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富人怀有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妒忌驱使。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杰出著作（Der Neid. Ein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中，证明了妒忌是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历史时期。妒忌的目的不是通过加强自身的竞争力来让天平恢复平衡，而是通过确保被妒忌的对象变得比过去糟糕来恢复“公正”。据舍克说，重新分配财富也不能消除妒忌——相反，随着特定社会越来越接近于取得平等，由妒忌助长的对于平等的渴望却变得愈发难以满足。
不过，如果你指责那些抨击“富人”的人是受妒忌驱使，他们会立刻动怒，并言之凿凿地向你保证说“妒忌和这不相干”。当然，受妒忌驱使的人向来都会否认这可能出于妒忌的任何说法。不过正如舍克所言，妒忌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深深植根于人类生物学和存在状态中”。 [6]
舍克还论述了妒忌在围绕财富再分配展开的政治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 [7] 比如，就连大力支持极端的累进税政策的人也通常会承认，这种政策给国库带来的额外收入非常有限。就算是这种确凿的事实和计算结果也不大会让他们动摇。相反，他们会觉得必须要表明，增加的收入是次要的，而“象征性作用”才是这些举措的真正意义所在。不过，所有这些表明，这样的政策缓解了有些人的感受，他们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得知“富人”将会有更大一部分收入或财富被拿走的时候，却会产生某种满足感。
舍克还认为，富有的人经常——而且可能是无意识地——将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归结为“运气”，试图以此来“消除任何潜在的妒忌他们的感觉”。 [8] 相对于别人更胜一筹的能力而言，人们不大可能怨恨这些人的“好运”。说“我只是比你幸运”听起来要比指出你的成功可能源于你高于常人的精力、创造力或智力更容易让旁人接受，也更四平八稳。
为什么人们往往不像妒忌成功的企业家和高管那样妒忌成功的运动员和流行歌星？虽然顶尖运动员经常拥有比企业家或高管更高的收入，但他们得到的是赞赏而不是妒忌。2013年，大众汽车公司的老板马丁·温特科恩1500万欧元的年收入成为当时所有DAX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中收入最高的，不过与利昂内尔·梅西（2013年年收入：4100万欧元）或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2013年年收入：3950万欧元）相比，显得逊色多了。 [9] 值得一问的是，与领导着一家在2014年生产了1000多万辆汽车并雇用了50多万人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做的工作相比，C罗在绿茵场上的球技是否真值得让他拿到2.5倍于前者的收入。不过，公众妒忌温特科恩拿1500万欧元的可能性似乎要比妒忌C罗拿3950万欧元的可能性大得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因为相对于高管赚取高薪的工作而言，运动员的表现更容易获得认可和评估。不管怎样，“公正”在体育界定义起来非常简单：取得多大成绩就拿多少工资。谁能把足球踢得像利昂内尔·梅西或者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那么好，也可以拿到同样高的报酬。这会对常说的“社会公正”的概念有何影响尚不清楚。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称社会公正为“海市蜃楼”，更多的是“破坏了个人自由的司法保障”。 [10]
有些人认为向高管支付高工资不公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工资背后的计算方法。如果收入是基于工作的辛苦程度，那么护士赚得比高管少的确是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家公司在计算薪酬时主要基于员工所花费力气的大小。相反，薪酬主要基于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有多么稀缺以及他或她被取代的难度有多大。在顶尖经理人的国际就业市场上，薪酬是由同样的供需法则来决定的。
当然，监事会有时会犯错误，聘请到的高管被证明不配获得向他们支付的高薪酬。出现这种情况时，承担损失的是公司所有者或者股东，而不是公众。同样，一名足球运动员最终的表现可能配不上他新加入的俱乐部为他支付的转会费，因为他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损失是俱乐部的，而不是公众的。
时不时地就会有人提议，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收入最低的员工的薪酬差距应该有一个法定上限。瑞士甚至就这一问题举行过公投，不过瑞士人非常明智，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
还是以足球为例，这一做法的后果立刻显而易见。我们假设拜仁慕尼黑队收入最高的球员的工资不能超过收入最低球员的20倍。为了保持竞争力，这家俱乐部要么将收入最低者的工资提高到自己在经济上难以承受的地步，要么拜仁慕尼黑队就只能凑合着起用三四流的球员，因此在欧洲冠军联赛连一场胜利都拿不下。强制要求一家公司付给高管的薪酬不能超过勤杂工的20倍也会产生类似的灾难性后果。
顺便说一句，没有证据表明引入这种上限真的会满足公众对于平等的渴望。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怀疑：“给工资设定一个低水平的上限对于解决如何让收入分配真正实现公平的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正相反：上限定得越低，各个级别的收入之间越是相近，一些人就越是纠缠并妒忌余下的差距。”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