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民族和政治视野下的《贝奥武夫》
这一章里，我们将详细调查一个特殊的文化作品，由此来看一看创造、评估和合成知识的具体方法，明确某一学科的具体运作与我们得出的概括性结论——自由技艺会教给我们某些思考方式是否一致，这个特定的作品就是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显而易见，这个选择多少有些任意性，因为任何一个足够复杂的作品或现象都需要我们在具体和抽象之间进行对比，然而，选择这一作品，确实还有其他理由。首先，《贝奥武夫》研究是我的研究专长，所以我可以比较详尽地解释这一学科的运作方式，并且能够提供背后的内幕信息。还因为深入研究《贝奥武夫》会让我们收益颇丰，而一些非专业人士的讲授常常不尽如人意，所以即便这一案例研究对这本书的宗旨贡献不大，我仍然希望它能够教育并丰富读者的思想。
许多接受过英语教育的人至少是听过《贝奥武夫》的：也许是从2007年的电影中得知的，这部电影由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主演，借助电脑特效演绎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水怪；也许是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的译作开始了解的，或者因为这首诗是英语课堂上的必修内容。有些读者已经知道《贝奥武夫》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诗歌， 故事中有两个巨型怪物，主人公被一条龙杀死了。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弄明白这些具体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老师又是怎么知道的，这时，我们便一触即发地投入了远远超越文本本身的历史之中。
《贝奥武夫》一定有所起源，它不是编辑、教师或者好莱坞的剧作家编造出来的。这本诗幸存下来的最早的复本是一本抄本，文字被手写在一张动物的皮上（羊皮或者牛皮）。因为每个人的字体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本手稿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再次誊写的抄本也是不同的。我们因此不使用通用的图书馆编目系统来找寻抄本，取而代之，我们用书架号来标注抄本，这就告诉了我们一本抄本事实上被放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贝奥武夫》抄本的书架号是“London， British Library， Cotton Vitellius A.xv.”，这条信息告诉我们，这个抄本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是科顿收藏系列的一部分，是罗伯特·科顿爵士收集在一起的。在科顿的藏书中，不同的书架上装饰着不同古罗马国王的半身像；《贝奥武夫》就保存在第一个书架上（A）国王维特里乌斯（Vitellius）半身像下面的书橱中，从左数第十五本（xv.）抄本。根据这一系列的目录和这本抄本的情况，我们知道《贝奥武夫》损毁于1973年，当时一场大火烧毁了名字极具讽刺意义的阿什伯纳姆宅院（Ashburnham House，直译是“烧为灰烬的宅院” ），科顿爵士的藏书就在那里。这一抄本的三个边都被烧焦了，但最终被救了出来，也许当时有人把它从窗户扔了出来。这本边缘部分烧损的抄本在学者们要处理时几近破碎，于是，在19世纪中期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员为每一页精心制作了一个框架，虽然挡住了些字母，却阻止了抄本的进一步损毁。
在进入罗伯特·科顿爵士的收藏之前，这一抄本在哪里，很难确定。 16世纪中叶，古文物学者劳伦斯·诺埃尔在这一抄本的首页写下了他的名字，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从哪里以及具体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一抄本。从抄本的字体和语言看，我们可以判断出，它誊写于公元1000年左右，但随后的500年发生了什么，却是个不解之迷。有一种猜测可能性很大，在1539年国王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后，这一抄本被从修道院书库中掠夺出来，有一位收藏者挽救了它，使其免于被丢弃甚至损毁。这位收藏者之所以保存抄本自有其原因，但绝不是为了其中的内容而这样做的，因为那时在英格兰还没有人能够读懂古英语，也就是《贝奥武夫》的语言。
如果到了18世纪《贝奥武夫》还没有得到斯堪的纳维亚研究者的关注，那么它也许只是大英博物馆中保存着的却没有被读懂的众多古老抄本之一。为了把保存在英国众多图书馆中的所有抄本汇编起来，乔治·希克斯牧师请求学者汉弗莱·沃恩雷把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本都编制进目录中。沃恩雷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目录作为希克斯的庞大的《古代北方语言与考古学史料之宝库》中的一部分出版发行（ 在 18 世纪，他们喜欢长标题——沃恩雷的目录题目比这个还要长 ）。 因为这些手抄稿的文本极少有正式标题，沃恩雷对文本内容做了简要总结，但他还是无法理解《贝奥武夫》的语言，于是他以不太准确的语言这样描述这首诗：“这本书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杰出代表作，它好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系列战争中，一个名为贝奥武夫的人——他是来自齐尔丁皇族的丹麦人，向瑞典王子宣战。”
读了沃恩雷的描述后，丹麦学者兴奋不已，因为有一首诗歌可能描述的是关于他们祖先的故事。1786年一位名为格力摩尔·琼森·索克林的雄心勃勃的丹麦学者与丹麦宫廷有些社会关系，说服了一位富有的赞助人支持他出版《贝奥武夫》的现代版，这一版本似乎非常确定地会为丹麦历史带来新的光明。不幸的是，索克林相比学术能力更擅长攀附权贵，所以《贝奥武夫》的第一个版本延误了许多年，直到1815年才出版，而且错误百出。 然而，索克林在制作诗歌复本上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雇了一个抄写员做抄写，同时还给自己抄了一本。这些复本保留了其他抄本中没有了的许多字母，这些字母在上文提到的那个抄本于1845年前被装裱保存前就由于边缘处的破碎丢失了。
索克林的版本，虽然拙劣，却让其他学者对《贝奥武夫》产生了兴趣。丹麦研究者认为这首长诗能够给他们提供关于他们国家历史的重要信息，而说德语的学者则认为这首长诗阐述了他们各自民族的历史。在英国学者约翰·米歇尔·肯布尔1834年的版本出乎意料地成为畅销书后，《贝奥武夫》便进入了英国文学的教学大纲中。从此以后，人们开始传授和研究这首诗，在更加广阔的文化中受到万众瞩目，但它也曾一文不值，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而当《贝奥武夫》与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 托尔金是牛津大学盎格鲁—撒克逊语教授，对《贝 奥武夫》有深入的研究 ）联系在一起时，这首长诗于20世纪晚期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上，并由此出现了各种电影改编版。诗人谢默斯·希尼的翻译——他在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讲授《贝奥武夫》的教师们提供了一个语言优美、充满诗意的现代英语版本，为这首诗的讲解注入了活力，而彼得·杰克逊的《指环王》系列电影风靡一时，更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这首长诗的兴趣，因为全世界的观众对于托尔金的工作和其产生的影响兴致有增无减。
其他历史信息都是围绕着以下事实展开的：因为国王亨利八世解散了英国的修道院，驱逐僧侣，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所以《贝奥武夫》最终落入了收藏家的手中。修道院书库中的书要么被掠走了，要么被销毁了，只有一小部分最后被“古物收集者”买了回来，这些收藏家非常珍重古老的东西，虽然他们的动机仅仅是古物的年代久远和稀有性，这是因为他们很难读懂那些古书。 国王由于政治原因解散了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是财力雄厚且权力强大的机构，与罗马天主教会联合在一起，所以亨利认为这些修道院威胁了他作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领的地位，他把没收的财富奖励给自己的支持者。亨利与罗马教会决裂，部分原因是教皇不批准他离婚，他之所以要离婚，还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没有生下男继承人，由此造成了政治危机。在宗教改革期间，亨利的行动还和新教教义的兴起纠缠在一起，有些为他出谋划策的支持者发现，从修道院拿出来的那些经文可以用来支持他们在宗教辩论中的观点，因此，《贝奥武夫》抄本是在一场风险极高的政治和宗教冲突中幸存下来的。
在18—19世纪，对《贝奥武夫》非常感兴趣的丹麦学者也参与了饱含重要政治色彩的极其激烈的争论。他们试图明确丹麦南部的某些地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原本是丹麦的领土还是德国的领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贝奥武夫》成了一个重要证据，这就是为了理解这首诗，人们投入大量资源的原因所在。 雅各布·格林，比较语言学学科的创始人，但让他更为家喻户晓的是他和他兄弟的童话集，他闻名遐迩，就连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这个代表德国全民的第一个选举议会都在听审席的正中间为他保留了专座，便于他回答什么才真正是或不是德国的这类问题。欧洲的哪个民族是真正的日耳曼人，由此就会知道哪些地方应该属于德国，《贝奥武夫》被看作这场长期激烈的政治争论中的重要证据。近一百年里，这场争论一直通过在语言学期刊上刊登的义愤填膺的文章进行着。先是1914年，后来又在1936年，欧洲决定用枪炮来解决这场争论。 《贝奥武夫》因此最终还是与欧洲政治纠缠不清，虽然错不在它。因为德国学者是研究《贝奥武夫》最前沿的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这首诗的研究被认为是由德国学者占主导地位，并由此催生了所谓的“日耳曼的傲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贝奥武夫》被与纳粹对日耳曼异教的狂热信仰联系起来，但这一做法是不公正的。其结果是，这首诗的研究在英语世界进入了急剧下滑的阶段，这一下滑迄今为止也只是受到了部分遏制。
根据《贝奥武夫》的历史，我看到自由技艺知识的产生就是一个杂乱无章且模糊不清的过程。人们研究文化作品不仅仅为了其年代久远或者由于对作品本身的浓厚兴趣（这一点，我们还没有以《贝奥武夫》为例进行讨论），还有从个人名誉到民族骄傲再到政治欲望等多方面的原因。知识的创造不仅仅由学者们阅读、誊写、编辑和出版诗歌而产生，后世的学者对原著进行批评，根据其他方面的信息重新解读诗歌，把诗歌放在教学大纲中给学生讲解，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和改编，这些也是在创造知识。其中有各种错误，有自相矛盾的解读，还有对知识的修正，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工作本身以及工作适应多种历史情境的不同方式所决定的。以《贝奥武夫》为例，这些情境包括誊写诗歌时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收藏诗歌时修道院被解散的16世纪， 编辑诗歌时丹麦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还有后来阅读、修改、改编、批评和教授诗歌时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取得的诸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