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每周三晚上都在一个路德派小教堂里带一次团体治疗，团体里有8个病人，男女都有。最近一个冬天的晚上，48岁的萨拉走进会议室，坐在一把坐垫很厚的老旧椅子上就开始哭。我们都吓了一跳，因为萨拉是典型的新英格兰人，保守、谨慎、态度坚定，有一种顽强的精神，仿佛向世界宣告：嗨，我是在纠结——谁不是呢？——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能把事情解决。用萨拉自己的话说，她曾经经历过烈火的考验。她7岁时酗酒的父亲就自杀了；34岁时妹妹也企图自杀；酗酒的丈夫对她的身体和情绪虐待了长达20年。她也开始喝酒“来减轻痛苦”，吃赞安诺来“安抚”自己，而且一天抽两包香烟，只是为了好玩。两年前，她跟丈夫离婚之后开始做心理治疗，那时她告诉我她已经让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一半切断了关系。“怎么回事呢？”我问。“因为我恨男人。”她回答。
她那天晚上的痛苦让我在想，不知是什么事情打破了她坚固的防御。“您能告诉我们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吗，萨拉？”
萨拉尽力地控制着情绪，讲了她跟医生的碰面，医生跟她说他怀疑她得了肺癌，给她安排了这周晚些时候做活体组织检查手术。“他那么冰冷，没有情感。”她说，很明显医生的行为跟癌症的威胁一样让她很不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萨拉试着描述出她的愤怒和恐惧，房间里其他的病人都尽其所能地给予安慰。那天晚上离开时，萨拉在团体成员的支持下看起来好多了。
下一个周三，萨拉走进教堂，把厚重的橡胶靴子上的雪抖掉，在长沙发上挨着马修坐了下来。马修是个恢复中的酗酒者，身高近两米，就像是现代版的伐木巨人（Paul Bunyan），手臂像小树一样粗，英俊但饱经风霜的脸庞棱角分明。马修尖酸刻薄，而且常常评判人，几个团体成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不宽容先生”，因为他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缺乏耐心。以前他对萨拉特别苛责，说她“超级敏感”“爱管闲事”，而萨拉说他“自我中心”“冷酷无情”“咄咄逼人”。在团体里一起待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勉强开始相互尊重，但是这个连接还很脆弱。每次他们俩互动时，团体里的其他人都得坐得远远的，等着火花飞溅。
54岁的米利亚姆很温和地、很小心翼翼地询问萨拉有没有活体组织检查的消息。自从女儿28岁死于吸毒过量之后，米利亚姆就一直在跟抑郁做斗争。
“再过一个礼拜我就会知道结果，”萨拉带着平和的微笑说，“但是跟您说实话吧，我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担心。”
“我想知道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上周您还那么生气和伤心。”盖里说。盖里，32岁，正在办离婚，争夺他5岁孩子的抚养权。
“发生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萨拉说，同时身体前倾，就像是要把大家围坐的一圈拉得更近一些，“去医院做活体组织手术时，我非常害怕。我都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一名男护士在给我量血压时，我突然间就晕倒了。我惊恐发作，告诉那个护士说我要不行了。他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萨拉，没有我，您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就在这儿陪着您，我会拉着您，我不会让您走的。’”
“那时我想到了您。”萨拉转向马修说。
“您想到了我？”马修并不相信。
“我记得您说过很多次您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团体，”萨拉说，“您说您觉得我们跟您不一样，我们没人能真正理解您的感受。”
“是的，”马修说，身体在沙发上挪了挪，不好意思地笑了，“好像是我说的。”
“我知道您不相信有更高阶的力量，马修，但是我向您保证您真有。”萨拉用她深沉沙哑的声音说：“当那个护士拉着我，跟我说只要他陪着我，我就不会离开的时候，我知道我并不孤独。我也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团体里为彼此所做的事情——我们互相牢牢抓住，让彼此知道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我们永远都不会留下孤单的任何一个人。”
萨拉都快哭了，深呼吸了几下好让自己平稳下来。“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如果这个癌症恐吓发生在一年前，在我还没有你们的支持的时候，我一定被关进疯人院了。如果没有你们，我肯定做不到像现在这样。这其中也包括您，马修。我们之间是有问题，这一点是肯定的。您毫不宽容的评论和您拒绝相信他人的态度着实让我抓狂。但是，我们都在改变，我们都在学习如何相信他人，如何发现自己的感受。我想让您知道——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告诉您——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紧紧地跟您在一起的。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您的。”
现在是马修眼含热泪了。有那么一会儿，没有人说话，然后让我们都惊讶得哑口无言的是，就见这个身型巨大的、很为他的自控能力自豪的男人竟然把脸埋在双手当中，肩膀抽动，开始哭泣。过了一会儿，我问马修能不能告诉团体成员，是什么让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绪。
“当有人真正关心我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擦掉脸上的泪水，“我真的感觉到了，在我内心的深处，就像刚才萨拉让我感觉到的，我身上好像发生了什么。我就没控制住。”
那天晚上，坐在昏暗教堂里发霉老旧的座椅上，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味道，外面雪花轻柔地飘落，我们都感觉到了共情的存在。两个一度坚持认为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找到了一种深深的久远的连接。他们之间的连接继续扩展，涵盖了我们所有人，最后还会超越我们这个小圈子，延伸到外面的世界。因为那天晚上道别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共情的力量，记住了一个护士敏感的回应如何平复了一个女人的恐惧；记住了她又是如何带着这个护士的关爱和体贴，再心怀感激地、几乎是虔诚地传递给另一个痛苦挣扎的灵魂；也记住了见证这个互动的所有人是如何感觉到我们自己内心中发生的转变。
我想象萨拉那天晚上回到家之后，一边煮茶，看着厨房窗外雪花飘落，一边想着马修和其他团体成员。我想到马修回家后走上楼把他家的两个小男孩儿塞到床上，告诉他们说他爱他们。他曾经告诉过我，没喝醉的时候自己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吻着他的儿子们说晚安，然后早晨醒来的时候再回忆起这个时刻。我想着团体里的所有人，回想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胜利，和他们持续努力着在他们的生命中寻找意义和目的。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弟弟和所有的亲戚、朋友、老师，他们都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部分。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听了太太和女儿们关于她们那天的事情，我感觉到一种平和，和对我生命中所有眷顾的一种更深的感恩。
共情就是这样起作用的，不是突如其来、轰轰烈烈，而是慢慢地，就像太阳从远处的山上升起，渐渐地产生觉察的曙光，把理解和领悟的温暖播撒开来。共情的光照亮了我们最深层的需要，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生存都依赖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并敏感地回应彼此的能力。共情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它能说出我们内心最深沉的渴望，能清晰地表达出灵魂中最痛苦的问题。
通过审慎的行为和互动，共情能产生看不见的连接，把我们都拉在一起，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街区跟村庄，社群跟国家，民族跟整个星球。因为共情产生的这种连接性，这个世界本身变得不再那么让人害怕。归属感取代了孤独，陌生人不那么陌生，防御没那么必要，希望代替了无望，怀疑给信念让路，怨恨逐渐褪去。而我们的心，曾经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关闭，现在则为可能的宽恕而敞开。
这就是，共情的力量——和它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