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人游手好闲”的认识误区
伯温·施马伦布罗克在她的博士论文中，驳斥了关于“富人游手好闲”的认识误区。她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富有的受访者都有工作，而且他们大多是通过创业、自雇或者在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而创造了财富。全球超富精英阶层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的研究表明：“现代富豪的一大突出特征是，他们与19世纪时的富豪截然不同，大多是工作的富人。” [40]
就连像伊曼纽尔·赛斯这种对“不断拉大的收入不均”坚决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当代金融精英主要由“工作的富人”构成。他发现，1916年，有偿工作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中占到1/5；到2004年，这一数字增至3倍，达到60%。 [41]
不过，美国或德国富人的成长经历与印度或俄罗斯金融界精英的情况截然不同。
出生于印度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强调，和美国不同的是，印度大多数超富人士既不是软件行业的先驱，也不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制造商。相反“太多的人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变得极度富有……土地、自然资源和政府合同或者特许经营权是我们印度的亿万富翁的主要财富来源，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来自于政府”。 [42]
俄罗斯的许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从苏联解体和随后的国家资源私有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在当时大型石油公司和制造企业遭到了瓜分。美国的超富人士很多是像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甲骨文、星巴克的创始人这样的创造者，与他们不同的是，俄罗斯的超富人士则因接近政治权力中心而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