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是通往爱和宽恕的道路
所有关于丧失和悲伤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我在研究生期间学到的工具和技术，都无法驱散我的痛苦。我对这些表层的解释深感沮丧，于是强迫自己问出了那些真正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自我破坏呢？大卫本来拥有很多东西的，怎么就全都失去了呢？那样回应他的我是个什么人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呢？是真的有可能帮助他人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向吗？如何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实现心与心的沟通呢？
我的这些问题立刻就有了一个答案——我知道我不想去做传统的精神分析、沟通分析、格式塔治疗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标准的心理治疗方法。我不想去遵照一个固定的行动方案把我对人类本性的理解简化为一个理论模型。因为在大卫死后的几个月里，我意识到我其实一无所知。在课堂上，在和其他教授和同学的互动中，我总是很惊奇地发现，很少会有人谈论关心、理解、聆听的艺术，甚至是最简单的人之善。大多数的教授和研究生一直都在讨论着心理结构、认知类型和抵抗防御之类的概念，然后就是——当今甚至更为严重——给病人的症状分门别类，下个诊断，再贴个标签。而标签（“妄想型”“边缘型”“躁郁型”“强迫型”）又自动决定了要用哪种治疗方法或药物来缓解症状，直至恢复正常。
正常。这个词困扰着我。什么才是正常的呢？大卫年轻时不管怎么说都是正常的。他帅气，有魅力，举止得当，他是个有天赋的运动健将，有爱心的儿子、忠诚的兄弟、关心人的朋友，总体来看大卫是一个典型的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在离开学校并开始过量饮酒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消沉沮丧。吸上海洛因之后，他就变得抑郁、焦虑和恐惧。跟其他有毒瘾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时，他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在违反了法律逃到另一个国家之后，他失去了希望。哪种标签、哪种诊断分类能够囊括我弟弟的全部情况呢？
我听到过各种说法。根据当时最主流的心理学理论，大卫遭受的是“抑郁症”“人格障碍”“成瘾性人格”“自恋危机”或者是“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他是一个迷路的灵魂。”一位年长的亲戚觉得。“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产物。”另一位亲戚这么说。“一个药物滥用的受害者。”一个朋友这般总结。“一个从大学辍学的人，没地方可去，没事情可做。”一个邻居说。“一个冒险者和追逐快乐的人。”一个研究生宣称。“我觉得是军队毁了他。”大卫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它们中的每一种可能都包含了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把它们都合并在一起，也无法解释是什么摧毁了大卫的灵魂，熄灭了他活下去的意愿。这些想对他做出解释和描述的努力就像昆虫学家把一只死蝴蝶钉在幕布上一样，其实都没有足够重视他这个人的情况。这些理论把他一块儿一块儿地撕扯开来，直到让他只变成一系列互不相连的部分，等着被分析、被研究，然后被装箱、分类，再储存起来。
我当时就发誓，我不会再给他人的行为贴标签，借此把个人都变成一些抽象概念。这些理论和标签可能会让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更容易把人们的行为同质化，但是它们无法阐明是什么让一个人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而另一个人却选择一条不同的路。对于那些正在受苦，并在寻找方法来结束痛苦的独特个体，这些理论根本无法穿透表象，去展露他们的内心和灵魂。当人们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至爱的人之间断了连接时，这些理论也不能跟他们所感受到的绝望进行对话。
是什么让大卫彻底放弃了希望呢？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挽救他呢？这些是在生活和工作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想去理解遭受痛苦的感觉，也希望能学会如何减轻痛苦。我去读《圣经》，想从中找到慰藉和智慧；我去读关于印度教、佛教、苏菲派和道教的书籍；我去学习著名学者的教科书、临床医生写的晦涩难懂的文章和畅销书作家出版的自助书籍。我想起了母亲和父亲，想起他们曾经教过我：共情是通往爱和宽恕的道路。“永远不要放弃。”我父亲会说。“永远也不要放弃希望。”我母亲会补充一句。
大卫为什么就放弃了呢？我肯定大卫丧失希望是因为他感觉到跟他所爱的人失去了连接。大卫被毒品孤立在一边，与家人断了连接。他以为他的这些关系都被彻底切断而不可恢复，这对他就像一个人没有了氧气，呼吸不畅。大卫在自杀之前很久就开始慢慢凋亡了。他做的所有尝试都走向死胡同，他所有的求助哭喊都没有被听到、没有被回应。他被毒瘾逼到了一个死角，又深感羞愧、恐惧、内疚和悲痛，他觉得真的没有了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