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维持这一观点，必须将如赌博成瘾者、性爱成瘾者等未能实现理想自治的人群分离出来，将他们定性为病态人群。如果这类人有内部缺陷，那就不能急着批评如便利店的赌博机、手机里的色情信息等外力造成的自控力缺失。如果我们经常将“政府干预”对“经济”有害挂在嘴边，就仍不会担忧满足我们需求的刺激占据了我们的生活。这当然拉低了某些人的底线。
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曾就赌博成瘾进行了报道。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采访了时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埃德·伦德尔（Ed Rendell），伦德尔向博彩行业大献殷勤。他一开始就强调了在宾州开设赌场的好处远大于坏处。如果单一实体同时受到好坏两方面的制约，那么这种成本效益分析的论调可能正合时宜。但是，州政府的收益必定来自财富的转移，随之而来的税收也会提升，低收入人群首当其冲。因为赌博花费的提高就意味着其他支出的减少，因此也会影响营业税等其他税收形式。但是，这个采访的精彩程度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伦德尔说赌博具有永恒的魅力，早在文明发源地的两河流域，人们当时就在岸边赌博。他坚称既然无论如何都要赌博，那不妨就在宾州赌。至于赌博成瘾者，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把钱输光。斯塔尔追问这一立场中明显的漏洞，步步紧逼。斯塔尔说，如果在宾州只需要穿过市区去赌场，地方报纸全部版面都是赌场广告和促销活动，这跟跑去大西洋城赌博完全是两回事。州长先生当场勃然大怒，推开斯塔尔，直接对着镜头大发雷霆。
伦德尔似乎认为质疑他就如同思想犯罪。他开始生气时，采访就中断了。但是斯塔尔在报道中说，伦德尔的底线就是应该允许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谁能反对这个说法？高谈阔论这种自由主义自治起到的实际效果，就是确保了大部分宾州公民将会变成“忠诚玩家”。
这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原则上不谴责使人失去抵抗力、自甘堕落的活动，因为我们担心我们的行为太过专断。我们担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因此也避免去过度描绘人类繁荣的真实图景。这令人感到愉快：我们不是独裁专横的人。我们尤其会优先考虑避免这样去做，根源在于尊重他人，尊重我们认为自治的他人，应该允许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自由主义认为美好生活并不可知，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历史原因。这是一种有意识被培养起来的心态，是为了缓解数百年前的宗教战争。当时，人们因为分歧导致自相残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右派和“左派”极权主义政权的反感，使我们加倍投身于自由的中立性。但这种立场不适用于21世纪的资本主义。如果你生活在西方，没有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中，也没有恐怖袭击等极端致命事件的风险，每天幸福生活的威胁不再来自意识形态战争或神学宗教对自由主义世俗秩序的威胁。这种生活源于秩序。
那些对由此带来的物质利益感兴趣的人学会了自说自话，并以追求物质利益相反的方式探讨自主性的深层心理问题。进一步说，如州长所言，原始的自由主义原则认为价值不可知，弱化了我们的批判力量。
我们没有坚定地表达过美好生活是何种图景，因此我们也不能清晰地批判美好生活的某种丧失，就像机器赌博呈现的那样。因此除了考虑狭隘的经济利益，我们不能提供任何管理法则。17我们认为个人“偏好”神圣不可侵犯，真正的自我会神秘地涌现，因此难以进行理性审查。这些偏好是花费数十亿美元、以科学方式进行操纵的对象，这一事实与“自由市场”中由自我做出选择并不相符。其中没有喧闹的党派之争，所以注意力很容易移开。而且，由于目光不再聚焦于这些事实，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意志主义者能够保持自己的内心纯净，唯恐将任何实质性的理想托付于他人，否则这一理想必然会饱受争议。但在他的内心之外，狼群正在猎食市民。在目前的处境中，这种自由主义纯净只会造成公益精神的丧失。
即便以伦德尔州长的立场来说，他的自由意志主义答复也并不适用于机器赌博的情况。显然他是自由爱好者。如果问他自由是免于什么的束缚？可想而知，他会回答“政府”。但想想21世纪的今天，这听起来颇为奇怪，更像是18世纪的答案。可能在电话里，你因天合汽车集团（TRW）或其他信用评级单位在管理信用记录时犯的错而与其争吵，这个错误可能非常严重。你们展开一番唇枪舌剑，但你迟迟无法令对方低头。你打开电脑，拨通威瑞森通信（Verizon）的客服电话，想确认通信账单上一笔反复出现、无理由的费用。“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以及“不要践踏我”（Don’t treat on me）的精神值得赞赏，但必须针对适当的离岸实体。自由论者感到疑惑，因为不同于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时期的处理方式，威瑞森通信并未直接主张主权。相反，它利用看似理性的官僚政治。从客服电话中的那句“您的来电对我们十分重要”，就能明显嗅到不守信用的气味。我们开始怀疑正在对抗的不合理性是非系统错误所致，是商业计划的一部分。可能等待通话的时间不是因为异常的大量通话涌入，而是特意校准过时长，使一定比例的通话者不再坚持。坚持通话就不得不听威瑞森通信其他服务的录音广告，这一段时长也经过精心设计，将通话者控制在马上就要邮寄炸弹的不耐烦程度以内。
我欣赏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政府的厌恶，但我认为他们对厌恶的事物所持的观点既狭隘又过时，讨厌个人必须受制于各种规则的环境。资本的累积数量之大已经在以半政府方式运作，并且受到更加强大的信息技术的支持。可以说，目前实际或选举的政府的一大重要职责，恰恰就是在应对特大型企业时，抑制和管控无责任治理行为的暴增。我很乐意向美国国家税务局支付我应付的税金，将这笔钱用于帮助政府保持强制力的垄断，尤其是进行商业调控。我希望联邦贸易委员会能够帮助我打击天合汽车集团。有必要针对机器赌博，建立一个自由主义者倡导的积极主动的政府。
一方面，自由主义者捍卫机器赌博，博彩行业也将自己描绘成自由精神的象征，认为这是自治主体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赌博机和赌场环境的方方面面通过故意设计引诱玩家“玩到最后”。
这些设计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确实是环境中的存在，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自己。博彩行业的商业模式就是建立在这一认知上。仅仅抱怨博彩业的操纵侵犯了我们的自治理想，不过是不幸的自由主义批判。这种不幸就在于它建立在不切实际的人类学基础上：与博彩业发言人所描绘的自治自我的图景如出一辙，行动的基础并非来自真正引导行为的更现实的人类学。
有效的防卫必定伴有有力的进攻：在人类环境中对行为予以切实的解释，行动者与世界和他人互相接触；与之相比，加工体验中的孤独伪自治就只是苍白无力的替代品。我希望，本书中对日常行为的论述，比如快餐店厨师、冰球运动员和摩托车车手，将有助于为此提供具体的形象。我认为这些形象存在于注意力和行为的生态环境中，这一环境秩序井然，能够支持人类脚踏实地，实现可能的繁荣。
为了进一步扫除障碍，对注意力进行切实论述，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自治自我的人类学。我已经说过它是捍卫博彩业的基础，当然一开始并非如此。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崇高而严肃的启蒙运动。在后文的插曲部分，我们将会探究它的原始情境，以更好地判别它能否适应现状。
说到自由，我们热切地渴望它，希望摆脱的束缚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理智的保守派通常将自己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s）。这个术语十分贴切；他们普遍持有的自由观，就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人在建立现代自由主义时所阐明的自由观。若去参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蒙蒂塞洛的故居，你会在客厅显眼处看到一幅洛克的画像。在《独立宣言》中，也可以看到多处洛克《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的影子。对于美国建国的一代人而言，要摆脱的束缚显而易见：英格兰政治君主滥用强权。
在第1章的末尾，我开始批判这种“古典”思想的庇佑，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早已过时，他们未能正确认识自由的威胁来自何处。这本书表面上以探讨注意力为主要内容，谈论政治似乎过于离题了。但事实上，在我们的探究中，自由主义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洛克将自由具体化，满足其政治立场的需要，但也在政治之外产生广泛共鸣，并继续充实着如今已成为我们第二天性的自治理想。洛克要重新描述政治，就需要重新描述人类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基本状况。最终就需要重新解释我们如何理解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