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是无解的，因为两个囚犯（或者商人与顾客），不能够相互信任，他们最终都会背叛彼此。更大一些的社会困境，比如军备竞赛、公地悲剧以及搭便车问题也同样难以解决。在逻辑层面上，背叛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该选择最终会给整个群体利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人们通常不会做出背叛的选择，我们始终都在相互合作。我们在商业上信奉诚信经营，但也存在如安然公司、AIG以及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等一些臭名昭著的例外；大多数渔民不会过度捕捞，但也存在少部分人会将海洋供养消耗殆尽；大多人数都会给孩子接种疫苗，但也存在不良反应的风险。在监狱中，有时囚犯之间也不会相互告发。
囚徒困境涉及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风险平衡，如果你以非常狭隘的眼光来看待，它在整体上不过是一个困境罢了。我们不会站在购物店付款台前的队伍中想着：“箱子里头要么是一台宽屏电视机，要么装的是石头。如果是石头，我最好付假币；如果里头是电视机，我最好还是付假币。”通常，我们只是付了电视机的钱，将电视机放入车中，然后开车回家。如果我们是职业支票造假者，我们在这个困境中也不会想太多。我们用一张假支票支付这台电视机，将其抬入车中。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一台逃跑用的车，然后驱车返回贼窝。
这个问题不是关于人的，而是关于困境的。社会困境是在群体利益与一些冲突的个人利益中做出选择。假设个体总是尽量最小化他们的囚禁时间，或者最大化他们的捕鱼量、短期利润。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要比这些复杂很多。我们的冲突利益更加琐碎与多样化，它们很主观，并依情景而定。我们也会试图最大化个人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因此，我们的社会困境是我们与其他人不断发展的关系的一部分。
社会通过将服从群体利益变为个人最佳利益来解决社会困境。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都没有觉察到困境的存在。因为有了法律与警察，偷宽屏电视机的选择并不比不偷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大家都会有所反应，背叛朋友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当然，不被囚禁比冒着坐六年牢的风险要大，而尽可能多地捕鱼比少捕要强，但即使是这些评估也都不一定能够经得起人们丰富情感的推敲。不被囚禁却背上叛徒的名声真的比在狱中待六年要好？捕捞更多的鱼却破坏海洋供养能力真的比少捕捞一些（甚至其他人都比你捕捞得多）要好？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情况而定，将根据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以及你在哪里决定。
另一个有名的困境也说明了这个观点。猎鹿困境最初由卢梭于1754年提出。在他所处的时代，几个猎人（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更多，与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一起围猎一只雄鹿。大家需要相互协作才能保证围猎成功，这一点对他那个时代的读者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要猎鹿成功，每个人都必须严阵以待，但如果一只兔子恰巧出现在一个猎人可捕捉的范围内，不用怀疑，他会没有顾虑地去捕捉他的猎物，他不会关心这样做给他的朋友带来的损失。
该困境与囚徒困境有一点是不同的，即协作的利益大于背叛的利益：一只雄鹿即使分成几份也比一只兔子有更多的肉可供食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困境。对于所有的参与者，协作比其他的选择更优。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背叛始终会在这样的协作博弈中发生，看起来毫无道理可言。
卢梭也忽略了猎人们利益冲突的多样性以及主观性。得到雄鹿的一块肉比得到整只兔子更为实惠，然而这个看起来并不明显（对任何时候、任何人）。当然，猎鹿可以使每一个人得到更多的肉，但人们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一点。首先，猎鹿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逮到兔子是非常有保证的（它们很小，并且很容易捕捉），而得到一块雄鹿肉只是一种可能性（甚至是概率事件），真正的选择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我们勇猛的猎人——爱丽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愿意为跟踪雄鹿花费半天工夫吗？还是愿意逮到兔子，回家，然后在其余时间做一些她愿意做的事情？也许她很累，也许狩猎让她感到无聊，也许她压根就不喜欢鹿肉，而她恰巧有一味很想尝试的烹饪兔肉的良方（我喜欢茱莉亚·蔡尔德《烹饪之道》一书中的一种做法）。也许她确实很乐意为了猎鹿而放弃兔子，但却不相信她的同伴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并不是卢梭决定这些考虑中的哪些对猎人来说是重要的，而是猎人自己决定，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另一个困境叫做大雪困境，有时也被称作胆小鬼困境。两个司机被困在一场大雪中，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配合铲雪或者背叛，待在自己的车里。如果两个人都待在他们的车里，这两个人会一直被困。如果至少有一个人去铲雪，两个人都能解救；两个人一起铲雪比一个人会更快更可靠地完成工作。但与囚徒困境不同的是，选择协作对每个司机来说都是最有利的，即使另一个背叛。
结果会有几个不同的困境（通常称作社会困境或协调博弈），其差异取决于不同结果的相对值。那些细微差别会对博弈论学者产生很大影响，但对于一般大众并不重要。我们根据我们想要做什么而进行权衡。
当你考察参与者的利益冲突、动机以及优先考虑的事情等细节时，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可能并没有参与同样的博弈。爱丽丝的囚徒困境可能是鲍勃的大雪困境，爱丽丝的大雪困境可能是鲍勃的猎鹿博弈。对爱丽丝，协作很明显是明智的选择，她如果背叛，自我感觉可能会非常糟糕，她将很在乎她的朋友会如何看她。也可能是因为有惩罚背叛行为的法律，她并不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她有属于自己的平衡策略：她自己有关协作与背叛的主观价值。鲍勃可能会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去选择协作或者背叛。今天即使鲍勃与爱丽丝进行同样的博弈，他们明天也可能各自进行完全不同的博弈。这些社会困境比简单的博弈理论模型要复杂得多。
回想在第4章开头讲述的关于狒狒的故事，注意这种社会困境。
人类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便是解决社会困境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解决了这些困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博弈论的限制因素内解决这些困境；相反，我们采用偷换博弈的方式消除了困境。回想被拦在一棵倒下的树前的两个司机，没有一个司机可以独自通过。他们不是在囚徒困境中，他们也不是在大雪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自私利益与群体利益是相一致的——他们一起将树移开，然后继续他们各自的生活。解决社会困境的诀窍就是将社会困境变成本例中的情形。这也是社会压力的做法：社会将其拇指摁在天平上，即社会借力影响结果。
要解决社会困境常常意味着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考虑有关人士以及他们的处境。如果我们假设有关人士足够善良，密封包裹交换将不再是一个囚徒困境。
爱丽丝可能会想：“如果我认为鲍勃会协作，我有两个选择。如果我协作，我将获取我所得的，并且也会因与鲍勃的协作而感觉良好；如果我背叛，我会免费获取我所得的，但我会因欺骗鲍勃有一种负罪感，而负罪感比放弃钱财让我感觉更为糟糕，所以对我来讲协作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如果我认为鲍勃会欺骗我，我也会有两个选择。如果我协作，鲍勃会拿走钱，我会被骗，并且因与骗子协作感到很蠢、很懊恼；如果我背叛，我不会获取我所得的，并会对试图欺骗鲍勃而产生内疚。那种被骗带来愚蠢的感觉比试图欺骗鲍勃带来内疚的感觉稍差，最后发现鲍勃自己也是个骗子。但是鲍勃也在做着同样的分析，并且他也不想因为欺骗我而有负罪感，所以，他不会背叛。”
事实上，鲍勃做了同样的分析而且也选择了协作，尽管（非常有可能）这两个人并没有在意识层面上决定要怎么做，只是表现出了同样的坦诚相待以及相互信任。也许我的感情是错误的——它们可能被道德指南针、公平感或者朝向他人的利他主义激发出来。不管是哪种情况，困境解决了。
那些内疚的情感来源于我们的头脑。内疚的感觉是一种社会压力，以不同程度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道德压力不是我们解决社会困境的唯一手段。所有能使协作更加吸引人的考虑，以及使背叛不那么吸引人的考虑都属于社会压力。这些包括社会对协作者进行奖励，对背叛者进行惩罚，针对背叛者的法律制裁，使背叛难以成功以及难以逃脱的防护手段（见表6-2）。
当然，还有许多社会压力，我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真实世界并不如此简单，任何对人打交道的分析都要考虑到环境因素。如果爱丽丝是位国外的游客，鲍勃可能就会欺骗她。如果欺骗所得的不义之财数额巨大，爱丽丝或者鲍勃就会觉得欺骗比由欺骗带来的负面感觉更有价值。在第3章中，信任是有上下文的，之前的所有分析在这里也都成立。
对于大多数人，协作比背叛更值得去做。考虑到对与我们同在困境中的人们的了解，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好的策略。8并且，出于不同但却同样合理的原因，有些人发现背叛比协作更有价值。空间上没有推广性，时间上也不具连续性，只是那个人在特定瞬间做出那个特定的权衡。没有确切的困境，只是个体主观的风险权衡罢了。
社会压力有六种途径能够减少背叛范围，我将用爱丽丝潜在地欺骗商家为例进行阐述。
●社会压力能够增加实际的或者看起来的背叛难度。实际的商业通常并不在密封的包裹里进行。鲍勃采取多种额外防护考虑来最小化爱丽丝可能欺骗的风险。鲍勃要求她用难以伪造的货币进行支付，或者通过第三方认证系统使用她的信用卡。窗户的防护条以及防盗器使得爱丽丝很难从鲍勃那里行窃。
●社会压力能够提升背叛后果的严重性。这些主要是在事后起作用，想想监狱条款、罚金、砍掉小偷的手，9以及社会驱逐。即使他们从没逮住过任何人，警察的存在也使得犯罪变得困难以及代价高昂，每一部有关打劫的电影都以很生动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
●社会压力能够减少实际或预期的背叛利益。防盗可爆染色包使得偷来的衣服几乎变为废品，ATM机取款限额限制了一个小偷可以偷窃的金额。
●社会压力能够增加协作利益。名誉就完成了该职能。爱丽丝能够从其在商业圈中表现出的诚实守信而受益，如果她与受其恩惠的商人处于同一群体中，受益更为明显。当然，爱丽丝的信用等级也是她名誉的一部分。人都有很强的服从群体的需求。
●压力能够降低协作成本。社会使协作变得容易。购物店里的结账台很容易找到。与物物交易或拖着满袋金银相比，不能伪造的纸币与信用卡使得商业交易很容易进行。或者想象iTunes商店，它使得在线购买有版权的音乐变得非常容易。
这里存在许多有重叠的地方，许多技术也都是紧密耦合的。当减少了背叛收益，几乎肯定就减少了背叛的频率（见图6-1）。
图6-1社会压力旋钮
回想鹰鸽博弈，以及社会可用来设置初始化参数的旋钮。图6-1中的分类都是单独一个个旋钮，而社会压力给群体提供了一种控制这些旋钮的机制。理论上讲，如果旋钮能够很精确的校准，社会就可以得到所能容忍的确切背叛范围。
有许多将社会压力进行分类的方法。我所使用的系统是根据它们的起源进行分类的：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以及防护机制。10当然你也会进行这样的分类。正因为我们感觉到了道德压力，因此会做正确的事或者至少不会去做错误的事。名誉压力被更多的称为同辈压力，但我认为它是所有来自其他人并促进协作的激励。制度压力更为广泛，更为通用：群体使用规则来引导协作。防护机制则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产物：一方面是独立的分类，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其他三个分类。
这四个分类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它们在多大规模的群体上运作。
●道德压力在小规模群体中运作最为有效。是的，道德可以影响我们与地球另一边的人打交道，但总的来说，道德在我们熟知的人中最为有效。
●名誉压力在小规模与中等规模的群体中运作良好。如果我们一丁点都不了解其他人，我们就会对他们的名誉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对他们名誉的认识就越准确。
●制度压力在较大规模的群体中最为有效。它在小规模群体中常常行不通；比如，如果你的妹妹偷了你的自行车，你不大可能报警。它可以在非常大的群体，甚至全球范围运行，尽管有些困难。
●防护机制可以在多种规模下扮演社会压力的角色。它们可以近距离地保护个人，比如一套盔甲；它们也可以是全球范围的，像检测国际洗钱的系统；它们甚至可以是这两者之间的任何范围。
我在此故意对群体规模进行模糊化处理，但对于社会压力肯定得有规模的考虑。社会在不断增加规模，这是社会压力系统正在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应时刻心系规模这根弦。
社会压力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其在安全事件过程中运作的时机。道德压力可以在背叛发生之前、当场或之后起作用。名誉以及大多数制度压力在背叛之后运作，尽管有些制度压力在事件过程中也会发生作用。防护可以在事件之前、当场或者之后起作用。
在事件当场或之后才起作用的压力会通过一个反馈回环来影响权衡。一个人通过直接的知识或者看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知道一些事不会有好结果——可能由于坏名声而被驱逐，或者牢狱之灾，进而会避免这些发生，这就是威慑。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将在图6-2中进行说明，伴随图底部横轴的是时间：背叛之前、当场以及之后；左边是社会压力的不同分类：道德压力与名誉压力（一起考虑）、制度压力以及防护机制。特征/倾向区域代表使人们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背叛的物理以及情感因素。自然防御是让被攻击目标更安全的因素。其中没有一个是社会压力系统，但因为完整性的关系我将它们纳入考虑范围。
图6-2不同社会压力的规模趋势
图6-2（续）
有一个例子比较能说明问题。爱丽丝正在决定是否入室行窃。群体利益要求她不要行窃，但她有冲突的利益（不管该利益是什么）使她想要盗窃。不同的压力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她的风险权衡（见图6-3）。
图6-3社会压力如何影响风险权衡
●特征/倾向。如果爱丽丝有恐高症，她就不会尝试从二层的窗户闯入。如果她的一条腿不便利，她可能压根就不会闯入他人的房子。这些考虑发生在她背叛之前进行风险权衡时，即她在决定是否要入室行窃时（注意这不是社会压力）。
●自然防御在行窃过程中起作用。也许房子的主人在家，并且会抓住爱丽丝（这也不是社会压力）。
●大部分道德压力在风险权衡或抉择时起作用：爱丽丝的公平感、是非观以及遵从法律的意愿。有一些发生在实际盗窃的过程中，例如同感共情作用。还有一些在她犯罪之后发生，例如负罪、羞耻感，等等。
●假如她被抓住，在她犯下罪行之后，名誉压力开始起作用。这种压力来源于别人的反应以及回应。
●制度压力也发生在她入室行窃发生之后，想想那些法律以及惩罚她犯下罪行的机制。
●防护机制可以发生在犯罪发生之前、过程中以及之后。预先干预包括在她犯下罪行之前将爱丽丝关闭起来，或者强迫她吃一些改变情绪的药物使其不再想入室行窃，这些是在犯罪之前发生的。防御是在过程中起作用的：
门上加锁，窗户有保险杠保护，使爱丽丝闯入这间房子变得非常困难。检测系统可以在过程中，也可以在之后起作用：防盗器发出的警报可能及时得到处理，也有可能不行。还有一些障碍，比如赝品与认证系统，也可以在过程中起到作用。法医系统在之后运作，可以指证爱丽丝就是窃贼。还有一种防护机制类型：在盗窃发生之后运作的恢复系统，但是该系统可能给窃贼提供一种不正当的激励，因为他们知道恶意行为的不良后果将被降低至对他们无害的程度。如果爱丽丝知道房主可以很容易从盗窃中恢复过来，也许他很有钱，或者有非常齐全的保险，她更可能去他家入室行窃。在盗窃过程中以及之后运行的系统通常具有威慑效应。如果爱丽丝知道警察会不遗余力地侦查破案以及牢狱之灾的严重性，或者如果她知道房主是空手道高手，又或者房间装有防盗器，她就不太可能入室行窃。
这些分类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些社会压力不能够严格归为任何一类，这很正常，这些分类是为了从整体上更为宽泛地理解这个话题，并不是正式的分类法。
在第7～10章中，我会逐个讲述每一种社会压力。我将讨论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在哪些情况下会失效。
背叛范围太大或者太小将导致社会压力失效：要么是有太多的盗窃，要么是我们为了防止盗窃花了太多的金钱。这与单独的盗窃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的房子被盗窃，不一定是社会安全的失效。记住，我们绝不会将老鹰的数量降低到零。进一步减少它们的数量将变得非常困难。
在某些方面，社会压力像一个群体的免疫系统，像抗体一样，针对内部威胁，T细胞与B细胞给作为整体的社会提供防御，而不是特别关心对个别群体成员的伤害。这种保护虽然不是完美的，对不同的威胁采取不同的且有针对性的处理，非常像免疫系统，使得保护变得更加强大。
注释
1.一种考虑背叛者的方式是，与协作者相比他们不太厌恶风险。因此，协作者可能在几乎没有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获取中等收益，而背叛者可能获取更大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2.用丹·阿雷利（Dan Ariely）的术语“可预测的非理性”来描述我们很恰当。
3.这个名字来自电影《无因的反抗》（RebelWithout a Cause），其中的反英雄主角吉姆·斯塔克（Jim Stark）与当地恶霸开着偷来的车比赛，开向悬崖，第一个跳出车的人要蒙受“懦夫”的耻辱。当然，如果没人背叛，两辆车都会飞出悬崖，车手都会丧命（如果没有悬崖，你可以玩两个车都开向对方的游戏，第一个打方向盘转弯的人就是懦夫）。在这个博弈中，协作—协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协作—背叛或背叛—协作比背叛—背叛要好得多。在外交政策方面，这被称为边缘政策，该政策几乎导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灾难性后果。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实验表明，懦夫看起来会给人们带来最为糟糕的结果。
4.对许多互动来说，大雪困境比囚徒困境更加切合现实世界。
5.还有一个博弈被称为性别战。男人在周六晚上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女人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困境在于他们想要一起做其中一件事，而不是各做各的事。
6.在行为经济学中，前景理论试图描述这些复杂性。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是至今唯一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
7.对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原创论文的许多批评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公地使用者建立了规管机制。
8.道格拉斯·霍夫斯泰德（DouglasHofstadter）称其为“超级理性”。他认为明智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做事，而不管文化背景。在他的构建中，超级理性参与者认为在与另一个超级理性参与者博弈时，他也会像自己一样去思考，并做出同样的抉择。通过这样的分析，协作—协作比背叛—背叛要好得多。这样做，参与者表现出了集体理智，而不是个体理智。在集体情况下，协作会更好。
9.有些社会指定一只手吃饭，另一只手用来擦嘴，这使小偷在公共场合吃东西时必然受羞辱。
10.法律教授劳伦斯·莱丝格（LawrenceLessig）提出一个管理理论，社会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的方法来改变个体行为：规则、市场、法律以及架构。如社会可以通过公共广告运动、税法、禁烟或管制烟可以添加多少让人上瘾的化学物质来减少吸烟。莱丝格认为，聪明的管理者会使用它们，或至少知道它们。
我的模型与之相似。我分解了莱丝格的“规则”为道德的与名誉的，从社会压力观点来看，它们非常不同。莱丝格的“市场”可以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在我的模型中，其对应的分别是名誉的与制度的。我将制度化市场与法律组合在一起，因为从防护角度来看，它们如此相似甚至可以一起看待。我的防护大致等同于莱丝格的“架构”。
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史蒂芬·列维特（StevenLevitt）与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写道：“激励有三种基本风格：经济的、社会的与道德的。”这些分别对应于我的制度、名誉以及道德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