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文献学
在19世纪中期，自由技艺的某些方面开始变得更像科学了。为了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回到很远的过去，来审视自由技艺内部分支学科的专业化。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文献学的历史，[3] 文献学这个名词从马蒂纳斯·卡佩拉的《墨丘利与文献学的联姻》中就被熟知了。在书中， 马蒂纳斯所使用的“文献学”意指通过阅读和写作习得的知识，但“文献学”一词本身的意思只是“对词语的爱”，词语的确是自由技艺内被称为“文献学”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重心，其最终进化成文学学科，以及之后的语言学。
文献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学科崛起，是因为有太多的文本要研究，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一个地方就收集了大量的书卷，托勒密家族（那个统治埃及的家族）购买、偷窃并强行借走了一些手稿。据说，每艘拜访亚历山大的船只都被要求交出船上的书卷，随后书卷会被誊写下来，书卷的主人拿到的是复制的，图书馆保留的却是原稿。把大量的知识宝藏组织起来，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知识方面的问题。手抄本的文献难免会有错误，文本誊写的次数越多，累积的问题就越多，尤其是在誊写者匆忙草率，或者不能充分理解誊写的文本时，情况就更加糟糕。
以弗所的泽诺多托斯，作为亚力山大图书馆的第一位馆员，发明了一种新的做法，把书卷根据作者姓名的首字母进行排序。这一安排使得图书馆馆员能够把现有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大量自相矛盾和省略的内容，这些错误和变体已经积攒了数百年。图书馆馆员们开始从中理出头绪，他们从荷马的作品开始整理，因为其对于希腊人来说在文化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比多种手抄本，泽诺多托斯写出了荷马作品的第一个校对本。他利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从美学的角度确定众多版本中哪个才是被反复误抄的最初版本，由此，文献学诞生了。
文献学家的目的是从留传的杂乱文本中产出最准确的版本，最初其仅被称为“校对”：对所有不同的版本进行逐行对比，看看哪个版本最合理。然而，没过多久，现实表明，单单校对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现存篇章中没有一篇是合理的，这是因为语言和文化变化程度之大，使抄写员根本不明白他们誊写的是什么。为此，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员们发明了一系列新方法。泽诺多托斯想出的方法就是在他认为可能有误或者不能完全理解的那处画一条横线，这条线被称为“疑问记号”。后来的学者们又发明了星号等其他记号，星号今天仍在作为重音符号使用，帮助我们正确地读单词。他们还发明了用来标记在朗读时该停顿多久的图标：逗号、冒号和句号。然而，虽然有了这些发明，在文化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文本（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在许多地方仍然晦涩难懂，所以文献学家又开始收集文本外的信息，用来澄清那些与历史、社会习俗、宗教和艺术相关的混淆的参考文献。有些文献学家开始把一个文本的参考文献与其他文本的文献和历史记录中的文献进行匹配，最终产生了绝对规模而非相对规模的年表，这些工作就是历史学科的基础。
虽然荷马的作品对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却不及希伯来律法书《摩西五经》对生活在那座城市的犹太人那么重要，许多犹太人讲希腊语，而不是希伯来语，并把希腊语作为本族语。大约公元前300年，为了让这些人也能接触到《摩西五经》，有人将《摩西五经》翻译成了希腊语。翻译文本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错误、变体和不明确的地方，这不仅仅是翻译过程本身出现的，还因为翻译是基于《摩西五经》各种不完美的文本进行的。虽然犹太学者本可以把混乱的地方找出来（他们最终做到了 ），但在文本确定之前，新出现的基督教就已经把那个漏洞百出的希腊语译本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这大大增加了瑕疵文本的数量，也给文本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新错误。基督教的《圣经》并非直接译自希伯来经文，而是从某个希腊语译本翻译过来，这个希腊语译本被称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之所以说“七十”，是因为据说这个译本是七十二个译者仅用了七十二天完成的 ）。
翻译中的变体给文本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在情感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让人困惑且难以理解的段落不仅对文学批评家而言是个难题，对人们理解什么才是基督徒所认为的上帝的圣言也是个问题，基督教的学者们因此完全有理由任意使用所有可能的文献学方法来产出《圣经》的正确文本。这些方法中用途最大的还是老式的校对，即对比多种不同的文本。俄利根，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一位学者，编纂了《六经合编》（Hexapla ），这个文本有六栏，六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文本同时出现并可以逐字逐词进行对比（这六栏包括希伯来文、被音译成希腊字母的希伯来文、七十士译本和另外三种希腊语文本 ）。圣杰罗姆在俄利根工作的基础上，首先使用希伯来文本来纠正最早的拉丁语本《圣经》的，随后创作出他自己的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e ），一千多年来，这个译本一直都是圣经的标准版本。[4]
圣经文本最终固定下来之后，学者不再那么关注文本说了什么，而是更关注那些话传达了什么意思，这种方法虽然在传统上没有其他方法重要，但一直以来都是文献学研究的一部分。如果某个段落意思不明确，也许是语言文字有错误，也可能是你的理解出了问题。文本的寓言式阅读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页的语句表达的意思与读者认为其理应表达的意思有出入，那么语句就会被重新解读，使其意义与作者对文本的整体性解读一致。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数百年，成为整个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实践。
文本层面的文献学研究方法虽然被重新启用，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还需要一些策略来理解那些被破坏了的和难以理解的手稿，手稿保留并传承了他们想要复兴的世俗希腊拉丁文化。与此同时，基督教内部对寓言式阅读法解读《圣经》的争论已经陷入僵局。学者们为了在论证中获得优势（或者为了给出不同于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论证），他们回到了文本本身。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加大了解读《圣经》的赌注，学者们努力把《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这让文献学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
这一工作转而也为19世纪文献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包括雅各布·格林、拉斯马斯·拉斯克和弗朗兹·博普在内的学者们进一步把这些方法系统化，进而创建了语言对比与文学（ 文献学对比研究 ）这门学科，这门学科当时和其他科学类学科一样“具有科学性”。格林发现了声音变化的“规则”，这些“规则”说明了古代语言是如何进化成现代语言的。后来的学者完善并扩展了这些“规则”，然后用它们重构了古代语言（ 并且延伸到各个国家和文化已经遗失的历史中 ）。虽然现在看来其中的推理有一些明显的瑕疵，而且早期的文献学家很可能有太多断言，但在读他们的著作时，你不难发现语言对比与文学已经变得至少与拉瓦锡时代的化学、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甚至柯西之前的数学一样算得上一门科学了。我们不难证明文献学对比研究（Vergleichende Philologie）相对于尚未完全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更有逻辑性，更加严谨。格林思想的继承者们自认为是科学家，把他们的学科也视为一门科学，因此相信这一学科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拓宽，不仅能科学地解释语言现象，还能解释神话和文学。
一百年来，文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文献学层面的研究，那些最著名的学者就是文献学学者，而这些文献学学者中声望最高的就在德国的大学里，那里是知识进步的顶峰和文学研究的权威。文献学被非常肯定地认定是一门德国的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战之后这个学科不再那么有声望的原因，甚至有些英国学者暗示，德国在文献学上的文化主导地位直接导致了德国人的无知，进而带来了那场战争。在二战之后，文献学完全失去了其往日的辉煌，不仅德国众多大学砍掉了这一学科，就连文献学本身也因其对中世纪日耳曼语言和文学的重点关注而趁机被套上了欲加之罪，认为是它造成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野蛮行径。由此，文献学很大程度上从文学研究的课程体系中被驱逐出来，进而被各种各样的寓言式解读（对政治、性别、性和种族的解读而不是对宗教的解读）所取代，同样基督教的寓言式解读也取代了中世纪的文本文献学。[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