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由于大家都知道将来你一定会放弃某一行为，而导致现在无法将相关事情处理好，经济学家将之命名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之所以需要向别人做出某种承诺，是因为这些承诺可以影响你和别人的关系。如果不需要与任何人打交道，就不会面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产生于矛盾冲突。
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毫无疑问是将来的自己。处理好现在的自己与将来的自己之间关系的关键是保持高度的利他主义；我们需要牺牲当前的利益，以获得将来的收益。那么，我们需要执行怎样的利他主义？是那种以完全杜绝冲突为目的的纯粹利他主义？还是那种会导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不完全利他主义？
当我的好朋友拉尔夫·科恩兴奋地宣布他要当爸爸的消息时，我问他：“你希望孩子将来打棒球时打哪个位置？”“都可以，”拉尔夫不假思索道，“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又停了一会儿，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他补充道：“我个人更希望他打游击手的位置。但如果他愿意，其他位置我也可以接受。”又停了一会儿，这回停的时间稍长，拉尔夫忍不住又补充道：“只要在内场就好。”
这就是纯粹利他主义与不完全利他主义的区别，前者情况下我们关心别人是否幸福（尽管不如关心自己的幸福那般迫切），后者情况下我们保留关心别人如何获得幸福的权利。
当处理现在的自己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尽管不如对当前的快乐那般渴望，但还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快乐。哈佛大学的戴维·莱布森教授是少数几个不同意这一观点、主张打破传统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没有人怀疑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但当处理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莱布森依然主张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因为人们在乎的不是将来的幸福，而是如何获得这种幸福。就像处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时不完全利他主义会导致家庭内的矛盾一样，在处理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不完全利他主义依然会导致个人内心的矛盾。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不切实际的高消费会给未来的生活带来大麻烦。但如果你是一个不完全利己主义者，对不切实际的高消费的期待就足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大麻烦，而且带来麻烦的方式也很有趣。假设你此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畅想明天的奢侈生活，那么问题来了，明天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周一时畅想着周二来一场盛大的聚会，周二时又由着自己的性子，期待着将聚会推迟到周三……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往后推，直到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人死了，钱没花完！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悲剧，不是因为钱没花完，而是因为压根儿没有期待把钱花出去，因为足够聪明的你早在整个事件铺开前，已经预测到整个事件的结局。如果你喜爱的是期待聚会的那种感觉，并且也知道自己只是喜欢这种期待的感觉，那么你就不会真正期待任何一场聚会（也许这就是德国抒情诗人和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所说的“我的生活被我的天分所毁灭”的真正含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答案就是：策划一场不可推迟的聚会，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比如，提前向聚会承办方支付定金，并且选择对取消订单的行为采取重罚措施的饭店承办聚会。
我也在承受着这种痛苦，虽然还很微弱，但在不断变强：我不希望看到真正的好书，因为这样会使我失去期待好书的那种快乐。当然，由于我很清楚喜欢的只是这种期待的感觉，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对什么书特别期待。乘飞机旅行帮了我一个大忙：为了迫使自己读些好书，上飞机时我只带这些好书，闲来无事，不得不读。当然能够做到这些的前提是航空公司提供的读物实在惨不忍睹，丝毫没有令人阅读的欲望。所以，一旦航空公司提升读物质量的话，或许我的这一读好书的计划也就只能泡汤了。
我的好朋友雷·海特曼正经历着另一种麻烦：与期待奢华生活的人不同，他希望自己未来变得更加节俭。他特别希望自己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能够痛下决心，放弃花费更多资源来延长自己寿命的做法，他觉得这很酷，可以给他带来快乐。但他也很清楚，这个“一定年龄”会不断地被重新定义，以能够总是对之充满期待。想到这一点，他就不自觉地有些痛苦。因此，他在寻找方法以限制自己对未来选择的自由。
如果说雷只在乎他未来的快乐（换句话说就是，在处理现在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的关系时，雷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的话，人们一定会指责雷前后不一：限制选择并不会使雷更加快乐。但如果说雷更在乎如何得到这种快乐的话，他就不会前后不一了，换句话说，雷是一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如果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就可能放弃未来的快乐（比如为未来的自己放弃一场聚会，或者读一本好书，或者放弃昂贵的医疗资源，抑或开始省钱或戒烟以达到节省昂贵医疗资源的目的），以获得现在的快乐，尽管人们知道未来的自己可能不希望这样。
当多萝西·帕克哀叹“我讨厌写作，但我热爱我已写好的作品”时，她表达的就是个人在当前成本与未来收益之间进行常规权衡时的复杂心情，这种权衡非常符合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莱布森的不完全利他主义理论面临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在他的理论中，人们不是在权衡自己的收益与成本，而是在与未来的自己进行博弈，以获得优胜策略。
这就启发我，也许最开始的问题“人们为什么紧锁冰箱进行节食”有了新的、不同的答案。在本章中，我花费大量篇幅用于讨论节食可以解决个人（任何相信巧克力圣代值得那些卡路里的人）与其伴侣，或其潜在伴侣（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之间的矛盾，但按照莱布森的理论，这并不是在解决个人与其伴侣之间的矛盾，而是在解决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之间的矛盾。
无论哪种理论更加正确，都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除非人们与某人之间存在矛盾，否则冰箱门的紧锁依然令人费解。如果人们的全部追求就是让未来的自己更加快乐，并且如果不会有第三场聚会牵扯进来的话，对未来选择权的限制就是没有道理的。
莱布森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不深入探讨其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得知。皮尔·克鲁尔和安东尼·史密斯教授已经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他们以观察在莱布森所描述的世界中人们的储蓄行为作为开始这一进程的起点。正统经济学认为，如果两个不同的个体具有相同的偏好，面临相同的机遇，就会形成相同的储蓄习惯。但克鲁尔和史密斯发现，在莱布森描述的世界中，这一切都不成立。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如下：假设有两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阿尔伯特和阿尔文，他们都希望将来的自己不仅快乐而且勤俭节约。阿尔伯特是个悲观主义者，总想着自己将来一定是个败家子，挥霍无度；阿尔文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将来一定是个非常善于约束自我的人，所以他很开心。阿尔伯特为了防止自己的钱都被将来的自己——就是他认为的“败家子”挥霍掉，所以决定现在就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与此不同，阿尔文由于预期会将自己的钱都交给将来那个“完美”的自己，所以心情振奋，在积极努力地存钱。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年一年过去，阿尔伯特和阿尔文的这种行为特点愈演愈烈。他们拥有相同的偏好，面临相同的机遇，但最后结果却不同，一个死时一贫如洗，一个死在钱堆里。
另一种影响可能更奇怪：假设爱丽丝也是一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但与阿尔伯特和阿尔文不同，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过上奢靡无度的生活，她很享受这种对未来奢靡生活的畅想。最初，爱丽丝非常乐观，觉得自己将来一定能过上奢侈的生活，所以现在就开始存钱，以后好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但一旦开始存钱，爱丽丝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储蓄者”，这不符合她对自己奢侈度日的定位，觉得应该现在就把钱花掉，可一旦开始花钱又意识到，现在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没钱花了，于是又开始储蓄……如此周而复始，她对自己的预期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就这样永远剧烈地波动下去。
探索影响是检测莱布森理论正确与否的方式之一。另一方式是在开始时对莱布森式的偏好假设的可信度进行检测：关于不完全利他主义的假设是否过于轻率和简单，比如尝试机油味道的假设？又或者，它是否可以通过诉诸自然选择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比如关于复仇的嗜好？
这里有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莱布森式的偏好会导致人们可见的自我控制尝试，这种可见的自我控制尝试有利于吸引潜在的伴侣，因此自然选择的结果会支持这一理论。如果这一猜测可以通过某些合理性检测的话（比如说，以计算机模拟的形式展现个体在偏好进化的情况下资源竞争的结果），两种关于人们为什么要紧锁冰箱进行节食（自我控制）的理论就可以合二为一了。
下面讨论宇宙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我更喜欢，即“物质从何而来”。我相信：宇宙由纯数学模式构建而成，这里所说的模式不是任何形式的模式，而是模式本身。这一模式不需要来自任何地方，它们就这样存在着。构成宇宙的这一特殊模式恰巧包含许多子模式，这些子模式非常复杂，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人类。
在我的观念中，这是绝对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中有一半认为这很明显是错误的，另一半简直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上述观点就变得很容易。史蒂芬·平克认为理解宇宙起源的原理并不是一项很实用的技能，它无助于我们寻找伴侣、繁衍后代，所以大自然也就没让我们进化出适当的脑力去思考这一问题。大自然是一个精明的经济人，不会草率地赋予我们任何多余的能力。与此不同，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能力对于我们这种社会性动物——现代智人来说具有明确的回报效应，所以，预期我们能够发展出一套关于紧锁冰箱原因的详细而令人信服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奢望。
[1] 竞争对手的最佳应对策略是绝不向你看一眼，这样无论出于什么考虑，你都不得不保持方向盘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