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高管和企业家更是经常被迫为自己的富有辩解。或许这就是要“对社会有所回馈”的理念的由来，这种想法似乎不仅受公众的欢迎，也得到了富人自己的认可。针对《德国的财富》所做的研究表明，2/3的富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富人和不富裕的人相比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应该捐出更多的钱，比如为了慈善事业。” [12] 52%的德国富人为社会事业捐款，43%的德国富人为危机和救灾捐款。 [13] 几年前，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发起了“捐赠誓言”行动，全世界最富裕的100人已经加入了这一行动，其中包括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CNN创始人特德·特纳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们都承诺至少捐出一半的财富。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捐赠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让富人处置自己的钱并支持他们自己选择的事业是不民主的。在这些支持政府发挥强有力作用的人看来，确保“公平”的唯一办法是以税收的形式拿走富人的大部分财富，然后让政客来决定拿这些钱做什么。
无论如何，捐赠都不是富人如何造福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并不主要在于他们的慈善活动，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开创并运作的公司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们开发的产品和科技让我们大家生活得更美好。本书的大部分读者会拥有微软公司开发的软件，用谷歌在网上搜索。他们还很可能时不时地去星巴克喝咖啡，并且通过脸书与朋友保持联系。
成立了这些公司的人不完全是为了追逐金钱而这样做，不过金钱的确发挥了奖励的作用，奖励他们开发出造福我们大家的实用产品并承担自主创业的商业风险。
大多数人对于富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德国5000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一半的人会承认富人为创造财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4] 另外，71%的受访者认为“富人在生活中享受着不公平的有利条件”。 [15] 54%的受访者将富人的财富归结于“经济体系的失衡”，还有52%的受访者提到“不诚实”是财富的来源。 [16]
尤其是学者往往对财富和资本主义制度怀有疑虑。几百年来，学者一直梦想着乌托邦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或更少。不过，在现实中，这样的乌托邦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公平与财富——恰恰相反：只要有人试图将它们变为现实，就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和人类的遭殃。
很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演说家威廉·J.H.伯切尔牧师在191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十诫》的小册子中告诫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不能通过阻止富足来实现繁荣。
不能通过弱化强者来强化弱者。
不能通过贬低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
不能通过扳倒发工资的人来扶助挣工资的人。
不能通过摧毁富人来帮助穷人。
不能用借来的钱建立健全的保障。
不能通过煽动阶级仇恨来加强手足之情。
不能通过入不敷出来让自己免除麻烦。
不能通过消灭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来培养性格与勇气。”
就算是对我们的经济制度并不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许多人也批评所谓的“社会不公”，也就是富人拥有的东西远比穷人要多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反全球化的活动人士将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真的带来了更多的不公正吗？联合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近50年来，在降低全球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之前500年的成就都要大。 [17]
的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饥荒和苦难，而且谁也不该漠视这些。不过，和常见的一种误解正好相反的是，备受污蔑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倡导者——“富人”——并非是痛苦与苦难的原因。饥荒依然盛行的非洲国家是因为缺乏经济自由而不是经济自由过度而受苦受难。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比之前的任何其他经济制度都更大程度地改善了地球上的生活。1820年，全球85%的人口每天靠着不到1美元生活，如今，这一比例降至20%。在过去的10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0岁提高到65岁，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预期寿命还在以每年增加几个月的速度保持着增长。
这并不是说全球化的影响绝对是积极的。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全球化让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与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受影响最大的是发达国家中没有一技之长和受教育水平低的工人。对他们而言，必须要承认全球化转化成了收入上的损失，因为它推动了国际竞争。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的工作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雇主的成本大为降低。不过，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不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上唯一的受害者。发达国家的一些中产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同样的影响。这使得反全球化运动的论调从伦理的角度讲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商业伦理学家乌尔里希·希维特认为，他们的批评“事实上不过是富裕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采取的防御策略，他们担心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让自己的收入下降”。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