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名学生挤在沙发和椅子上，围坐在我面前，他们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是夏末，我们身处圣弗朗西斯科一个卖体育用品的地下室里，孩子们就要出发前往美国的各大高校，开始他们第一年大学生活。他们都是“ScholarMatch”的组织成员，该组织为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大学咨询、奖学金和辅导。
我在那儿搞成功校园研讨会。那天，他们会收到很多实用建议，从个人理财到如何与教授互动。一两年前和他们坐在同一地方的大学生们，也将分享经验和智慧。但首先，我以成长思维开始一天的研讨会。
我开始给“ScholarMatch”的孩子们讲故事，谈的是斯坦福大学我最喜欢的学生。因为教心理学入门这个课好几年，有很多新生选修，所以我认识好几百名大一学生。路易斯很突出，这要从他第一次挂科说起。
每当有学生没有通过考试，我都会发邮件鼓励他们上班时间到办公室来。我告诉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教学助理、学生辅导员，包括我自己。但是没有多少学生回应，大家只是保证会努力通过考试。许多人回信解释或找借口，好像没有搞清楚，我是在提供帮助，并不是要批评谁。
路易斯立刻就回应了，慌慌张张的。他一直挺努力，不明白为何挂科。这家伙拿着课表和笔记，在我办公室待了好几个小时，想重新看考试题，弄明白哪里错了。我们翻了他的上课笔记，讨论了如何听课更有效，怎样更好地记录。我们还讨论了怎么从书本里学习。这不是一次性会面，路易斯一直来，每周一次。有时我们也讨论别的事，包括其他功课，在斯坦福大学是否适应，以及他不想让家里人失望等等。
路易斯以B的成绩结束了这门课，这是职业生涯里我第一次看到有学生这样，第一次挂科后有这么大的反弹。更重要的是，我告诉“ScholarMatch”的孩子，我在路易斯身上投入了很多。当他想做宿舍助理员需要证明信时，我开心地帮他写了。当他申请夏季奖学金需要推荐信时，我立刻支持了他。我成了他官方的支持者。这些不是因为他是学科的超级明星，而是因为他把困难转化成了机会。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说明他是有能力的。他让挂科成为催化剂，提升能力并改善关系，在这里获得了成功。
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我告诉“ScholarMatch”的学生。你能想象吗，大一挂科转变成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我选择以这个故事作为研讨会的开场，是因为它与多数年轻人看待失败的方式不同。他们将之视为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规避的事情，因为那会暴露他们的愚蠢或不够聪明。每当我们处于成长边缘，追求任何目标，或者超出现有能力的改变时，该思维模式就会悄悄侵入。经常性地，我们把失败看作停止的信号——要么是自己有问题，要么是目标有问题。这会引发自我怀疑和放弃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当我来给“ScholarMatch”的孩子做研讨会时，该组织的成员正为学生对一个小挫折的反应感到吃惊。
这个学生得到奖学金要去另一个州上私立大学。去参加新生夏令营的途中，他没赶上转机的航班。这个挫折——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不可逾越——对他而言仿佛是个信号。他确信错过航班意味着不能离家去上4年大学。他在机场拨打“ScholarMatch”的办公室电话，心烦意乱。他想放弃奖学金，待在加利福尼亚州，上社区大学。一回到家，“ScholarMatch”的咨询人员与其进行了讨论，他又决定还是去上外地的学校。但是，如果没有额外的鼓励会怎么样呢？
所以，和即将成为大一新生的孩子在一起，我想帮他们建立成长思维——视挫折为不可避免的东西，遇到困难意味着这是利用资源的机会。分享了路易斯的故事后，我解释了挫折和失败怎样成为进步的催化剂。问题不是，我告诉他们，在大学会不会遇到挫折或挑战，而是发生时，你会怎么做。多数学生恐惧的体验——论文上的批评性反馈，考试没考好——从某种奇怪的角度讲，是应该期待的时刻。它们对你发出邀请，要开始在校园建立资源，就像路易斯做的。当他寻求帮助，付出额外的努力，就为自己做了投资，我也开始支持他。他不仅获得了好成绩，还找到了真诚关心他的人，这些人愿意做得更多，帮助他成功。
接着我引入了讲故事练习。我要求“ScholarMatch”的孩子们回忆一段时光，他们遇到挫折或挑战，但最终坚持过来。也许是课堂上表现不好，但最终以自己骄傲的方式通过；也许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是没有因此沮丧；也许是和在意的人发生争吵，但后来修复了关系。然后，我讲了自己的例子，关于我差点儿从研究生退学的经历。
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分析一组实验室收集了一整年的数据。这时一位实验助理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文件中的数据不一致。我对照原始数据检查了正在分析的文件，发现自己犯了个技术性的错误，两个月以前，我合并了几组数据。我的失误破坏了数据的可信度，事实上，我们认为观察到的所有发现，都不精确。它们是一组错误数据的产物。
我感到很恐惧，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我不是读博士的料。这恐惧由来已久，我已经担心了一整年，害怕自己会在某个时刻露怯。不像多数学生一样，骄傲地穿着斯坦福的T恤和汗衫，在教室和校园晃荡，我没一样带有斯坦福标志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某一天会失败，然后羞愧地离开校园。
跟导师汇报我的失误，是我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我甚至想过退出项目组，然后消失，这会更容易。（毕竟，我一个博士同事，第一年寒假回家后，就再没有来。他给导师发了封邮件说：“对不起，心理学研究不适合我！”）但我没有掩饰或一走了之，而是坐下来解释发生的一切。真要感谢他的信任，我的导师没有因为过失而苛责我。相反，他给我讲述了在职业生涯早期犯的类似的严重科研错误。他帮我修复了文件，使项目重回轨道。事实上，整个实验室都来帮我完成第一年的项目，我收获了更多同情，而不是预想的评判。
分享完这个故事，我要求学生们花几分钟写下他们自己的失败经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自己很重要？是什么信念、态度或者力量使其坚持下来？（在我的例子中，我依靠的是诚实与勇气价值观。）最后，他们利用了哪些来自他人的资源或支持（就像我从导师和同事们那里得到的一样）？
大家都写完后，我们分成小组，每个学生轮流分享自己的故事。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尽管种族歧视、学业失败、家庭困难、友谊破裂但依然坚守的故事。
每个人讲完后，小组再向整个大组汇报收获。一个组说最突出的是基本人性的感觉。尽管故事都不同，组内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失败、失望和挫折。另一组观察到求助的意愿是使得他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第三组意识到困难实际上提升了驱动力，使他们想要更努力工作。
研讨会的几个月后，我收到“ScholarMatch”项目的一个学生写来的信。她说整个校园生活很有挑战性，比预想的还艰难。但是她在坚持，因为她知道向他人求助是好的。
我领导的这类“ScholarMatch”研讨会，有助于学生更有效地应对学业挑战。比如说，我们在纽约城和附近地区（由戴维·耶格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者领导）的公共学校搞过类似的干预，学生们变得更愿意修改作业以提高成绩，更能接受老师的反馈。因为这个，他们的成绩提高了。
成长思维还能在更广泛的领域提升抗挫性，尤其对于那些经受过早年创伤的人。艾迪斯·陈是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对一种被称为“转化—坚持”的应对措施很认同，该方法似乎对生长于贫困或不安全环境的人有帮助，能使其免于健康风险。转化是把接受压力和改变思考方式结合在一起。它通常是衡量人们有多么同意这样的表达，如“我看看能从这种情境中学到什么，或者能得到什么好处”。坚持是指保持乐观，追求意义，即使在面对困难时。它通常以这样的表达衡量，“我觉得未来会变好”和“我觉得生命有意义”。
以转化—坚持模式应对痛苦的人，似乎对艰难或悲惨童年带来的毒害免疫。陈研究了全美国在心理学家所谓的危险环境里长大的孩子、青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人。每个年龄组，面对压力采取转化—坚持模式的人都更健康。陈使用了一系列被认为可以反映压力毒害性的生理指标进行研究，像血压、胆固醇水平、糖尿病和炎症。虽然艰苦的童年有时能预测这些因素会不健康，但选择看压力的意义，相信自己能从中学习和成长的人，没这方面问题。他们和童年不那么艰难的人一样健康，甚至更健康。
许多事都能影响一个人是否采取转化—坚持策略，包括孩子成长时，有没有成年人以成长思维做榜样。也有些事可以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培养，比如对苦难中学到的东西心怀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