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正在讲使用搜索引擎获取知识和做调研的方法，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一个有点哲学味道的话题：“知识”，到底是什么样的。通过观察现代人创造和使用知识的方法，我们大概可以说互联网不但改变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法，而且改变了知识本身 —— “知识”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
而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一下，也许现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样子，才是知识本来该有的面目。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 2012 年出了一本书叫《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描写了一个有点学院派风格的知识观。这本书已经出版七年了，互联网已经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我相信到今天，你肯定不会对这个知识观感到震惊，但是你应该也能得到一些启发。
什么是“知识”呢？可能大多数人是这么想的 ——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我们通过理论推导和实验研究，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总结出各种规律。我们把这些规律写成书，这就是知识。一个人通过努力学习这些书上的知识，就成了专家。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应该由相应的专家来解决。
这个知识图景中的每一步 —— 从事实到知识，从知识到书，从书到专家，从专家到解决问题 —— 在今天这个时代，都已经被推翻了。
1.知识都在书里吗？
我们在解读丹尼尔·罗素的《搜索的喜悦》这本书的第二讲，我列举了使用搜索引擎的六个常用技巧。使用搜索引擎的技巧并不止是这些，我们有好几位读者，立即在留言区补充了更多的技巧。特别是百度的用法跟 Google 还不一样，有读者专门列举了百度的对应使用方法。
我讲的跟罗素原书已经是不一样的了，然后读者补充的内容又比我讲的丰富得多，现在你再去读那篇文章和读者评论，你会收获比原书多很多的使用技巧。那请问，“书”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弄一本更完整的书，比如出一本《搜索引擎技巧大全》呢？
就算你出一本大全，也难保过不了多久又有人发现了新的技巧，你还是需要补充。戴维·温伯格说，当初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一边写一边设想了人们可能的反对意见，所以在书中各处随时跟他假想的敌人辩论，可是即便这样也没辩论完。很多读者对那些辩论不感兴趣，会觉得他这么写很啰嗦；有些真想跟达尔文辩论的人，又会觉得自己的反驳意见没有在书中体现出来。
书，写是写不完的 —— 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写。互联网时代，我们根本没必要把东西“写完”。你应该只写下你认为这次应该写的，然后让这个文本保持开放状态，让读者添加评论和内容。
那又何必非得是你这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呢？如果搜索是如此方便，人们完全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下自己最新发现的知识。
书上的知识是死的，互联网上的知识是活的，永远都在生长和更新。而这恰恰才是知识的本来面目。
那既然书已经不再是对知识的完整封装，书应该是干什么的呢？以我之见，书不是用来存放知识的，而是用来给人“读”的。在互联网时代，写书应该越来越重视阅读体验，应该写“你想让读者知道的东西”、“读者应该从这一次阅读中了解的东西”，而不是“关于这个题目的所有重要内容。”
那你说这样的书会不会不客观呢？不客观就对了。
2.知识反映客观事实吗？
相信知识应该反映客观事实，这是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人们才有的信念。古代的书很少顾及客观事实，古代的书，都是以“原则”为根本。
中国古代读书人发表议论，很少会给你弄一堆统计数字，更谈不上什么引用科学实验结果，通常的论据都是“圣人说如何如何……”中世纪欧洲教会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只能从《圣经》里找依据。
一直到培根发明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知识才开始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但社会科学的转变要慢得多。“统计”这个方法一直到 18 世纪才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而马尔萨斯人口论一直到 1826 年最终定稿，其中都是大段的简单推理而没有多少统计事实。
当然现在我们的价值观是只相信事实。但是温伯格认为这个信念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代表事实的数据已经太多了，以至于人们很难从这些数据里找到什么有通用价值的结论。两个研究者对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很多时候只有相关性没有因果性 —— 推荐引擎说既然你喜欢这个音乐、这个颜色、看过这个电影，那么你应该穿这件衣服 —— 可是这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更进一步，所谓“客观”，其实是一个错觉。以前书少，我们以为严肃作者写的东西一定是客观公正的 —— 你以为司马迁客观描写了古代的历史，那只不过是因为你没有机会看到别人对同一段历史的描写。
现在还有客观吗？任何一个涉及到某种斗争的新闻事件，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中外不同派别媒体的报道，你会发现其中分歧是巨大的。所有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事件。
温伯格举了个例子。2004 年的民主党大会上，泰德·肯尼迪有一场很大排场的演讲，《波士顿环球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做了报道。这两家报纸的意识形态都是偏左、都是倾向于民主党的，而且都是主流大报，而且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电视看到演讲现场，对吧？但是他们对肯尼迪讲话的评价，一个认为讲得很好非常成功，一个认为讲得完全失败。
以前我们说要把“观点”和“事实”区分开来，观点可以是主观的，事实必须是客观的。但是现在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对了。一群人在一起会同时发生很多事情，你的报道不可能面面俱到 —— 你描写这一部分事实而不描写那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主观的。
3.知识都掌握在专家那里吗？
以前哪怕再厉害的皇帝也得尊重读书人，那是因为读书人垄断了知识。但是现在可就垄断不了了。
《搜索的喜悦》这本书是2019 年 9 月 24 日刚刚出版的，罗素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关于他如何通过搜索发现一种他本来不知道名字的花有没有毒的故事。我们专栏的读者听了这个故事立即指出，现在有好几个能识别花的手机APP，你拍张照片就行。
我搜索了一下，罗素这个故事发生在 2013 年，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么方便的应用。当然罗素说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搜索的思路，不是为了告诉我们怎样搜索花 —— 但是至少在这一个问题上，有很多读者知道书中的罗素不知道的知识，而且还是一个关键知识。
这不是个别现象。现在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面对这个专业领域的问题，也经常被其他领域的人打败。温伯格特别举了 InnoCentive 网站的例子，这个例子我们讲《范围》这本书的时候也说过 —— 哪个公司有技术问题解决不了就贴在网上悬赏征集答案，而最有创造性、价值最高的解决方案，常常是跨领域的圈外人提出的。
温伯格认为，“数据 - 信息 - 知识- 智慧”这个层层过滤的金字塔结构，现在已经不太好使了 —— 因为你不知道该过滤掉什么信息。哪个专家也不能面面俱到，可能你以为这个不重要不用学，但是将来解决问题恰恰就需要这个。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使用专家呢？
4.决策应该听专家的吗？
如果专家意见已经不足以代表正确，那难道应该听领导独断吗？当然也不是。温伯格推崇的决策方式是群体决策。温伯格考察了西点军校总结的美军特种部队经验和维基百科的编辑故事，认为新时期的权力结构应该是分布式和开放式的。
参与决策的人员必须具有多样性，大家使用不同的思维模型，从不同的视角考察问题，集思广益。决策应该倾向于本地化，重点考虑前方一线人员的意见。决策过程应该充分讨论，在争论中达成一致，实在不行了再让最高领导拍板 —— 而真到了那一步，就已经是决策手段的失败。
这些方法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知识观决定了权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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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既然书本也不全面，专家也不可靠，连客观都不可求，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现在的知识局面呢？难道我们应该放弃学习知识，什么都指望搜索引擎吗？
那当然不是。首先有些知识是分层的，你不会初等数学就理解不了高等数学，什么搜索引擎也帮不了你。这样的知识必须努力学习。
但我们要学的更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我们得学习各种模型。知识可以随时更新，而方法只会慢慢演化。真正的专家是拥有专业眼光，能立即发现事物的关键所在，掌握一系列方法和手段的人。专家不必掌握所有知识，但是得知道新知识该往哪放。就算有时候他们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帮助，也得先知道怎么跟人对接才行。
你可能会面临先决定做什么，再决定怎么做，再决定用哪些事实和知识的局面。你可能会遇到必须用知识为立场和价值观服务，而不是以知识为本的局面。
到那个时候，你应该告诫自己，要避免陷入单一的视角和思维模式，警惕自己认识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