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上七年级时是一个典型的“插班生”，当时我们刚刚搬了家，虽然并没有离开新泽西州，但是我除了换新学校外别无选择。不过我非常幸运，在新学校上课的第一天就交上了一个朋友，因为我们俩都喜欢同一个运动——玩电子游戏。这位新朋友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在开学后一个星期举行的“摸底考试”中却考得一塌糊涂。当时的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以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考不好呢？当我向他提出这个疑问时，他告诉我，他其实是故意考砸的，因为这样一来，其他孩子就不会知道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也就不会挑逗他、排斥他。尽管我就读的上一个学校与现在这个学校相距并不算太远，但是很显然，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里，聪慧过人、努力学习似乎突然就变成了一件“一点也不酷”的事。我这位新朋友更关心的是被他人喜欢，而不是自己做得更好。幸亏我的朋友没有在“摸底考试”前就告诉我这些。
初中生考试成绩下降、学习兴趣下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鲜有人关注的重要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归属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归属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动机之一。从小学升到初中，改变的不仅仅是学校，还有周围的环境，学生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社会环境，而那也刚好发生在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在小学，同一个老师照料一个班的孩子，他（或她）整天围着他们转，对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熟悉。但是到了初中，情况就不同了，每一门课都有一个老师负责，他们一般上完课就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那么，初中生是否真的觉得自己缺乏归属感呢？根据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贾纳·朱沃南（Jaana Juvonen）的研究，美国的初中生确实觉得，他们缺乏归属感。朱沃南及其研究小组是在分析了来自十几个国家超过32000名初中生的数据之后得出这个结论的。美国初中生普遍报告说，他们觉得自己与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社会连接很弱，美国的这一数据比其他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都要差。在给“学校整体气氛”打分时，美国初中生给出的分数是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最低的——他们给出了负分，而且绝对值是排名倒数第二的国家的学生给出的负分的绝对值的两倍。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一些能让初中生觉得与某个特定的社区或组织有更多社会连接的地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我们为学校设定的目标，也取决于我们的信念——社会连接对于这些目标的实现有什么作用？即便是那些最顽固、最愤世嫉俗的人也可能会同意，如果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创造出一种社区意识或共同体归属感，那么在校的初中生们一定会更加快乐。
但是，一些人可能会马上补充道，让学生感到更加快乐并不是学校的主要目标。虽然我十分关心自己孩子的快乐和幸福，但是我也同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日后的自学能力。因此，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也就变为，难道让学生觉得有归属感本身就是一个终点吗？又或者，学生拥有的强烈归属感能够大幅度地提升学习和教育的效果吗？
对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的归属感最大的威胁可能是这样一种现象：我被某个“学校霸王”欺负了，但是其他人却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什么也不做。旁观者的不作为往往会被视为一种默许，使得被欺负者可能因此觉得自己被同学排斥了。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校园欺凌会引起当事人自尊、抑郁和焦虑等情绪的负面变化。研究表明，刚刚进入青春期不久的青少年被周围同学或同龄人欺负或排斥的经历越多，他们的平均绩点（GPA）和出勤率也越低。
在美国，多达40%的青少年承认自己曾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这种现象可能已经成为学生成绩普遍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杜威·康奈尔（Dewey Cornell）研究过这一问题：某所学校在年级考试中的整体成绩，与该校校内欺凌他人的行为的流行程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学校霸王”横行的学校的代数、几何、地理、生物和世界历史的平均成绩显著更低。
为什么通常发生在课堂以外的欺凌行为会影响到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正如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指出过的，社会痛苦激活的神经回路与物理疼痛一样；同时，众所周知，慢性物理疼痛与许多认知障碍——例如，工作记忆减退有关。事实上，疼痛（痛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主人”注意自己身体（心理）的某些方面，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或补救措施。因此，一个陷入物理疼痛（社会痛苦）中的人的大部分注意力将会集中到他的疼痛（痛苦）上，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多少认知资源和注意力资源可以用于学习了。
社交天性实验室
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检验了如下这个假说：社会痛苦会导致智力衰退。在实验中，他和研究小组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境：让一部分被试觉得自己遭到了社会排斥。参加实验的被试可以选择参加一个智商测试，或者参加一个风格类似于GRE考试的测试。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非常明确：社会痛苦会导致测试得分大幅下降。在智商测试中，所有被试的平均正确率为82%，而那些觉得自己遭到了社会排斥的被试的平均正确率则只有69%。更令人吃惊的是，在类似GRE风格的测试中，觉得自己遭到了社会排斥的被试的平均正确率几乎只有其他被试的一半（39%：68%）。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差距。那么，鲍迈斯特“制造”社会排斥的方法又是什么呢？简单得难以置信——他只是告诉被试，在非常遥远的某个时间点，他们很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加孤独。请想象一下，在现实世界中，当学生实实在在地被欺负，成了受害者时，他们的心情又将会怎样！特别是在没有任何人为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们必定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使得他们大大分心，以致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