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行为比言语更能暴露他的真实想法,因此人们经常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来对这个人做出判断。我们也会用同样的依据来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行为会告诉我们关于自己的一切。也就说,行为是人们用来判断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的最主要的依据。中国人在充分理解自我认识这一重要原理后,开始在战俘营中运用这个原理,以便能使战俘们按照他们的意愿采取一致性的行为。中国人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行为就会发生作用,它们会改变战俘们对自己的看法并使它们的行为与自己的看法保持一致。
写作是中国人经常采用的,用来坚定战俘信念的一种手段。对战俘来说,仅仅是静静地倾听或这是口头上赞同中国人的方针政策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要时常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中国人特别想得到战俘们的书面声明,以至于如果战俘不愿意将他们的想法写下来,他们就会劝他抄一篇别人写的感想。心理学家埃德加对改造策略做了如下描述:
他们采用的进一步措施就是要这些人把问题写出来,然后再给出答案。如果他不愿意写,那他可以从笔记本上抄一段。这看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让步。
好一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让步”!我们已经看到过,①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承诺,也可以让我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且,②作为一种获得承诺的手段,书面声明有着巨大的优势。首先,书面声明为此事的发生提供了一个物质证据。一旦战俘将中国人希望的东西写下来,那他就没有机会说自己记不清这件事或者干脆对此矢口否认,因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上面是他自己的笔迹,那些被记载下来的无法抵赖的行为促使他令自己的信仰和自我形象与他的行为保持一致。
书面声明的第二个优势是,可以把它出示给其他人看。这就意味着可以用书面声明来说服他人,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接受声明的主张。但更重要的是,③它可以让读者相信声明说出了作者的心里话。人们往往本能地认为声明反映的是作者真实的态度,这并不奇怪。但出人意料的是,当他们知道作者写这份声明并非于自愿时,他们还是会坚持这样的看法。
心理学家爱德华和詹姆斯所做的一个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实验中,他们让实验对象看一篇称赞卡斯特罗的文章,并让他们猜测作者的真实意图。对其中的一些人,他们说作者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自愿;而对另外一些人,他们则说作者写这篇文章是身不由己。但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是后一种人也猜测作者是喜欢卡斯特罗的。由此看来,表达个人信仰的声明也会令看过声明的人产生“咔哒,哗”的反应。除非能够拿出强有力的反面证据,否则人们会自动认为一个人做出这样的声明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因此,如果一个战俘写下了拥护中国或者是反对美国的声明,这份声明就会对他的自我形象产生双重作用。因为这份声明不仅会一致提醒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举动,而且还会让他周围的人相信这份声明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在第4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旁人对我们的看法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有一个实验发现,康涅迪格州纽黑文市的一些家庭主妇在听说自己给人的印象是乐善好施后,当“多发性硬化症协会”来募捐时,她们表现得非常慷慨。很显然,仅仅因为知道自己在人家眼里显得有善心,就足以让这些妇女积极行善了。
由此看来,一旦人们主动做出了一个承诺,自我形象就会受到一致性原理的双重压力。一是来自内心的压力,它迫使我们的所作所为要与我们的形象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来自外界的无形的压力,它要求我们要按照他人的看法来调整自己的形象。而且由于旁人对我们的看法是从我们所写的东西得来的(尽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会再一次感受到必须让自我形象与书面声明保持一致的这种压力。
在美国朝鲜两国交战中,中国人并没有通过高压手段迫使战俘们写下她们想要的东西,相反,她们采用的方法非常巧妙。例如,她们知道很多战俘都急于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者。同时,战俘们也知道他们的邮件会受到审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寄出去。为了保证自己的信能寄出去,有些俘虏开始在信中加入一些向往和平、说自己在战俘营中过得不错的内容。他们认为中国人希望看到这样的信,因而会把这些信寄出去。中国人当然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些战俘的宣言不仅对他们在全世界范围的宣传很有帮助,而且也使得他们在改造战俘的过程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更多人的书面记录。(审查权力之下的讨好)
中国人还经常使用另外一个类似的技巧,就是定期在战俘营中举行政治征文比赛。获胜者的奖品其实很小--几根香烟或是一点点水果。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即便是这些小东西也很难得到。因此还是能够引起战俘们的兴趣。获奖的文章通常都是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如果只有写称赞中国好的文章才能获胜,那么大多数战俘都不会参加比赛。而且他们也知道,如何才能让战俘对中国所做出的承诺这朵小花结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偶尔也会有一两篇基本上支持美国、但也有一两处赞同中国的观点的文章获奖。结果这个策略非常有效,战俘们仍旧愿意参加这个比赛,因为他们看到极力赞美自己国家的文章也能获奖。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为了提高获胜的几率,他们文章的调子已经稍微有些改变了,开始偏向中国的立场了。而中国人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看到战俘对此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他们就会趁热打铁,把保持一致的压力施加到他们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战俘们自愿写的文章使中国人获得了完美的承诺,以此为基础,战俘们的合作和转变就可以开始了。
其他让人顺从的行家们也深知书面声明的威力。例如,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安利公司偶然发现了一个能刺激销售人员取得更大成就的方法,那就是要求每一位销售人员订下一个销售目标,并把这个目标写在一张纸上:
在你开始之前,给你最后一点忠告:制订一个目标并把它写下来。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重要的是你要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有了一个为之努力的方向。把东西写下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所以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当达到这个目标后,你要再定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且还要把它写下来。这样你的进步一定很快。
如果说安利公司发现“把东西写下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那其他商业机构在这方面也并不迟钝。一些上门推销的公司就是利用书面承诺的魔力来对付最近在很多州获得通过的“冷却期法”。所谓“冷却期法”,就是顾客在买下一件商品后,几天之内是可以退货的,并能拿回全部的货款。刚开始的时候,这条法律的实行严重打击了那些强行推销的公司。由于这些公司采用的都是高压的推销手段,顾客买下它们的商品并不是真心喜爱这件商品,而是因为受到了迷惑或威胁。当这条新法律生效后,很多顾客都退掉了它们购买的商品。
但这些公司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明显地降低了顾客退货的数量。它们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将以前由销售人员填写销售合同改为让顾客自己填写。正如一家很有名的百科全书公司的销售人员培训大纲所指出的,“个人承诺已被证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可以防止顾客变卦的心理工具。”就像安利公司一样,这些公司发现当人们把承诺写在纸上时,奇迹就发生了:它们都履行了自己写下的承诺。
很多公司常用的另外一个借助书面声明的影响力的方法是,使用一种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恶意的促销手段。在我开始研究社会影响力的武器之前,我常常会觉得纳闷,为什么像宝洁和通用食品这样的大公司经常发起“少与25、50或100字”的征文比赛。这些比赛看上去大同小异,都是要求参赛者写一份简短的个人声明,以“为什么我喜欢……”开头,接着便极力吹捧该公司的某种商品,不管这种商品是蛋糕也好,还是地板腊也罢。这些公司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获胜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品。我以前一直想不明白,这些公司究竟能从这种活动中得到什么。通常,参赛者无需购买该公司的任何商品,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比赛。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很多公司却乐意支付巨额的费用,将这种比赛一届接一届地举办下去。
当然,我现在已经不再迷惑了。这种征文比赛的目的与中国战俘营中举办的政治征文比赛的目的同出一辙,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把他们对某种商品的喜爱之情记录下来。在这里,是哪种商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是相同的。为了赢取那些不易到手的、极具诱惑力的奖品,人们自愿参加征文比赛。而且他们知道,要想在比赛中胜出,就免不了对这种商品大肆吹捧一番。所以,他们会挖空心思地找出该商品某种值得称赞的特性,并在他们的文章中尽情赞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用书面的形式为一种商品做了见证,紧接着,他们都感受到了一股奇妙的推动力,令他们不知不觉地就相信了自己所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