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看见我的真实脆弱
不过大卫并没能获得去越南的机会。因为大学生们抗议战争，国会议员开始把部队召回国，大卫只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港（Fort Dix，美军的军事基地）待了两年，又在马萨诸塞州的军方实验室里待了一年，志愿做一些药理学实验。被遣散之后，大卫回到老家，又跟一些从高中和大学辍学的酗酒嗑药的人混在一起。他开始酗酒，抽大麻，还尝试使用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致幻剂）。最终，他吸上了海洛因。
他的父母手忙脚乱地帮他戒毒。他父亲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还在地下室里搭凑成的健身器械上陪他练重量托举，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他的母亲经常跟他长谈，拉着他的手向他保证说，她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来帮他减轻痛苦。大卫承认自己染上了毒瘾，也同意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他是慢性抑郁症，给他开了安定药和抗抑郁药。大卫也拜访了教区的神父，神父建议他每天去教堂祷告。他还服用超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花时间阅读各种自助书籍。然而，他还是会吸毒。这让那些过于简单化的建议显得那么的可笑。
大卫的家人恳求他去参加一个帮助戒毒的项目，但他坚持说自己能够戒掉这个恶习。有一次他尝试着不用药，因为他停用海洛因会发抖出汗，他妈妈就在家护理了他整整3天。那次的尝试让他坚持了两个月，但后来又吸上了。
1974年10月的一个下午，大卫在附近的酒吧里喝啤酒，而且也刚吸过海洛因。几个熟人过来坐在他旁边，忽悠他负责给当晚抢劫结束后的逃离保驾护航。“这钱来得很容易的，”他们说，“不用武器，也没人会受伤，你需要做的就只是开车而已。”看起来确实很简单，所以大卫就同意了。事情也确实都按计划进行了，只是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遭抢劫之后，商店老板突发心脏病死了。
参与抢劫的一个人当晚就被警察抓住了，关进监狱里不得保释。据说他会被终身监禁。大卫很害怕坐牢，逃出国去，跟其他几个从美国潜逃出去的人一起流落到阿姆斯特丹一个脏乱的小旅馆里。
有一天大卫接到他哥哥打来的电话，求他回家去。他哥哥告诉他，他的父母已经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律师承诺，因为大卫并没有参与谋划和实施抢劫，他坐牢不会超过五到七年。
“我今天会把回来机票的钱打给你。”他哥哥说。
“如果我要坐牢的话，我会杀了我自己的。”大卫说。
“大卫，求你了，你想想啊，”他哥哥恳求他，“你不能下半辈子都待在欧洲啊。你总要回家的。大卫，妈和爸都很想你，没有你，他们也没法活了。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回来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支持你的。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让我想一想啊。”大卫说着，轻声地哭了。一阵长长的沉默过后，他说：“我爱你。告诉妈和爸，我也爱他们。”
“我们会把事情解决的，”他哥哥跟他保证，“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来把计划定下来。”
接完电话之后，大卫就去了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买了一袋高纯的海洛因。回到旅馆后，他跟朋友们聊了一会儿，道了别，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锁好门，给自己注射了致死剂量的海洛因。几个小时后，他的尸体被发现，针头还留在他的胳膊上。
大卫就是我弟弟，他是我唯一的同胞兄弟。他死的时候，我27岁，当时已经拿到了咨询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正在马萨诸塞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最后课程。
现在回头看那一天和随后的日子时，我仍然很痛苦。那些记忆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跟大卫打电话求他回家后的第二天，父亲和我出去吃晚饭时，先到我奶奶家，我在那儿计划给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卫打电话以安排他回家的行程。当我打电话说找他的时候，前台女服务员告诉我等一会儿，然后旅馆经理接了电话。她告诉我大卫死了，死于海洛因过量注射。我看向父亲，他坐在奶奶家的沙发里，用混杂着希望和恐惧的眼神盯着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在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那天他并没有哭，就像是放弃了，败下阵来。我们开车回到家，发现母亲在起居室里呆坐在黑暗中。我只说了一声“妈”。她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一把抓住大卫高中时的照片抱在胸前，哭着问：“他走了，是吗？”
我也记得我让葬礼司仪在运送大卫遗体的飞机到达后给我打电话。我不想让父母看到大卫的遗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大卫是自杀的，因为我深知他们承受不了这个消息。一天深夜，葬礼司仪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凌晨2点要去波士顿洛根机场领遗体。凌晨4点30分，我悄悄地溜出父母的家，走过8个街区到了葬礼司仪的家，猛敲门，叫醒了这个可怜的人和他老婆。他还半睡半醒着，带我看了楼上房间里的棺木，又下楼到了地下室后面角落里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那里的防腐剂味道让我直反胃。
我看到了遗体，只穿着内衣，脸部严重肿胀，我都没认出来这是我弟弟。“那不是大卫。”我说。
这位了解也深爱着我们家的葬礼司仪轻拍了一下我的胳膊。“亚瑟，你必须要确定，”他说，“你可不能弄错了。你准备好之后再看一下。”然后，我看到了大卫手臂上的刺青图案。我看到他剪到耳朵上方的头发。“爸觉得你回家之前应该理个发，他觉得这样在法庭上会看起来好一些。”这是我在电话里跟大卫说的最后一番话，就在他自杀前的几个小时。
我一直没告诉父母大卫是自杀的。我也没告诉他们我看了阿姆斯特丹警方的报告，报告里详细总结了所有证据；我还看了官方验尸官的总结，里面也清楚地给出了大卫是自杀的结论。我说服了葬礼司仪把死因从海洛因过量改为心脏衰竭。我们当地的报纸编辑对此很怀疑，但最终还是同意按我的说法印刷。
在大卫的葬礼上，我看着父亲茫然地来回走动，向前来致哀的人们空洞地微笑着，在葬礼的花台前久久地站立着，脸上神情专注。我记得我还在想，他是在找什么呢？在下葬的过程中，我一直拉着母亲的手，但突然间她挣脱出来，自己扑倒在棺木上，控制不住地抽泣。我努力去安抚她，但是没用。我不得不把她的手从棺木上掰开，把她搀扶回父亲的身边，而父亲也是双手无力地垂在身边，悲痛扭曲了他的脸。
整个葬礼中我都没有哭。我一直在想这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哭不出来呢？我尝试不进食，以为当我感觉到饿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情绪，但还是哭不出来。我还猜测我所感受到的是不是一种解脱，然后就在想那得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自己弟弟死的时候感觉到解脱。又或者因为知道是他毁了我父母的生活，也明白他们的余生都会在哀伤中度过，我们谁都无法再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了，所以我是在生大卫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