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在一家大企业分公司内进行。受试者包括公司一个部门的75名员工。（注：这个部门的全部75名员工在第一次施测中收到了问卷；61（81%）人完成并交还问卷。72名员工在第二次施测中收到问卷；48（67%）人交还。T3（n=40）和T4（n=29）准确的回收率无法计算；我们基于T3和T4中裁员的数量进行估计，结果表明至少50%留下的员工交还了问卷。样本中年龄组F（3，163）=0.22，p=0.88，职位F（3，163）=0.17，p=0.92，以及性别比例χ2（3）=2.76，p=0.43在几次施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两名员工分发和收集每一次施测（T1、T2、T3、T4）的问卷。每两次施测间大约间隔一个月，每次调查都隐去了身份识别信息。工作放缓和重组（即该部门和其他部门间的合并）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施测之前。裁员公告出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施测之间。约有50%的员工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施测之间被解雇。
不确定感、焦虑和信任用7点量表（见展示2-2）测量。受试者记录了在过去一个月内听到的不同谣言的数量。其中，受试者传播的不同谣言的数量也被记录下来。用人们传播的谣言数量除以人们听到的谣言数量，我们得出谣言传播的比例，这个变量就是传播可能性（likelihoodof transmission，LOT）。LOT将谣言传播操作定义为一个人听到谣言后的传播倾向。LOT建立在先前研究要求受试者列举听到的谣言以及是否传播这一方法的基础上（Rosnow，Yost，＆Esposito，1986；K.Davis，1972；Esposito，1986/1987；Rosnow，Esposito，＆Gibney，1988；Schachter＆Burdick，1955）。为了让LOT的信度和效度最大化，我们让受试者简要记录他们听到的谣言。与之前关于谣言传播的测量结果一致（例如DiFonzo＆Bordia，2000），LOT与焦虑和不确定感相关（见表8-1），即证明了该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此外，LOT的组成部分——听到和传播的谣言数量都在T2达到最大值，这与组织消息提供者向我们传达的非正式印象相一致。
表8-1 零阶相关和α系数
注：T1-T1相关中，N=60；其他相关对应样本数量分别为N=46、47或48。LOT指听到的谣言被传播的比例。不确定感和焦虑在计算相关前都已经过转换。对角线上的值为α系数。由于T1和T2的LOT为单条目测量，因此无法计算α系数。*p＜0.05，**p＜0.01。
考虑到在一段时间内有很多不同的谣言在流传（这种情况在组织谣言情节中很常见），用这种方式操作定义谣言传播很合适。此外，LOT独立于个体听到的谣言数量。如果你认为替代性的操作化定义——传播谣言的数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听到的谣言数量，那么LOT独立于谣言数量的优势就变得很明显，LOT能降低个体差异造成的干扰。LOT还能排除一些其他已知会影响人们听到的谣言数量的因素，例如个体是不是组织中的联络人（K.Davis，1972），或是不是一个紧密网络的成员（Buckner，1965）。因此，LOT的优点在于，它排除了研究结果来自与听到的谣言数量有关的因素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