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一种愿意冒着风险相信他人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意愿（Rousseau，Sitkin，Burt，＆Camerer，1998）。研究者也提出过一些对该定义进行细微调整的定义变体。信任经常被操作化定义为，对他人行为的善意性的一种既具体又普遍化的预期（Creed＆Miles，1996；Kramer，1999）。不信任自然是信任的对立面，即对人们行为的邪恶性的预期。不信任被认为与谣言活动有关。在对大量谣言情节进行质性分析之后，涩谷保（Shibutani，1966）总结道，当正式信息不被信任的时候，人们会采信非正式的推论或谣言来作为补偿。例如，苏联的许多谣言都是因为人们不信任正式信源而产生的（Bauer＆Gleicher，1953）。尽管有了这些发现，但据我们所知，后续并没有研究定量地探究信任在谣言传播中（尤其是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
德克斯和费林（Dirks＆Ferrin，2001）提出了一个主效应模型，其中信任直接作用于组织变量，以及一个调节效应模型，其中信任调节组织变量间的关系。在主效应模型中，信任的作用为产生积极态度和合作行为。个体对管理层善意性的期待会导致他对模糊事件做出更正面的评估，其行为也与评估保持一致。同样，对管理层的高度信任会减少谣言活动：“管理层告诉我们最近工作分配比较慢是因为换了新的总部办公室会计系统。我相信他们，他们不会欺骗我们。”相反，低信任会破坏正式传播，并且增加群体对集体（非正式的）意义建构的需要。“管理层会对我们撒谎，他们是无情的、卑鄙的！我不相信他们的解释；他们要把工作节奏减缓作为裁员的借口。”因此，低信任会导致更多的谣言活动。这个观点与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1987/1990）对谣言是非官方或不被认可的信息的强调非常吻合，也与我们对谣言的定义（见本书第1章）——谣言是一种管理风险的手段部分吻合。总之，当人们不信任正式的意义建构网络（如老板或者管理层）或者感到被正式的意义建构网络威胁时，会更依赖并更频繁地参与非正式的意义建构（谣言加工）。
鲁索和蒂约里瓦拉（Rousseau＆Tijoriwala，1999）的研究也支持了信任在组织变化管理中的直接作用。美国一家医院的管理层解释称，对已注册的护士进行复杂的重组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必要措施。信任预测了护士对这个解释的接受度。对管理层信任度低的护士会倾向于质疑官方对改变的解释或基于经济因素的解释，而接受基于自我服务的管理动机的替代性解释。研究者总结道：“高信任度很可能与接受管理层提供的信息和减少信息收集存在关联。”（p.524）这里，替代性解释相当于谣言，对于这些替代性解释的信息收集相当于建构意义的谣言活动。简而言之，不信任会导致出现谣言活动。
类似地，近期的组织谣言研究也不经意间发现，信任会抑制谣言活动（DiFonzo＆Bordia，1998）。在对企业管理层的采访中，我们观察到不信任态度和谣言活动之间存在联系，而信任态度似乎减少了谣言活动。例如，担心公司有可能出现大型重组的员工表现出高谣言活动水平以及对管理层的不信任。在一个案例中，负责传播的官员被员工认为是恶毒的，这家公司中谣言活动十分猖獗。相反，另一家公司负责传播的官员声称，多年来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得以建立，这家公司经历的谣言活动历时较短，并且员工都选择信任正式公告。因此我们认为，信任与谣言传播频率之间存在负向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