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阶段一：理想化
一位非常仁慈的精神分析学家埃尔文·塞姆拉德（Elvin Semrad）在20年前就曾表示：“坠入爱河，是我们的文化中唯一一种可以接受的精神病。”所有的精神病，包括坠入爱河，都会表现出无法保持注意力和客观性。换句话说，我们看不清楚，想不清楚，也感觉不清楚。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坐”在一个让人头晕目眩又兴奋不已的情绪过山车里，绕着我们爱上的对象打转。在这趟疯狂之旅中，理性不见了，我们被带上了这趟看起来像终极大冒险的旅程。
卡罗琳每一次陷入爱河，都相信这次应该能成。这一次，她会选到一个对的男人；这一次，她能改造他来适应自己的需要；这一次，他会做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来让她高兴；这一次，他会意识到如果没有她，他就没法活。但是每一次，当理想化开始消退之后，她又都会以幻想破灭和灰心丧气来收尾。
在关系的理想化阶段，对共情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共情有赖于客观性来维持平衡和方向。事实上，共情在许多方面都是客观性的同义词，这可以定义为能够如实地、不加扭曲地看到这个世界本来样子的能力。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经典著作《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 ）中也强调了客观性在爱一个人的行为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我必须客观地去认识对方和自己，以便使自己能够看到对方的现实状态或者能够克服幻想、克服我想象中的被歪曲了的他的图像。我只有客观地认识一个人，才能在恋爱关系中了解他的真正本质。
客观性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用卡罗琳的话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客观事实来“破坏其中的乐趣”呢？那些图像就像墙上挂着的画一样，很漂亮、很引人入胜，我们却不可能走进去或改变它。它是固定、静止的。一幅海浪拍打在缅因州礁石滩上的照片可能是一幅很漂亮的画面，但是你听不到海水拍打石头的声音，也感受不到溅在脸上的、咸咸的浪花。
图像是物体，但人是有血有肉的，是会头疼、牙疼，会有臭脾气和坏心情的。当我们把人看成物体的时候，就破坏了他们的灵性。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她能清楚地记得让她开始质疑她跟丈夫之间关系的那个时刻。他伸出双臂搂着她，告诉她他是多么爱她，然后说：“你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一位优雅的女主人，一个深爱并关注丈夫的好妻子。我想你余生都能保持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物体或一个东西来爱时，我们会想让那个人保持不变，这样就能与我们在头脑中构建出来的图像相符，而那个图像是经过仔细打造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心理学家把这种将注意力只集中在自己身上的行为叫作自恋，它让我们无法把对方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人。对方的意义也只在于其能给予我们什么。现实情况也都按照我的需求、我的愿望、我的恐惧和我的渴求来进行定义。这个世界就只缩减为被爱的需要。对许多人来说，爱完全是由需求，并不是由共情所驱动的；而共情则体现为我们很想去更多、更深入地认识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现在的样子和随着时间将要变成的样子。
我将被过多的需求所驱使的爱称作图像之爱（image love）。这种爱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们是爱上了一个图像，而不是真人。 这种爱开始时能让我们感觉很舒服，因为图像都是没有缺点、没有瑕疵的，而真人则注定是不完美的。所以，图像之爱让我们不要走得太近，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看到他人身上的不完美（或者不用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完美）。然而，如果我们要爱上一幅图像，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成为一幅图像。这就是这个阶段中要记住的关键问题：用卡罗琳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们“卸下妆容”，我们就要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如果我们还想努力去维持自己成为的那幅图像的话，暴露自己就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风险。
在关系的理想化阶段，我们为自己和彼此都创建出一幅图像，这些图像都是在否认我们本来样子的一部分之后，只剩下了一些特征或典型形象。如果陷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注定会失望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人能够真的活成那个理想的图像——我们有人长了瘊子，有人会有粉刺，有人脚趾上有脚气，有人牙齿有缝隙；我们还有一些烦人的习惯，比如笑的时候鼻子出气，睡觉时打呼噜，嘴里翻嚼着口香糖或者喝汤时声音太大……
最后我们也会对自己很失望。卡罗琳说她喜欢偷情，就是因为她永远都不用卸妆。但是化妆和保证妆容整齐又变成了她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如果她的睫毛膏被擦掉了会怎么样——如果这个新的被理想化的情人注意到她有的地方有瑕疵、有缺憾或有裂痕又会怎么样呢？卡罗琳对于被暴露的恐惧总是会让她想起在她还只有八九岁或10岁的时候，她在父亲不认可的眼神下畏缩着的场景。如果不化妆，她就做不到让情人满意，那么他就认定她也是达不到标准的，有欠缺的，永远都是不够好的人。
我们为自己创建出的理想化图像能把我们带回到我称之为犯罪现场的地方——我们过去尚未解决的、现在还持续缠绕着我们的那些秘密。卡罗琳的理想化图像源于她的童年经历，以及从父母尤其是父亲那里得不到共情。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卡罗琳就知道能让一个男人开心的方式就是为他做事情：你为取悦一个男人而做的事情越多，就越有机会来保持局面的和平。正是她那个有过无数次婚外情，还总是抱怨女人有无理要求的酒鬼父亲教给了她这些经验。而她那个抱怨她不能满足自己、也有婚外情的丈夫又再次确认了这个经验。卡罗琳没能实事求是地评估出父亲和丈夫的出轨是他们缺乏安全感的反应，反而认定这些是她自己的错，所以又继续努力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取悦男人。因此，维持性关系的能力就成了她的目标；做一个“绝佳的情人”就成了她的理想化图像。
所有的孩子都以为他们身处一个自己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世界里——所谓的“全能感”现象。通过跟父母、亲戚和老师的共情式互动，他们会开始产生对自己更加现实的看法。在被以共情和尊重对待时，他们渐渐看到他们其实并不能做到所有的事情，但也学着接受这些局限，不会因此觉得很丢脸。当我们用共情来指导与孩子的互动时，他们就会知道一次不佳的表现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们这个人的尊重，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他们的爱。
共情能帮助孩子学会逐步理解自己的局限性，并认清现实，即无论怎么努力，自己都不可能是万能的，自己不可能把想做的事情都做到最好。在共情的环绕中长大的孩子能发展出一种有安抚能力的自我声音，这个声音会向他们保证，即使不能击出本垒打赢得比赛，或者没有当选班级最受欢迎的人，他们还是值得被爱的。相反，在一个缺乏或没有共情的环境里，孩子会发展出一个苛责的内部声音，一直在重复“你做得还不够”这样的信息，这通常又会产生一个自暴自弃的结论——“你有欠缺”或“你不够好”。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会低估我们的成长史对关系的影响。即使是心理最健康的人也会背负着他们的过去，只有共情能让我们觉察到过去的影响，能引导我们的认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去在哪些地方还在继续指挥着现在。最近一次跟安德鲁的治疗会谈能帮我们把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些。
安德鲁今年33岁，用他的话说，他是因为一个“大问题”才来做心理治疗的。“我爱她，跟她在一起真的很幸福，但就是无法做出承诺。”说这些话让他憋得脸通红：“这很糟糕，我太不好意思了。您是我唯一能告诉的人，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您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很差劲、很肤浅的人吧。我觉得我不能娶安妮是因为她屁股太大了。我接受不了大屁股的女人。”
我感觉到了安德鲁深深的尴尬，而且知道他甚至可能会把我的一个不经意的手势或语调上的细微变化理解为对他的不认可。所以，我很小心地专注听他说，尽量让我的声音保持中立。我也知道安德鲁对他伴侣身材的在乎绝不只是表面上对“完美躯体”的兴趣，而是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我想知道这个可能会牵扯到其他什么东西，”我说，“因为您的感觉好像来自很深的层面。”听了这个话，安德鲁明显地放松下来，因为他从我说话的语调和平和的问话中知道，我是在跟他一起做一个很重要的探索，是要去理解而不是评判他的想法和感受，想把他从羞愧和自责中解脱出来。
“我也不知道，”他长叹了口气说，“她的任何方面我都喜欢。我喜欢她强壮的身体，我还特别佩服她的运动才华。但是我就是无法想象要跟一个大屁股的女人结婚。”
那个时候，我本可以给他一些有见解的、但注定不会有帮助的心理学解释，比如“您明显是在把您的感受和不足感投射给她”或者“您只关注于关系中很表层的方面，是因为您很害怕做出承诺”。或者，我可以直接问安德鲁，为什么他会在女人面前有欠缺感。但相反，我用了共情，希望能发现更多的事实。
“让我看看我有没有理解对啊，”我说，“您喜欢她健美的身体，却开始去关注她的屁股，您本来很积极的感觉和认知都变成了过度关注于她身体的这个特殊部位。”
“对的，”他说，“她是个强健的女人，但也是个大块头的女人，我跟这种体型的女人总是处不好。”
“我在想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总是跟大块头的女人之间有麻烦是怎么回事？”
“这种女人总是管得太多，她们很控制、专横跋扈……”他的声音突然变轻了。
“您认识很控制、很专横跋扈的大块头女人吗？”
“当然，在工作中，到处都有。”
“跟您共事的大块头女人当中，大多数都属于这种专横跋扈的类型吗？”
“没有，也不全是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我认识的一些身型娇小的女人也很专横跋扈的。好吧，事实上，跟我共事的女人中大多数都是很友善、很体谅别人的。”
接下来是一个长长的沉默，安德鲁在纠结着他的想法和感受。
“大块头的女人都很专横跋扈，这种感觉您很熟悉吗？”我问。问一种想法或感觉是不是很熟悉，经常能帮助发现这种行为的历史根源。
“是啊。”他没有过多解释。
“您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吗？”
“您的意思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那不一定，”我说，“我只是在想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嗯，我不知道啊……”一个长长的停顿。“我想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感觉了。”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妈妈就是个大块头的女人。”
后面的会谈中，安德鲁大篇幅地谈起了他母亲。“她在场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弱小，”他告诉我，“现在只要想到她，我就觉得自己很矮小。我喜欢娇小的女人，她们能让我感觉更安全一些。我不是特别害怕自己的欠缺感，但我也不想活在恐惧当中，怕她们以后会变成我妈妈那样子。”
这样，我们就转回到了犯罪现场：还是小孩子的安德鲁遭到妈妈的羞辱。她是个大块头的女人，因为丈夫把四个年幼的孩子留给她自己抚养，她就把自己的沮丧都发泄在孩子身上。从那时起，安德鲁就对大块头的女人充满戒备。因为这种恐惧的感觉，他构建了一个理想女人的图像：苗条、娇小、屁股小——至少看起来是跟他妈妈相反的那一种。
由共情引导着安德鲁透过他那些表层说法和概括性评判来看问题，他就对他原来认定的想法有了新的认识，也看清楚了他是如何把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的。他明白，也接受这一事实，即一个娇小的女人并不会改变他的过去，而一个大块头的女人也不一定就会自动重复他过去的模式。通过重返犯罪现场，他开始把他原来意识不到的“黑匣子”放在一边。
理想的图像是想象出来的产物，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只有在愿意把他人看成是他们本来的样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时，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亲密感。但当我们睁开眼睛，开始去看图像之外的东西时，对共情的挑战也会增加，因为这时我们总是会盯着那些“不好的部分”，却不够关注那些“好的部分”。这就是在关系中很有难度、要求很高的一个阶段，我称之为两极化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