访者认为“如果规则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就需要改变这个规则”。 与前面调查结果一致的是，规则对于社会利益关系合理性的处理是规则的首要核心特征，如果某一规则只代表权贵的利益，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它就是不合理的。受访者在“规则合理性认识”上的得分较高，为 75.86分。
监管是指对规则执行状况的监督和管理，是规则意识发育的最高阶段。本次调查显示，受访者的“规则监管意识”较高(75.70分)，72.5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发现有违反规则的人和事，我会去举报”。“知屋漏者在宇 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些年，“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现象火遍网上网下，多名涉黄、涉赌、涉毒明星，就是因为群众锐利的眼光，而被警方依法查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群众是一股强大而有效的监督力量。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 监督”。群众参与监督的程度越高，对腐败的制约力度就越大，留给不良作风和腐败行为的空间就越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规则普遍具有“敬畏 感”(74.56分)。70.94%的受访表示“在这个社会上，我害怕违规带来的惩罚”，73.91%的受访者表示“坏了规矩，我的良心会受到惩罚”。
调查同时显示，受访者的“规则参与性”(55.09分)得分较低。规则的参与性就是人们意识到规则应该是自己参与制定的，不是上级制定完了我 们只需服从。本次调查显示，75.21%的受访者表示“公民有责任参与到规则 的制定中来”，但同时仍有61.26%的受访者认为“制定规则是上级的事，我 只需服从就好”。这说明公众对于规则制定的参与性，在态度与行为上面还 未能形成一致，呈现态度与实践分离的状态，规则意识的自觉形态还有待进一步发育。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定数量的受访者对于规则的遵循呈现无视心态，实践中“规则遵行”得分最低，为52.91分。尤其是当遵守规则涉及到个人 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有超一半的公众还是会在眼前利益和遵守规则之间选择 破坏规则。有54.40%的受访者表示“在小区公共绿地停车，其实也是无所谓 的事情”，54.64%的受访者表示“只要能拿到名校入学资格，即使是作弊也是可以接受的”。可见，这一结果与“规则节制性”较高的得分出现一定程 度的背离，表明公众对规则的理性认识水平较高而实际规则行为遵行水平较 低，呈现出态度与行为相分离的现象。
调查还发现，我国公众在旅游行为中还存在一定的“任性”与“侥幸” 心态，缺少对于规则的足够尊重。旅游图的是开心，追求的是放松自我，越 是如此，越应守住边界，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据报道，造成游客遇险的原因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违规逃票私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二是不听劝阻擅 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每到小长假，不乏“任性”游客遇险甚至失踪丧命 的案例。而这些任性行为都是规则意识淡薄，缺乏生命安全意识所致。正因 为缺乏自我检束，丧失边界意识，才会在旅行中从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刻字这些“小节”发展到不顾规定与劝阻执意前往危险地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海外游逐渐走入普通百姓生活。据统计，2017年，我国国内游、出境游市场出游人次突破50亿，人均出游达3.7次，出境 旅游人数居世界第一位。海外旅行属于个人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通常由民 事法律协调。然而，当前我国不少游客还存在一种“巨婴”心理，认为“我 可以任性撒娇，祖国妈妈必须随时管我”。本次调查中，我们根据时政新闻 设置了一道情境题:“巴厘岛火山爆发，外交部多次发布旅游警告。如果您有巴厘岛出行计划，您会如何选择?”调查发现，超一半的受访者选择“继续前往”，其中51.1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出事，国家也有义务提供撤离援 助”，还有2.65%的受访者存在侥幸心理。
无独有偶，对于海外旅行中的“战狼式爱国”心态在今年就有两起报 道，2018年1月24日，在与航空公司沟通不畅情况下，一群滞留日本成田机 场的中国游客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唱起了国歌。几天之后的1月27日，伊 朗境内暴雪导致全国大部分机场临时关闭，约240名在伊转机的中国旅客滞 留在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国歌、口号此起彼伏。
高唱国歌，意欲何为?有网友称，“国家有实力撤侨，人民才有机会撒 娇”。有评论称，这话没错，但撒娇也该有度，撒泼打滚般撒娇，动辄“绑 架”祖国，并不明智，我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狼式爱国”。守规则涵盖多个 层面，不只体现在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还体现在维护自身权利时讲理性， 更体现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尊重规则的人。
3、我国公众在知识产权保护、生命安全意识、财产意识方面的规则表现提升较快，对于文化体育届潜规则现象的改善感受明显
当今社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需要遵循规则的时代，规则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规则的产生具有经济根源，规则的制定 可以保护个人财产，人们对于规则的遵守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在 知识产权领域，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烈，知识产业保护行为越来越多。51.44%的受访者表示“购买盗版书行为”越来 越少，27.48%的受访者表示“引用别人的论文注明出处”越来越多，29.97% 的受访者表示“付费下载网络资源”越来越多。
2016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知乎、果壳、喜马拉雅FM、得到等知识服务平台发展迅速，用户数也迅速增长。纵观这一年，整个市场规模在 150亿左右。人民日报在有关报道中指出，知识付费在2017年呈现爆发式增长，相关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预计达1.88亿人。知识付费正式成为一个“风口”。
知识产业领域曾经是我国公众不太熟悉的领域，唱别人的歌不经过原创允许就进行商业演出，引用别人的论文不标明出处，购买盗版音像制品等都 是违法、剽窃行为。10年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知识产权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10年来，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高，尊重 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风尚日趋向好。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战略的认知率由 2008年的3.7%提升至2017年的85.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做的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李克强总理指出，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这是政府必须做的事情。“不能让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随意被 仿冒、被‘黑’，更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
在生命安全领域，人们制定规则的初始根据就是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合理的规则体系都会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调 查显示，50.30%的受访者表示当下社会“醉酒驾车”的现象“越来越少”。 “酒驾”是汽车社会的公害，醉酒驾驶机动车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2011年起，醉驾被列入刑法之中以危险驾驶罪追究 驾驶者的刑事责任。伴随着酒驾入刑以及互联网代驾行业的快速发展，酒后找代驾已经逐步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2015年上半年全国酒驾形 势报告》显示，2015年1至6月，全国代驾使用次数达到3300万，与2014年同 期相比，增长率高达210%。
在经济生活领域，城镇化的过程使传统社会中地缘、亲缘关系被现代社会中的“脱域”机制消解掉，曾经在狭小的亲缘和地缘社会中所构成的地域性关系中，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相互信任，被复杂的陌生人社会代替，人 们之间发生着远比地域性社会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中依靠血缘和 地缘建立的信任需要被现代社会中的契约与制度重塑。合同就是契约关系的一种体现，合同的签署可以有效地通过法律制约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 调查显示，对于“发生经济行为要签合同”在当下社会中的情况，分别有三成受访者表示“越来越多”“没有改变”和“越来越少”，这个结果说明， 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中。进一步的调查分析发现，38.90%“非农业户籍”的受访者表示签合同这一契约行为“越来越多”，超 过“农村户籍”受访者(29.90%)九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进一步揭示，陌生 人社会的城市人口的契约意识要更加突出。
在体育文化生活领域，调查显示，有43.90%的受访者认为“假球、黑 哨”现象“越来越少”，但仍有超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变化”或“越来 越多”。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开展，体育界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2014年中央第十一届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巡视，此轮巡视 后，总局多位官员接连被查处，多地裁判员、教练员被带走协助调查，诸多体育“潜规则”逐一浮出水面。巡视组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很多，最为突出的是运动员、裁判员的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专项 巡视后，体育总局研究制定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 定》。将体育改革纳入法制轨道，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在官场生态领域，本次调查发现，公众对官场生态改善的评价总体向好，未来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有42.67%的受访者表示“官员寻租现象”越来越少，25.80%的受访者认为“官员办事公私分明”现象越来越多，40.91%的受访者表示“办事‘走后门’的现象”越来越少，34.30%的受访者表示“政绩工程”越来越少，38.05%的受访者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现象越来越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坚持照镜子、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坚决反对特权。巡视利剑作用彰显，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对于官员权力寻租、办事走后门、政绩工程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还有两到三成的受访者表示“越来越多”。可见，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 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