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探讨社会压力是如何失效的：税收。税收是典型的搭便车问题：如果大家都协作交税，背叛者获得了所有好处，没有承受任何因交税带来的经济损失。1尽管存在与税收相关的法律，但在美国，除了工资税，收入所得税几乎全靠自愿上交。这不仅是经济风险权衡，有两种道德压力在这里起作用：人们交税是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人们交税是因为有法律规定，而遵守法律是正确的事。
然而，在美国有许多舞弊现象。根据美国国税局给出的数据，在2001年（最近的、可找到充足数据的一年），在应缴纳的税款与实际缴纳的税款之间的差额是3450亿美元，几乎是19%的应缴税款额，据第三方估计，2008年的纳税申报单也显示了19%的税额差距，注意这个差距是按总应缴款的比例，而不仅是逃税者应缴款的比例。据评估，25%的个人承认在交税上有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单独一家企业可以避税达几十亿美元，与成千上万个在小费收入方面说谎的服务员相比，它们对纳税人造成多得多的经济损失。
人们在交税上舞弊有许多原因，但都指向失效的社会压力。首先，法律执行力很差，比如在2007年，美国国税局检查了所提交的1.79亿退税申报单中不到1%的部分，只在4211起案件中发起犯罪指控，仅获得了2322起案件起诉书。尽管现在还存在一些争论，是否提升对逃税者的罚金就能让人更遵守规则，已确切证实的是增加审计的数量可以改善遵守规则情况。当然，这能收集到了更多应缴税款。低层面的欺骗可以很容易通过计算机匹配检测出来，而在交税上作弊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不大可能被逮到。
其次，有利可图。近来，如果投资回报率能到5%，情况就很不错了。最高联邦税率达到35%，通过舞弊可以降低成本是一个很强的动机。这些不是交不起税的人，典型的交税欺骗者是50岁以下的男性，高收入阶层，收入也很复杂（更穷的用户，他们所有收入都被工资税覆盖，很少有机会欺骗）。当前的情形创造了欺骗的动机。
再次，人们认为许多人也都这样做。还记得坏苹果效应吗？有一个调查显示，人们相信38%的纳税人都不能澄清他们的收入，并列有虚假扣税项目。出现在新闻中的高端偷漏税款者强化了这个观念。
最后，最近政治论调开始妖魔化交税。交税等于偷窃、交税机制不公平、政府只是在浪费交给它的钱等思想给了人们不同的道德感，用其证明漏税的合理性，进一步弱化了原先全额交税的道德压力。
以上这些原因彼此都是有关联的。有一项进行了大约50年的逃税研究，发现逃税随着收入税率、失业率、对政府不满度的增加而增加。另一个研究指责了收入不均问题。
尽管存在问题，美国政府仍征收到了81%的应缴税款。与一些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除了非法逃税之外，还有一种叫作合理避税：用技巧性合法手段来减少与税法政策目标相违背的税款。我们在第9章详细讨论过税法漏洞，有许多很有创造性的做法遵守税法条款，但完全无视其精神本质。有时公司可以赚取几十亿美元的利润，然而交税却非常少。没有任何漏洞，工业、职业以及富豪群体故意操纵立法体制游说国会获取特殊免税来使自己受益。附带收益税法漏洞便是一个例子：私募股权基金与避险基金经理报酬是按照长期资本收益税率的15%征税，而不是按照正常收入征税。另一个是投资税优惠，旨在帮助建筑承包商，用于补贴昂贵的越野车购置费用。也有海外避税，即公司将利润移到国外以减少交税。
合法避税以及海外避税给联邦收入造成1万亿美元的损失。再加上逃税，总共损失的收入有1.5万亿美元，也就是应缴税款的41%，比联邦赤字还多。
看来，情况并不太乐观。
这其中存在许多社会压力失效的例子。道德差异：人们倾向负面评价逃税，对海外避税保持中立态度；对合理避税则持积极态度：合法且智慧。即便如此，可以说避税与逃税是一样不道德的。被公众所知的偷税者名誉损失很小，而且人们对利用法律漏洞的聪明人持正面看法。制度压力依靠强制力，这是不完美的。防护机制对于更为复杂的欺骗就不那么有效了。
记住社会压力的目标。我们希望社会中的信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社会太复杂了，对于亲密形式的信任——我们要与太多的人打交道，都无法知道他们的意图——无法胜任，因此我们接受协作与遵守规则。为了让人们协作，需要让人相信几乎所有人都在协作。我们用社会压力解决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通过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则，我们自然就提升了信任水平，并且引导更多的人协作，从而获取正反馈回路。
社会压力作用于整体社会，并不会对所有环境中的所有人强制执行，相反，只是引导协作的整体水平。回到免疫系统那个比喻，没有防御能够在一切环境中都起作用。既然社会压力机制是保护整体社会的，个人伤害就不是关注要点。如果一个人太过于信任，并因此受到伤害，这种情况就不能说社会压力失效了。重要的是，整体背叛的范围足够小，整体信任的水平足够高，让社会能够存活并充满希望地昌盛发展。
这听起来很无情，但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每年会出现16000～18000名谋杀者，有1.5万亿美元的漏缴税款。用第14章讨论的任何机制，社会需要决定什么范围的背叛是可以忍受的，而这些数字在这些年中也都是波动的。如果社会认为这些数字太高或者太低的话，就说明社会压力失效了。
在第6章，我将社会压力比作一系列旋钮。依据特定社会困境，社会决定可以忍受的背叛范围，如果运作正常的话，那么可以旋转社会压力旋钮以获取平衡。回想第3章的鹰鸽博弈，一系列不同的初始参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如果我们想要更少的谋杀者，我们就增加社会压力；如果因为代价太昂贵而不能实施，而我们又能容忍较高的谋杀率，就减少社会压力。
这个比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过于简单，我们并不能把握实施社会压力的精确水平。在真实世界中，旋钮标识不清，校准粗糙，在调节旋钮与发现改变之间存在延迟，同时伴随许多其他事情，很难发现对应的效应。想象旋塞有漏洞的浴缸，你不能直接看到水从水槽中流出。你坐在浴缸中，在水太热与水太凉之间来回波动，最终你放弃了，泡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澡。这是我们对社会压力控制程度更为贴切的比喻。
图15-1试图描述这些内容。2图左边是新社会压力与背叛范围之间的主反馈环路。新社会压力导致背叛范围改变，又带来风险及观察到的风险改变。然后，新的观察到的风险将引发改变社会压力的需求。
图15-1社会性压力的反馈回路
注意实施新的社会压力与看到相应背叛范围改变之间的延迟。延迟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道德与名誉压力发生作用天性缓慢。任何影响风险权衡的威慑效应在发现任何效果之前都需要时间。根据政府情况，新的制度压力也会作用缓慢。防护机制也会这样：获得的时间、实施的时间、它们被有效使用的时间。
比如，在互联网早期第一个写计算机病毒被逮起来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因为没有能适用其身的法律。互联网电子邮件不提供发送者认证，结果垃圾邮件满天飞，我们今天依然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美国，FBI常常抱怨管制监控的法律并没有跟上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步伐。
第二，社会压力改变在社会中的传播需要时间。所有这些使精细调整的机制更难实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的社会压力具有完全效应，并且，测量背叛范围的改变也需要时间。有时，在知道情况是变得更好或更糟之前，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统计数据。
反馈也可能不精确。用一个通信理论术语表示就是噪声。通常你并不能知道社会压力的精确效应，因为如此多的因素同时影响着背叛范围，在图15-1中表示为“其他考虑”。比如，在20世纪晚期，美国犯罪率的下降与20年前流产合法化有关。此外，社会对风险的洞察力很难量化，而且含有文化背景成分。我将在本章后续部分讨论此点。
一个相关的反馈回路，如图15-1左侧下部的回路所示，也很重要。社会压力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会直接影响背叛的范围。大规模的例子有禁酒令，或囚禁美国16%～25%的年轻黑人男子对社会犯罪带来的影响。较小规模的例子是雇用保安防止偷窃，结果却可能是增加偷窃，因为普通职员以为监控商店是其他人的职责，而不是他们的职责。电子防盗签也有类似的效应。
防护机制很复杂，并给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副作用。这在图15-1右侧的回路中表示出来。比如，美国囚禁率比简单地关起犯人有更广泛的社会效应，禁酒令也是。简单的副作用，比如一些社会压力（大多是防护机制）会很花钱。更微妙的副作用，比如头盔法规导致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意图阻止音乐与电影数字拷贝的法律导致令人心寒的计算机安全研究，以及禁毒导致增加的暴力等。
要全面考虑成本与收益才能决定是否实施一个新的社会压力，这些都是很难预测的。
防护机制常常被经济学家称为体验性商品：直到你买到手、安装并体验，才能知道它的价值。3对其他形式的社会压力也是这样。即使你学识渊博，很有经验，并擅长分析，精于预测，但要知道一个特定社会压力的切实效应（或意想不到的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已经实施它。这就意味着实施社会压力总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我们尝试一个东西，看它运行如何，然后对它进行调整。
任何社会（家庭、公司以及政府）都在不断平衡它的安全与副作用、未知后果以及其他考虑。我们是否能够承受这个特定的社会压力机制？我们更为基本的自由与解放是否比更安全重要？4更多繁重的ATM防护手段会导致更少的ATM交易，耗费银行比ATM诈骗更多的钱。一个在更衣间安装摄像头的零售商可能因此而流失许多顾客，带来的损失可能比不安装摄像头引发的偷窃物品价值还要大。在线零售商面临类似的选择，复杂的防护手段会减少购买量。在第9章，我们专门讨论过使法律的防护效应正常运作是多么困难，对所有类型的社会压力都很困难。
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压力很容易出错。我们实施的社会压力总是比风险要求的多一些或少一些，总在实施中未达到最佳标准，安全机制总会无效或错误。然后，当我们试图修正这些的时候，我们又会出错。许多反恐战争演练都可以看作对导致“9·11”恐怖袭击的防护失效的过度补偿。
在第7～10章，我们谈论了特定类型的社会压力是如何失效的。这里，我打算更多从总体上讨论社会压力失效的情况。这些失效可以很宽泛地分成几类（并不严格，也不稳固，而且会有一些重叠），这个分类就是为了大致描述一下为什么社会压力会出错。
（1）误解行为者。潜在的背叛者有许多相冲突的利益，从自私到道德，如果误解他们，防护可能就会出问题。背叛者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动机、技能、资金、风险规避等。
花2美元造一张1美元假ID卡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背叛者是为了钱，这个是讲得通的。但如果他是安全研究员，分析制造过程中的弱点，或试图破坏一家公司的竞争对手，或只是想弄明白这些东西怎么运行的黑客，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了。类似地，如果你认为恐怖分子都是外国人，将会忽视国内的恐怖分子。
我们也曾谈及组织的背叛者问题。组织在犯罪中是很常见的——资金充裕的犯罪组织比单独的罪犯有效多了，在恐怖主义中也是很常见的。6在致力改革的背叛者中同样很常见：如废奴主义者、动物权利活动家等。当背叛者组织起来，过去有效的社会压力可能就不再有效了。我们在第11章讨论过这些问题。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背叛者在犯罪时是无组织的，或者认为背叛者是有组织的但其实他们不是，像基地组织那样。
（2）误解安全激励。有时候压力会失效是因为它创造了错误的冲突规则激励。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晰地说明此点。
说服人们减排垃圾是一个社会困境。道德压力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作用，大量排放垃圾带来的名誉压力也很弱。至今，最为简单的制度压力便是依据产生垃圾的数量对他们进行指控：按照包、桶或者磅，对差额进行征税，并鼓励人们减排垃圾（见表15-1）。
然而，一个想避免额外指控的公民还有其他选择。他可以将垃圾全部放在垃圾桶里，可以将垃圾焚烧掉以减少垃圾量，可以将他的垃圾扔到路边，或者将其放到下个街区住户家的垃圾桶里。通常情况下，这些选项都是可行的，但在征收额外垃圾处置费用之前，他没有理由这么做。一旦增加了社会压力，有一些人将会寻找避开它们的方法，不必在原先困境中继续协作了。
这些不仅是理论上的思考。对美国9个城市的研究的确表明，当实施单位收费之后，这类行为增加了垃圾焚烧与丢弃的存在。将更多垃圾填入一个垃圾桶里很常见，被称为“西雅图重踩”，在这里第一次发现该现象。
这里的失效是设想只有一种冲突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背叛方式。如果社会压力只是增加了一个冲突规则的成本，会将其他方式变得更具吸引力。在这个例子中，垃圾处置费没有增加产生更多垃圾的成本，它只是增加了产生更多垃圾并将垃圾放入垃圾桶中的成本。直接针对垃圾的来源会是更好的制度压力，但我不能想象任何城市实施该压力的方式。在较大的范围内，当人们购买一件商品时，可向其征收处理税。这将刺激产品制造商减少包装，或其他使产品更易处理的手段，这根据征税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对此进行监管非常困难，社会必须平衡好成本与收益。8
（3）误解风险。我们并不是基于实际的风险进行风险权衡，如表15-2所示，我们基于观察到的风险来做决定。如果我们认为背叛范围比实际大一些或者小一些，就不会实施优化的社会压力。我们会以许多方式误解风险。
这些都被心理学家仔细研究过了，当前的美国反恐政策说明这些偏见情况。政治科学家约翰·米勒写道：
到2001年，美国在任何年代被国际恐怖主义形式杀死的人比遭遇雷电而死的人少很多，美国境内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几乎为零。即使将“9·11”袭击算在内，自从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国务院开始着手负责）开始，被国际恐怖主义杀害的美国人人数也只是与同时代遭雷电、事故等死亡的人数一致。
但人们并不这么看。恐怖主义具有突发性、破坏力惊人、无法控制、侵略性以及无法挽回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以及其他原因，我们夸大了风险，并在安防上花掉了巨额经费。
另一个例子是计算机犯罪，它们十分常见且不断为人熟知。因此我们对其风险评级较低，经费资助不足。
还有一些文化上的偏见风险需要考虑。根据一个对23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在避免不确定性或个人主义倾向的文化中，人们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在平等主义与追求和谐的文化中，人们有较低的风险容忍度。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国家越富裕，公民的风险容忍度就越低。同等条件下，社会收入不公越明显，公民的信任就越少。
（4）创造一个鼓励欺骗的困境。回想一下那两个囚徒困境。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我们认为爱丽丝与鲍勃都是有罪的。但如果他们无罪呢？现在，爱丽丝的最佳策略是什么？
令人困扰的是，对她最为有利的是认罪并指证鲍勃。跟着我的思路：如果鲍勃说谎并且指证爱丽丝，爱丽丝就会被判6～10年有期徒刑。说谎并指证鲍勃对爱丽丝是更好的选择：6年比10年好些。如果鲍勃保持沉默，她便可以重获自由或服刑一年。说谎是爱丽丝较好的选择：自由比服刑一年要好。通过这个分析，如果为了宽大处理都承认没有犯下的罪行，并且虚假指控对方，对爱丽丝与鲍勃都会是最好的选择。让事情更糟糕的是，假设鲍勃是无辜的，而爱丽丝是有罪的，对爱丽丝来讲，最好的选择依然是虚假指证鲍勃。
当然，风险权衡往往比这要复杂。爱丽丝与鲍勃必须评估起诉者的情况，并且在他们虚假的坦白与正义终会胜利的希望之间仔细衡量。但只要警察向爱丽丝与鲍勃提供这个交易，就增加了他们中一个或者两个承认没有犯下的罪行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认罪求情协议是非法的：它建立了不当的激励，只会让人们做虚假坦白的倾向进一步加剧。9推而广之，发现许多罪大恶极的人努力让自己与警察保持一致，以换取宽大处理。当人们服从一个不认同的规则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
（5）意外情况使协作的成本过高。回想第11章，我们谈论了与警察协作的人。爱丽丝的一个潜在的利益冲突是与警察协作太困难、太耗时或太危险。因此即使爱丽丝想要协作，但成本太高，她也可能被迫选择背叛。这也是为什么要求警察执行移民法的法律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有些人会出于被驱逐出境的恐惧而害怕与警察协作。另一个例子是强奸，如果举报强奸案件并帮助起诉强奸犯的情感成本太高，被害人就不会站出来做这些。总的来说，协作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我们想要限制背叛，就需要限制成本，并增加协作的收益。
（6）意外地增加背叛激励。社会压力的意义在于引导协作。有时结果会恰恰相反，社会压力引导了背叛。我们还用一个例子说明，在当前美国，标准化学生测试对学生、教师以及学校未来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在一个叫作《有教无类法案》中，学生必须通过一些测试，如果没有通过，学校将被惩罚。在哥伦比亚地区，学校为教师提供8000美元的奖金，来改进测试分数，并威胁他们如果失败会被停职。之后分数确实显著提高了，学校也被示范用以说明激励是如何影响教师行为的。
但真相是那些增加的得分是虚假的。除了教授学生课程，教师还帮助学生修改错误答案，帮助学生考试作弊。
这里就有一个社会困境（见表15-3）。教师总是可以操纵学生的测试得分，但在《有教无类法案》之前，冲突的利益是很弱的。人们做教师是为了教书，不是为了当骗子……直到他们的岗位去留取决于学生的测试得分。当利益冲突变得强大时，校区本应当增加社会压力——可能是防护机制，来恢复平衡。
有一条规则在起作用。当开始衡量某个东西，并据此来评判一个人时，就鼓励了人们与这种衡量进行博弈，而不是做本来要做的事情。如果公司对客户服务人员的长时间通话进行惩罚，他们就有了挂断客户电话的激励。如果对修复漏洞的软件编程人员进行奖励，他们就有了制作有漏洞软件的激励，而不会第一次就把软件做好，这样就可以有漏洞需要修复。11如果根据股票价格支付CEO报酬，他们便有了以公司长期利益为代价提升股价的激励。
在一个事物被攻击的原因改变时，背叛的激励也会增加，驾照便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起初，驾照只是可以合法驾车的证明，人们没有很大的伪造它们的动机，驾照相关的防护手段也很少：它们是纸质的，没有照片等。至少是在美国，当驾照开始用作其他目的时如证明到了可以买酒的年龄，伪造驾照便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与此相应，州政府改变了驾照，使其包括一系列防伪特点：照片、水印与全息相、缩印照片等。最近，驾照的作用又发生了改变，从“9·11”之后，它们被用来证明持有人是否在恐怖分子名单上。现在政府想给驾照增添更多的防护特点，比如电脑芯片与加强发行相关的安全。
将这些与配偶结合一起来看。在无信仰的情况下，非正式的配偶结合处理迪肯悖论是足够了，但当遗产变成一个问题时，就需要更为正式的机制。另一个例子是偷车乱开，因为偷车乱开的人从不打算保留偷来的车，他们就不能被指控为窃贼，因此在专门针对偷车乱开的法律实施之前，他们很轻松就能摆脱指控。
市场也可能增加背叛的激励。玻璃鳗的价位（未成熟的玻璃鳗在日本和欧洲是一道佳肴）开始上涨，更多的人会去捕捞它们，结果就是公地悲剧：非法过度捕捞。在英国、法国、美国西北部的偷猎导致它的产量降低，进而导致更高的价位。这会引发更严重的过度捕捞问题，进一步造成减产，然后又推高价格从每磅25美元涨到950美元。执法无法同步跟上，偷猎减少了鳗鱼的数量。技术进步可能解决这个社会困境，研究者正在试图人工饲养玻璃鳗，这样便会增加供给，并减少过度捕捞的激励。
技术进步也会加剧社会困境。我们将在第16章中谈论，但现在想想亲身体验的银行业务与在线银行业务、人工操作门锁与电子门锁以及纸质投票与触屏投票机。在所有情况下，增加的科技使攻击行为更为容易。
社会困境规模的改变也是增加背叛激励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三明治商人与三明治制造公司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同，渔民鲍勃与罗伯特捕捞公司也不一样。大型组织背叛可以获利更多、给群体带来更大的伤害。当组织在规模以及实力方面成长时，过去运作良好的社会压力可能就不再有效了。
（7）误解了不同的社会困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社会困境不会单独存在，减小一个社会困境背叛范围的社会压力可能会带来副作用，进而扩大另一个社会困境的背叛范围。
比如，我们认为警察既是解决方案，也是问题。它是针对普通罪犯的制度压力的代理，但作为一个有个体利益的机构，它必须得被监管。我们有许多社会压力保护社会不受警察伤害：限制搜身与没收、反对自认犯罪、审讯规则、证据规则，等等。这些使警察的工作更难做、更繁重，也确实影响了犯罪率。但这样做是一个均衡的结果，在更好的警察与更好的社会之间的均衡。最近，这个情况正在改变，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中，解除了许多人们保护自己不受警察伤害的社会压力。
类似地，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我们解除了许多限制银行及其他经济机构的经济条例。12是的，这些条例使机构不能赚钱，但也保护了社会不受银行背叛带来的负面效应扩散的影响。
（8）忽视社会规则的改变。有时随着社会规则的改变，社会困境也开始转变以反映这个变化。当新的规则在社会中发生作用时，常常导致相冲突的社会困境，在支持旧规则或拥抱新规则的社会的子群体内也会有冲突。
我很喜欢一个历史例子。在古罗马，崇拜神癨非常重要，社区中的每个人也都会膜拜神癨。如果有人逃避了宗教责任，比如没去参加某些节日，神就会发怒。这就是罗马人不喜欢早期基督徒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膜拜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因为他们不崇拜罗马人的众神。这不是简单地与基督徒个人选择的不合，而被看作整个社区的危险（见表15-4）。
最终，社会规则改变了。基督徒变成了越来越大的一派，也被越来越多地容忍，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慢慢地，之前被认为是背叛的行为现在被认为是协作了。
社会压力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失效取决于你的怎么看。如果你信仰罗马神癨，社会压力没有阻止基督徒冒犯罗马神癨时便失效了。如果你是早期基督徒，社会压力没有保护宗教自由便失效了。
另一例子是办公室内的性骚扰。只要组织内的掌权者没有强制禁止男职员骚扰下属女职员，不必要的亲密就会很常见，并且被看作理所当然。直到较大的社会强制执行性骚扰规则，这个现象才有所收敛。
一个类似的情况也在同性恋婚姻中发生。基督徒的一个基本信仰是同性结婚不仅是糟糕的个人选择，还会威胁传统的家庭：就像罗马人讨论基督徒一样。因此，这是个社会困境（见表15-5）。
然而，有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困境，不像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那样认为群体背叛会导致社会的灾难。他们不仅背叛，并且不认为这个困境真的存在。
规范会因为外部威胁而快速改变。人们在战争期间更愿意实施社会压力，包括奖赏协作者与惩罚背叛者。
然而，大多数时候社会规则改变得很慢。我们多次探讨迪肯悖论与配偶结合是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压力的。强制执行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曾经，通奸或乱伦会被乱石砸死，现在世界上的大多地方，不再发生这种事情，在有些地方甚至都不足为奇。在技术方面，背叛配偶变得更加安全了。“罪恶的报应”曾经包含怀孕，其会带来一定的健康、经济以及性病风险。低廉又有效的避孕措施改变了这些，如今女人面临社会困境时做的风险权衡非常不同了。不安全的性事给她们带来的健康风险完全不同了，可以有效地用技术安全手段（比如安全套）来消除风险。
“社会”是个进化的定义，表明社会规则是如何进化的。芭芭拉·乔丹[1]曾说过，美国曾经的“我们的人民”不包括女人或奴隶。几世纪以来，我们在关于谁是社会一员这个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包容。
你可以在围绕着美国政治争论的论调与完整的社会困境中看到这个演变（见表15-6）。政治的目标——选举、政策辩论以及法律，是制定对社会最好的政策，以及实施解决社会困境最好的法律来管理国家。但有一些利益冲突，法律的通过将使某些特殊人群受益。如果国家政策辩论是实事求是、真诚以及文明的，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好，但这些很容易求助捏造、扭曲、诽谤以及说谎。但如果足够多的人们这么做，当前美国政治的大部分特点与马戏团一样。
不清楚现在社会中不诚实的程度，但是看起来在更为宽泛的范围内都存在这个现象。道德与名誉压力曾经起作用，但是当国家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带有完全独立价值体系的阵营时，它们就会失效。强加在自由演讲之上的法律控制是一个危险的选项。一个解决方案是停止不公正选举区安全立法席位。强迫在大选中决定这些席位，而不是由某个政党主羽翼或党团会议决定，候选人必须呼吁拉拢中立选民而不是他们的基础选民。但潜在的法律性社会压力会被看成党派的，也因此站不住脚。
“社会”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作为整体的社会”在两极分化的政治气候下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如21世纪早期的美国。人们将社会定义为在政治上一致的人，将持其他政治立场的人定义为“叛徒”，即“仇恨美国”的人，或者“想要恐怖分子获胜”的人。存在普遍的背叛也并不惊奇：有了新的、更具限制性的“社会”定义，它们根本就不是背叛了。
注释
1.当然，交税比免费搭车需要更多的权衡。税率如此之高，人们交完税之后就无法生存了。所交之税可能用来资助腐败的政府。即使大家都交税，这个机制依然可能崩溃。
2.那些研究系统动态性的人将这个图例中看作两个系统原型的组合：饮鸩止渴以及限制成功。
3.传统的试验产品的例子包括疫苗、大学教育、临床医师以及管理咨询，与桌椅或一瓶可口可乐不同，在购买后者之前你已对它们了然于胸。其他实验产品包括餐馆晚餐、美术作品、家庭装修以及搬到的新城市。甚至那些非常日常的物品也有经验性的方面：一辆新车、宽屏电视或宠物沙鼠。从心理学的研究得知，人们总会高估一笔大宗购物带来的愉悦感。防护机制也受困于这个心理学问题，即使人们知道一个机制能给他们带来多少确切的安全，他们也不能预测额外的安防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安全感。
4.本·富兰克林说过：“那些愿意牺牲内在自由以换取少许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5.人的天性就是不去考虑计划之外后果的可能性，或对其考虑不足。
6.举一个例子，罪犯可以威胁店主并抢走他们的钱。单独的罪犯通常使用枪来完成，尽管他们也可采用其他方式。犯罪组织更为高效，他们可以收保护费，用暴力威胁店主，用这种方式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常常都不需要亮出武器。
7.英国的垃圾监控科技掺杂很多政治分歧。
8.在欧洲，生命周期管理法律强制自行车生产厂家为它们的产品报废支付处置费，这逐步减少了垃圾量。
9.无罪计划用DNA证据使被定重罪的犯人无罪，在过去的20年中，发现273个认下没有犯过罪行的人中有大约25%的人得以免罪。
10.《有教无类法案》激发的测试分数造假行为也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宾夕法尼亚以及美国其他地方出现。一名教师这样描述要与教师群体协作的社会压力：“当你不断被欺负时，很容易就在道德上迷失自我。”
11.在《呆伯特法则》（TheDilbert Principle）一书中，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写道：
一个经理想要尽快找到并修正软件问题。他提出了激励方案：质量保证部门员工每找到一个漏洞就奖励20美元，程序员每修正一个问题就奖励20美元（这些也是创造出软件问题的程序员）。结果，软件问题催生的地下经济茁壮发展，在第一周有位员工净捞了1700美元之后，这个计划下架了。
12.从1994年银行首次允许从事州之间的业务（是的，在此之前没有银行允许在多个州进行操作）开始，已过去了18年；从美联储放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开始计算，已有15年了；从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算起，已有12年了。
13.不接受被描述的困境在众多背叛者中很常见，他们包括大麻烟吸食者、音乐盗版人、赌场中出老千的人。
14.广泛背叛引发的潜在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说过：“美国共和党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国会发现它用公众的钱贿赂公众。”
15.我认为现代代表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来讲已经过时了，但它是18世纪中期能出现的最好的政府形式了。设想一下，因为旅行与通信都很不便，当地群体必须选出自己的代表奔赴首都，并以集体的名义帮助制定法律。现在旅行与通信都如此快捷，可能会有更好的机制。
[1]芭芭拉·乔丹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众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