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猪湾计划的决策失误，极化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倾向于入侵计划的团队个体变得更加相信自己的观点，而且更加极端，最终他们决定付诸行动。极化发生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分享（或没有分享）的信息。
个体会分享群体成员共有的信息，这个现象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个体不太可能分享他们独有的信息。例如，如果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拥有某些信息，这种信息就不太可能被发表出来，也就不太可能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群体的好处之一是，与任何个体相比，他们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类别的信息、经验和知识。但如果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并没有得到共享，或没有发表出来，会怎么样？加洛德·斯塔塞尔（GaroldStasser）和威廉·提图斯（William Titus）进行的一项早期研究表明，群体无法有效地汇集信息。因此，群体拥有的通常都是信息的偏倚样本。发表的信息——在讨论过程中被摆到桌面上的信息——都是团队成员在讨论之前就拥有的信息，以及支持他们当前立场的信息。
在斯塔塞尔和提图斯的这项研究中，一个三人小组要为学生会选择最佳的主席候选人。有7条信息对候选人A有利，有4条信息对候选人B有利，所以一旦这个小组共享把这些信息汇集到一起，它就会选择候选人A。但是，这个小组可能做出的最终选择取决于这些信息在个体之间是如何分布的。
在一种实验条件下，每个小组成员都掌握着有利于候选人B的4条信息，但7条有利于候选人A的信息分布得并不均匀——每个小组成员都掌握了其中1条，而另外6条则两两一组，分别被三个小组成员掌握。也就是说，每个成员都掌握了3条有利于候选人A的信息，但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不过，汇集在一起的话，整个小组就会掌握所有7条有利于候选人A的信息。因此，如果他们共享这些信息，就会选择候选人A。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以致最后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经过分析，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个糟糕的决策，原因在于他们共享的是他们共有的信息，主要就是有利于候选人B的那4条信息。
小组成员间只共享他们共有的信息，可能有几个原因。他们可能是为了维护他们最初的偏好。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4条有利于候选人B的信息，而有利于候选人A的信息只有3条，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支持候选人B。这甚至可能是一种统计假象。但是，摆在桌面上的信息显然支持他们共同的选择。他们发表了每个人都了解的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展开讨论。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往往也不会讨论那些独有的信息。一项研究显示，支持共有信息的比例高达3∶1。
一项关于三人医疗团队（包括一名住院医师、一名实习医生和一名医学院三年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三名成员根据急诊室的问诊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病人的问诊信息做了一些处理，所以有的症状是三名成员都能看到的，而有的症状只有一名成员可以看到。同样，如果他们把信息汇集起来，就能做出最佳决策。
针对他们讨论并形成诊断结果的过程进行的分析表明，他们讨论的主要是三个人都知道的症状。事实上，他们讨论的第一个症状几乎总是三个人都知道的那个症状——该症状是群体成员的共有信息。他们讨论的第二个症状有70%的可能性是群体成员的共有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独有信息——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看到的症状——不太可能被讨论。后续研究表明，独有信息在讨论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可能性也很小。
你可以看出这个发现对于医疗领域，尤其是在医生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会产生什么影响。医生群体既拥有一些共有知识，其个体也拥有一些独有知识。只有特别的医生——我们可以称为“特立独行”的医生，才会和其他医生讨论他的独有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实生活的情境，看到共有知识如何缩小考虑范围，而独有知识如何改变问题的定义并找到解决方案。一名患有持续性肺炎的病人被送到呼吸科医生那里，医生为她做了CT扫描（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开了抗生素，并告诉她这种病治疗起来通常需要花些时间。在随后的4个月里，这名病人又接受了几次扫描检查，服用了几个疗程的抗生素，但肺炎病情并未缓解。于是，呼吸科医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他们的共有知识，这个病人的肺炎治疗方案没有问题。其中有一位医生大胆地表示他并不担心，因为病人的病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治疗了4个月病人仍然没有痊愈时，他又说了一遍：“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言下之意是，不要质疑我的判断。
幸运的是，这位病人的主治医生掌握了一条独特信息，即她有胃酸反流病史，还有一个大的食管裂孔疝。顺便说一下，那些呼吸科医生也了解这条信息。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主治医生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治疗了4个月肺炎病情仍在持续？他把他掌握的独有信息告诉了多位专科医生。结合共有信息和独有信息，这位主治医生断定病人的肺炎是由胃酸进入肺部引起的。这个诊断引导他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决策——通过做手术解决这个问题。
群体讨论的主要信息往往是他们的共有信息，这种倾向是群体很容易达成共识的原因之一，也是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做出入侵古巴猪湾这个灾难性决策的原因之一。据说，该小组没有共享那些可能让人怀疑该行动能否取得成功的信息，也没有共享那些支持备选方案的信息。
这个发现可能对异议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根据定义，异议是少数派意见，支持异议的信息都是比较独特的。所以，这些信息不太可能被发表出来，不太可能被人们重复提及，也不太可能进入可决定最终结果的信息池。我们不应忘记，在猪湾入侵计划的决策过程中，施莱辛格没有与其他人分享他的独有信息或观点，也没有说出他心中的诸多怀疑。后来，他因为这些行为自责不已。
从好的决策这个角度看，共享共有信息这种趋势会增加群体遗漏重要信息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有许多研究——统称为“隐藏信息”（hiddenprofile）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如果某条信息是隐藏的，即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该信息就不太可能被拿出来交流或讨论。针对65项使用了隐藏信息的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发现，与所有成员皆知道所有信息的群体相比，这类群体找到正确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仅为前者的1/8。
这项工作给予我们的一个意义非凡的启示是，了解信息的分布情况至关重要。在最好的情况下，一条信息只要被一名小组成员知道，就会变得人所共知，而且小组会根据其掌握的全部信息做出决策。别忘了，群体的一个公认优势是，他们拥有多样化的信息、能力和观点。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个优势取决于共有信息被多少人和被谁掌握，我们就会再次看到多数派的风险，尤其是共识的风险。多数派掌握的信息往往会被过分夸大和不断重复，对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一条独有信息有可能使整个局面和最终决策发生改变。无论是在司法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在人才招聘领域，都有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形式的共识影响力。如果有相同倾向性的人在一起讨论，观点就会变得更加极端。如果人们共同掌握某些信息，他们往往会在群体中分享这些信息，从而过度强调这些共有信息的重要性。我们反复看到，在更自然的决策环境中，达成共识的欲望是一个核心问题，猪湾计划的决策过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讨论范围狭窄，并且有利于正在形成的共识。我们认为，异议可以提供独有信息，激发群体考虑备选方案，而猪湾计划小组却没有人提出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