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担忧的不仅仅是政府赤裸裸地执行强权而不具有合法性，还忧虑那些包裹着知识外衣的强权。因此他的政治设计与认识论相关，二者是同一性质的。在他的理解中，他是从属的，受奴役的。在《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洛克“得到”了最重要的解放。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整本都是针对控制者而言的。这里的控制者指的是神父和经院哲学家（schoolmen），他们传承了僵化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通过看似无可争辩，实则华而不实的原则掌控他人。3洛克的时代虽然经过了宗教改革，但政治权威和教会权威仍然互相交织和互相依赖。
政治自由需要思想独立，洛克对此做出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追随笛卡尔的脚步，号召我们挣脱既定旧习和既有观念的束缚，其实就是挣脱所有被视作权威的他人的束缚。洛克说，我们可能理性地希望借他人之眼观察，借他人之脑思考……我们的大脑充斥着他人的观点。即便这些观点偶尔是对的，也无法使我们变得博学一点点。4
因此，政治自由的蓝图逐渐变得更为广阔：我们应该渴望实现一种具有知识意义的自我责任。我自己就是我所有知识的来源，如果不是从我这里得来的知识，就不是真的知识。当你足够长远地追求挣脱权威束缚的时候，这种自我责任是通过减法而形成的积极形象。5
但这种自我责任也伴有焦虑：如果在认识上，我必须依靠一己之力，这使我疑惑怎样才能确认我的知识就是真的知识？站在他人证言的对立面，毫不妥协，必将产生疑虑。
我们如何知道邪恶的天才没有欺骗我们？即便是自己的感觉也会令自己误入歧途，比如视错觉。笛卡尔将外部世界的存在本身视作哲学理应担忧的问题。他追求确定性，即不为任何怀疑所动摇的知识基础，他想到了思考（即“我思”），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于是便有了“我思故我在”。这个确定无疑的出发点必须作为所有知识的基础。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进行思考的规则，我们可以从这个万无一失的出发点开始，建构某种知识。现在重要的不是思考的内容，而是我们如何开始思考这些内容。此处重申一下洛克的观点：我们的大脑充斥着他人的观点，即便这些观点偶尔是对的，也无法使我们变得博学一点点。这里蕴含了一个新概念，即理性意味着什么。如泰勒所说，理性的标准不再是实质上的，而是程序上的。这意味着真理的标准也因此改变：它不存在于世界中，而在自己的头脑中；它是我们心理过程的功能。6
因此，注意力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者说，对注意力重新界定了方向。将物体与世界相连接不会帮助我们理解现实，要理解现实必须将物体引向思考，将其作为仔细审查的对象。了解不再意味着直接与世界相连，这样做永远会遭受怀疑，了解应该是建构世界的心理表征。另一位早期现代思想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简洁地总结了这一观点：人只能认知人创造的东西。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