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是理解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规模与日俱增，也迫使我们对人与机制的信任依赖关系从基于人际的转移到了非人际的预测性以及服从性。与日俱增的规模是迫使我们用制度压力及防护机制加强道德与名誉社会压力的原因，要求更多以及更加复杂的防护机制，使整体社会压力更加昂贵却更加无效，使失效代价变得高昂与棘手，也让整个社会压力机制更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
这是因为与日俱增的规模可以从几个层面上影响社会压力。
●更多的人。社会中有更多的人会改变不同名誉压力的有效性。即使背叛比例保持不变，背叛者数量却会更多，给他们更多机会去成立组织并且茁壮成长。最终，众多背叛者会使背叛行为习以为常，导致坏苹果效应。
●增加的复杂性。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人际互动：更频繁、更远距离、更多事情上的互动。这会增加新的社会困境，并导致困境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复杂的机制更加依赖科技，而这意味着会有更多漏洞，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更具灾难性的失效。
●新机制。当更多不同的科技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与社会中时，会出现新的领域、社会困境以及背叛机会需要考虑。飞机恐怖主义在飞机发明之前就不是一个问题，互联网诈骗需要互联网。防御者的职责一直在增大。
●新的防护机制。科技给了特定的社会压力机制（特别是名誉与制度）能够进行调整的能力。这些机制本身需要防护，而防护会被直接攻击，因此在线名誉机制会被虚假数据误导，维护它们的计算机会被恶意攻击，篡改数据。电子邮件账户会被攻击，骗子会以我们的名义群发要求汇款的消息。黑客会从家庭电脑或中央数据库中把我们的身份信息偷走。
●增加的科技密集程度。当社会中科技更加盛行时，背叛者能造成的危害也在增大，意味着与科技密集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较高背叛的比例相比，即使很低的背叛比例造成的后果也相差无几。杀害尽可能多的人的反社会意图以及公司要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不顾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科技增加了行为者潜在的破坏能力。试想一名恐怖分子现在能造成多少伤害，再想想50年前他能造成的伤害，然后再推断一下将要发生的科技能让50年之后的恐怖分子做到什么。1科技也使背叛者的组织更为精良，使他们的群体变得更为庞大且有权势。
●增加的频率。频率也随科技而进行调整。设想手持一把枪、在银行门口停车准备逃跑的抢银行方式，再想想通过互联网远程操作偷窃银行账户的钱财，后者的效率要高很多。如果黑客可以自动化攻击，即使在他睡觉时也可以每天从成千上万家银行偷窃资金。当社会被自动化系统而非人力控制时，这方面的调整变得更为重要。
●增加的距离。背叛者的行为可以跨越更远的物理距离以及更长的时间间隔。这很重要，因为更远的距离将影响更多潜在的人，导致更弱的社会关联，进而弱化道德以及名誉压力。当物理距离跨越国界时，制度压力也变得不那么有效了。
●增加的惰性与对改变的抵制。大型群体抉择通常较慢，而一旦制定出来，这些抉择又会长久不变，很难去逆转或者修正，这会使社会压力失效。
在史前时代，社会规模较小，自然出现的社会压力——道德与名誉，非常有效，并可以随着小规模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行调查。随着文明的出现与科技的发展，我们发明了制度来帮助在较大规模上处理社会中的困境。我们需要信任这些日益渗入生活的制度与防护机制。
我们对风险的容忍度变得越来越小。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不仅仅是说原始社会战争中会丧失15%～25%的男性，还有婴儿死亡率、儿童疾病、成人疾病、自然与人为灾难以及来自人与野兽的暴力攻击。当技术（尤其是医药技术）改进时，生命变得更为安全，寿命也得到延长。我们对风险的容忍度也在消失，因为我们生命中的危险更少了（大规模、长期的风险，比如核武器、基因工程以及全球变暖问题更难解决，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它们最小化）。
今天，在全球贸易增加的同时，社会规模在持续增大，世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全球相互依赖的关系成倍增加，国际立法机构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从更为人际的层面来看，互联网继续使远距离的人们走得更近。我们对风险的容忍度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已经最大可能地从生命中移除风险。
让我们再想想被比作一系列旋钮的社会压力。科技在不断进步，使新事物的出现变成可能，使现有事物变得更为简单、可靠。但同样是这些技术，使旋钮发生了不可预测的扭转，而且，当规模增大，新的旋钮会被创造出来，与旋钮相关的人也越来越多，处理不同社会困境的旋钮也会相互起作用。
新的技术、创新以及想法在几个维度上增加了背叛的范围。背叛者也在创新，攻击变得更加简单、便宜以及更可靠。新的攻击方式也成为可能，更多人会背叛，因为这很容易，背叛会变得更加频繁，密度也会更大。
这导致了防护失衡，曾被社会认为可的旋钮设置不再有效了。作为回应，社会也在创新，实施了新的社会压力，也许是基于新的法律或者新的技术，也许是一些新的反映社会压力的群体规则，或者只是在过去有用的东西。因为存在相应的回路，所以很难在一开始就设置恰当，但社会最终会停在一组新的旋钮设置上，背叛范围也会降低到新的社会可容忍的水平，然后一直稳定到下一次技术革新发生。
图16-1看起来很熟悉，因为它与图2-2几乎是一样的。这是红皇后效应，它不仅仅由自然选择刺激，也受技术革新的刺激。想想机场安全、伪造或软件系统。攻击者做出改进，防御者也相应改进，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双方必须不断改进以跟上彼此的步伐。
但这并不是一个常规的红皇后效应，它并不公平。背叛者拥有天然优势，因为他们可以更快捷地应用技术革新进行攻击，而防御者用技术革新进行防御总会滞后。新的社会压力与背叛范围相应改变之间存在延迟，这是一个社会劣势，在前面章节已对其进行了讨论。事实上，图16-1右半部分与图15-1主反馈回路是一样的，只是细节更少了。
图16-1社会性压力的红皇后效应
通常情况下，背叛者可以更快捷地应用技术革新。群体社会必须实施新的防护技术，这意味着协商与协调，在一些情况下需要冗长的审批过程。同时，背叛者可以使用新的技术，比如，银行抢劫者可以很容易使用新汽车作为逃跑工具，而警察局需要论证配备新车的需求，给出预算购买，选择购买哪一款，购买、驾驶培训，最后部署到警察局，过程十分烦琐。如果只是一个警察局这样做，银行抢劫者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实施抢劫。公司可以快捷地使用很有影响力以及说服性的新技术，而社会产生对抗技术则是缓慢的过程。黑客找到电话交换机漏洞的速度非常快，而公司升级所有相关设备则很困难。罪犯比政府可以更为便利地缔结国际伙伴关系。背叛者更为快捷与灵活，使他们成为更棒的新技术使用者。
我们可以在防止互联网犯罪相关法律的无效性中看到端倪。罪犯更为灵活，传统的犯罪组织，像黑手党，不会很快转移到互联网；相反，新的懂互联网的罪犯越来越多。他们成立了诸如CardersMarket以及DarkMarket的网站，并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新的互联网商业化犯罪组织。同时，法律的实施不能适应组织的流动性，也不能快速调整：法律不能使守旧的管理者下岗并让懂互联网的人接班；法律内在的惰性以及对问题置之不理使事情的处理变得更加缓慢。法律很难赶上组织的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19世纪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称防御者处于“内部的位置”。他们必须防御任何可能的攻击，而背叛者只需找到一个漏洞以及一条穿越防御的途径。当技术使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时，更多的攻击便成为可能。这意味着背叛者有领先一步的优势，可以率先尝试新的攻击。结果，社会要不断地做出回应：回应鞋子炸弹的鞋部扫描器、回应高超伪造技术的更难伪造的货币、回应新计算机病毒的更好的杀毒软件，等等。攻击者的明显优势进一步扩大了背叛的范围。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的发生。有时候社会压力会在没有扩大背叛范围的情况下进行改进。有一些技术会立刻使防御者受益，对攻击者一点作用都没有，比如，当嫌疑犯离开现场之后，指纹识别技术允许警察指认嫌疑犯，这对于罪犯没有任何益处。汽车固定化技术、房间防盗以及计算机认证技术也是这样。一些技术会使双方受益，但会给防御者更多优势。无线电使警察可以远距离通信，与罪犯进行远距离通信带来的危害相比，这给我们更多的安全。
然而，我们倾向于抵制防护手段，只会在背叛范围扩大时实施新的手段。
因为攻击者的创新速度通常比防御者更快，社会需要时间使社会压力起作用，这就导致了安全缺口：社会所允许的背叛范围与实际存在的背叛范围之间的差别，通常，这是不能克服的问题。当然，一些背叛者可以侥幸成功，有时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最终社会可以设计出解决方案。只有技术进步足够缓慢，红皇后效应才能正常起作用。进步缓慢性通过最小化过度反应在一些场合下会有所帮助。
但是，当技术在进步时，问题会变得越发严重。从图16-2中可以看到背叛者使用技术创新来攻击系统、防御者使用技术创新来防护系统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压力之间的差异。背叛者比防御者会更快地带来安全缺口，这在图中用技术曲线下、两条直线间的区域来表示。
图16-2安全缺口
比较最上部的图与中间的图，可以看到较低科技水平与较高科技水平之间的差别。在中间的图中，攻击者与防御者之间的缺口宽度是一样的，但由于有更多技术，这个区域就变大了。创新有两个维度：科技进步与科技普及。对任何一个维度，科技水平越高，安全缺口越大。也就是说，如果有更多创新成果可以利用，社会与创新使用者保持同一水平能力的缺失将导致更大的危害。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科技对攻击者与防御者而言都是可获取的，这种状况一直会持续到道德、名誉以及制度压力的出现。当有更多的科技可以利用时，攻击者在防御者跟上之前，有更多的机会来增加背叛范围。科技可以在许多方面影响背叛范围，但总的来说，其给予攻击者更多的优势。因此一个社会科技越发达，安全缺口就越大。
由于存在刚刚谈论过的那些情况，问题是固有存在的，安全缺口不能被完全消除。
安全缺口在科技快速发展阶段会变得更大，这时社会既要努力管理广泛的社会变化，又要适应背叛者的行为。在1970年，未来主义者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一书中写道，过快强迫人们吸收太多的科技变化会导致心理及社会问题。他对人类能处理科技变化数量的估计太保守了，21世纪20年代的科技变化速率比20世纪70年代快得多，但他的思路是很值得称赞的。人们学会了按自己的进度与新技术打交道，一些人可能会比其他人处理得更为轻松。有些群体比他们的某些成员进展得更慢。背叛者并不是天生就比社会大众少受未来冲击的影响，但成功的背叛者受到的影响确实要小，其能力总是能够超越社会平均水平。
再看看图16-2中最下边的那幅图。在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增长得更快，因此同一时段的曲线会比先前几幅图爬得更高。这个较快的增长率造成了同一时段曲线下更大的区域——更大的安全缺口。
这在以前就发生过，很显著的一段时期就是19世纪。我们有了铁路、轮船、纸质邮件、电报以及电话——这些都使人们可以更快地进行远距离通信，还有比这些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有了显著的变化。伴随着普及的教育以及民生的改善，社会期待着经济增长。世界在变化，并且影响了防护。
旅行更为便利意味着更多人会去旅行。一方面，你不能只是因为旅行者来自“城外”而不相信他们；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骗子，他们欺骗人们的钱财并在被逮到之前就逃离。同一时期，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18世纪伦敦的治安是由不支付薪酬、无组织的巡警以及严厉的法院系统（160种不同犯罪都会被判死刑）组成。这种类型的社区治安不能随着现代大型城市的兴起而进行有效调整，因此罗伯特·皮尔（RobertPeel）爵士组织了第一支现代警察队伍以及刑事司法体系，其他的城市也都纷纷效仿。
技术也能直接改变社会。电报使得财富可以瞬间转移，但系统开放的天性意味着会话可能被窃听及篡改，因此操作员会使用加密手段。还有计时器的大规模生产，使员工管理更为容易；工会的兴起，相对于雇主给了员工更多的权力；电报之后的电话，作为通信领域的巨大变革，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是一个背叛者适应变化的社会，社会又去适应变化的背叛者的时代。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水平以及科技的快速增长。2特别地，由信息科技带来的社会及政治革新正在将防护与信任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已经列举了几个例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以及网络诈骗。我们眼看着音乐及电影盗版从很小的烦恼成长为一个国际难题，这是因互联网使传播这些盗版内容更为容易造成的；我们眼看着互联网蠕虫病毒从小的烦恼成长为犯罪工具，其可对现实世界造成与军用武器同等的破坏，比如互联网蠕虫Stuxnet[1]，它是第一个被公众所知的军用网络武器。这些都是由于信息科技以下面几种方式增加了背叛范围导致的：
●迁移数据到互联网。当数据迁移到计算机网络时，存在更多全新的风险。当系统是手工操作时，或针对没有连到全球网络的计算机系统时的安全手段，就不再有效了。
●社会机制的技术仲裁。类似地，基于技术手段的社会机制（包括名誉压力机制）很容易受到技术攻击。比如，电子邮件孕育了一些纸质邮件没有的安全风险；电子投票有一些纸质投票不具有的风险；互联网电话有传统电话没有的风险。
●进化的社会机制转变成基于技术的社交机制。在第14章，我们讨论过将社会压力委托给机构的问题，特别是政府机构。我们越来越多地将社会压力委托给公司：我们的通话、照片以及数据。公司代替机构的趋势使公司更可能背叛。
●界限消失。一个产品，或者产品线，可能有公共弱点，会影响每一个生产的产品。全球化允许一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因此这样一种漏洞会对全球造成冲击。这并不新鲜，但信息系统特别容易受这种问题影响。信息系统有些公共弱点会被攻击。比如，如果有人发现了操作系统的一个漏洞，可以偷取数据，他就可以从所有使用这个操作系统的用户群偷取数据。
●自动化。信息系统的攻击可以是自动化的。与人工侵入计算机相比，攻击者可以写程序自动化这个过程。这不仅急剧增加了背叛的频率，而且还有两方面影响：第一，它使得成功可能性很低的攻击手段可行；第二，它使获利很低的（因为每一例诈骗获利都很低）攻击手段可行。
●远距离攻击。以往的攻击要求攻击者接近受害者，现在可以远程完成了，从地球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发起攻击。曾经洛杉矶的商店不用担心住在伦敦或拉各斯的盗贼，那些地方实在太远了，盗贼飞过去花费的时间以及金钱可能超过所盗之物的价值。但在互联网上，每一家网络商店必须得担心世界上的每一个盗贼，距离再也不是天然防御了。类似地，20年前很少有美国人需要担心乌克兰人或者尼日利亚的罪犯，而在网上，这常常发生。
●技术传播。因为信息系统攻击可以自动化进行以及封装到软件之中，发起这些攻击的能力也会传播。罪犯不再需要学习如何攻击一种防护机制：撬开门锁或诈骗银行等。在网上，只有第一个攻击者需要精通技术，其余人只需要使用软件就行。
●技术迭代与改进。因为攻击可以如此高效，攻击者从错误中学到东西并改进攻击方式非常容易。他们可以创建出上百种电脑病毒，并测试哪一个最为有效，或尝试100种垃圾邮件，看看哪一种最能欺骗接收者。因为有如此多的互联网攻击工具已被公众所知，攻击者很容易就从另一个病毒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背叛者聚合。背叛者组成小团体使得背叛社会更为容易，能较为有效地克服道德以及名誉压力，背叛者也可以交流对抗法律压力以及防护机制的诀窍。互联网本身使背叛者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并与之交流。有一个拥护恐怖分子的网站，其也是（很难区分现实与媒体炒作）招收恐怖分子的网站。你可以从互联网很多网站上学到攻击计算机系统以及进行诈骗的手段。
还有两个变化也属于这类，但它们不严格属于上述任何方式：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组织行为的变化。
我们先从组织结构谈起。互联网急剧降低了组织运营的成本，使那些向着共同目标努力、贡献少许工作量的人，以临时松散的方式合作成为可能。4Linux与维基百科两者都是非正式的、可免费获取的“商品”，由大量未被支付薪酬的志愿者完成，并且两者都能够与公司传统方式生产的同类产品竞争。众包[2]可以生产出优于传统委托工作机制的产品。
从社会压力角度来看，我们对传统组织正常冲突利益的认识并不适用于临时组织。比如，微软可能会（在过去确实是这个样子）被美国政府施压，故意弱化产品软件中的加密技术，这样政府就能更好地对用户实施监控。这能起作用主要因为微软是一家美国企业，至少在一些情况下被视作美国利益。它的操作系统竞争对手Linux就不是这样。Linux是一款开源操作系统，并不被商业所控制。Linux团队，即使是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物，也不受利益驱动。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意与任何国家政府官员进行秘密会议。他们是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另一方面，微软可能会有更好的机制来防止流氓程序员渗入。
维基解密是另一个全球性组织，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由朱利安·阿桑奇创建，主要曝光一些政府及企业希望保密的信息。这种行为方式与记者非常类似。但由于其不是商业企业，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封杀它非常困难。这使一些国家非常恐慌，比如美国。
可以将维基解密与传统报纸进行比较，报纸处在与同一国家所有其他报纸组成的社会困境中（见表16-1）。
这看起来不像有效的社会压力，但大体是能够起作用的，因为即使存在法律缺失的情况，协作的压力（自我审查）也很强大。没有一个出版机构想要被贴上不爱国、叛徒或危害广告客户的标签。
结果，报纸有时候会公布一些令人尴尬的政府秘密，有时则不会。197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一段受谴责的美军在越南的秘史。2004年年中，《纽约时报》得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非法监听美国公民，但延迟了超过一年才公布这个信息——直到总统大选彻底完成之后。大概有一些东西是《纽约时报》已经得知但不会发表的，或推迟一段时间才发表的。
维基解密改变了这个情况。它不是一家美国公司，不是一家寻求赢利的公司，也不存在于任何确切的法定管辖范围之内。它不再受到《纽约时报》所受限制的钳制。这意味着政府不能依赖维基解密有所偏袒地进行协作，像依赖传统报纸那样。5
克莱·舍基查阅了高级法院对五角大楼文件的裁定，发布了一个博客帖子，说泄露秘密是非法的，但对所泄露的东西进行发表不是非法的：
从1971年开始的合法交易没有也不能再产生过去的结果了。这是让美国政府人员相当抓狂的一件事，即媒体环境发生了长期的变化——不是因为法律变了，而是因为世界变了。工业时代的法律，应用于互联网时代的出版，可能允许媒体泄露一些对国家敏感性没有任何节制的信息，因为它们由没有任何国家忠诚度的人们运作，或者更为重要的，它们不需要国家友好关系就能正常运作。
国外记者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职权向西班牙的ElPais报或者半岛电视台施压，像对《纽约时报》做的那样。这些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不那么重要，互联网可以很轻易地将这些信息源传给每一个人。
与国家分离的机构颠倒了许多社会压力，一些过去起作用的压力不再有效。在跨国企业也看到类似的情况，通过在不同国家间进行转移很容易就摆脱了国家法律。
现在看看最终的变化，即组织的行为。除了允许组织规模变得更为庞大、实力更雄厚以及促进新的组织结构出现之外，信息科技也在改变组织的行为方式。
已经有很多书以及文章探讨今天的企业是如何将短期股票价格置于所有其他商业考虑之前，包括公司健康度以及长期股东价值。我看过许多对这个变化的解释：执行官的奖金是基于短期的数字的；股票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短期债务，而不再是长期投资；共同基金与复杂的指数期权进一步将投资者从他们投资的企业中移除出去；投资者可以更快地获取更多的信息，并且可以更快地对信息做出反应。
你测量什么，就能获取什么，与长期的抽象概念相比（比如长期生存能力、顾客满意度或名誉等无形资产），测量短期赢利要容易得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主要原因——信息科技。进步的信息科技使对短期数字进行监控变得非常容易，因此投资者比之前更密切地监视这些数字。持续监视使得对数字的优化变得很容易。我们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一家公司下个星期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并且公司收购操作如此频繁，就不会关心五年后公司的状况。这肯定改变了投资行业的运作机理及组织行为方式：这两个被锁在正反馈回路中。
前所未有的快速信息科技效应影响着所有规模的组织，从最小的群体到整个世界。
现代群体利益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大型技术权衡被社会计划者称为邪恶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或不可能解决），因为它们的不完整性、难以理解、自相矛盾、需求变化、相互作用、具有独特性以及新颖性。这样的例子包括全球气候变化、艾滋病与全国流行病、核废料、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毒品与其他国际走私以及国家健康医疗。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压力，其解决都涉及强制人们遵从群体规则，将群体利益置于其他利益冲突之前。
非常重要的是，所有大的社会压力问题不仅仅需要信任与防护，它们往往与其他社会困境相互作用，与其他社会机制相互关联，其维度包括道德、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其解决方案包括社会本身的组织、国家及国际政府的角色、个人自由的程度以及优化想要的结果。与信任相比，这些方面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实施最佳社会压力不是引导更为广泛的协作的唯一方式，其他方面也都很重要。导致恐怖主义发生的地理政治学比任何针对恐怖分子的特定防护手段要重要得多。跨国公司生意兴旺的政治环境比保证它们协作的社会压力要重要得多。围绕药品法律、税法、公民自由保障法以及社会安全网络的政治比保证那些法律被遵守的社会压力要重要得多。回看图16-2，“限制”以及“其他考虑”比主要循环要重要得多。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2011年，科幻作家查理斯·斯特罗斯在一个讲座中描述道，在将要到来的时代数据无处不在，从基因图谱技术到“生命日志”——用声音和视频记录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对每个人、每件事进行数据监控。他所说的任何事情不是在夸大。然后他讲了一旦数据时代来临社会将要解决的问题：
丢失你的基因隐私算不算从癌症中生存下来或逃避瘟疫而支付的一个过高代价？（对每个人的基因数据进行广泛分析将带来对疾病崭新的理解，一系列医疗结果将使人类明显受益。同时，个人基因数据属于个人的并且是私有的，当公司开始使用它来预先判断一个人时更为如此）。
通过生命日志牺牲审查隐私算不算对预防恶意非人格化以及逮捕罪犯而支付的一个合理代价？（生命日志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警察工具，不仅允许受害者记录犯罪，也可以暗地记录犯罪事件，之后对罪犯进行指认）。
让你的保险公司知道你如何打转盘、踩油门与离合、你要驾车到哪里算不算对获取更便宜的保险而支付的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一旦保险公司有了所有这些数据，他们就可以轻松为不同类型的司机提供有差异的保险策略）。
这些都是关于如何权衡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社会困境，但在想出部署什么样的社会压力来解决问题之前，社会首先得协商群体利益是什么。直到在怎么样做算协作以及怎么做算是背叛方面取得一致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讨论设立什么社会压力来阻止人们保持他们的基因组秘密，或保护他们生命日志的隐私，或者限制访问他们汽车的“黑盒子”数据。社会本身变化如此之快，解决社会困境是很困难的。
这不是第一次因科技变化引发的社会变化，进而导致对社会的重新思考，而且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巧妙之处在于将社会压力安置在恰当的地方，在一个进步如此快的社会，安置错位置将带来更大的危险。也就是说，要更快更好地设置社会压力旋钮，在第一次设置好之后，根据反馈、延迟以及科技变化快速调整它们。最后，这里给出一些设计有效社会压力的原则：
●了解社会困境。不仅要弄清群体利益是什么，还要知道群体规则、冲突的规则、社会困境与其他社会困境的关系以及可接受的背叛范围，等等。许多无效的社会压力来自于没有把握真正的问题。
●考虑所有四种社会压力。通常认为一种就足够了：名誉消除了法律需求，或有效地防护机制对遵守规则就足够了。这些判断鲜有正确的，有效的社会压力往往要包括所有四种分类，尽管不必同等重要的考虑。考虑所有四种压力才能使资源最有效地投入。
●注意规模。社会困境的规模影响着四种社会压力的有效程度。要注意规模，规模变化时也要留心，这非常重要。
●增加道德及名誉压力以培养共情以及交流。在大型匿名社会，很容易就抛开道德以及社会压力，而只依赖法律压力与防护机制。这是一个错误，即使我们的非正式社会压力退居二线，依然对社会中绝大部分协作起作用。
●使用防护机制调整道德以及名誉压力。这两种社会压力在小规模范围内最为有效，但防护机制可以加强它们，使其可以在更大规模中发挥作用。它们的作用不同，并且防护机制本身对攻击是开放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道德与名誉压力替换为制度压力，因此这种使用技术的方式非常重要。
●协调相关科技的制度压力。存在针对纸质邮件、电子邮件、电话通话、互联网电话的法律，这些是不合理的。当科技进步缓慢时，这种事情可作为后援工作。现在，当制定了能够对其处理的法律时，在技术上可能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制定不随科技改变的法律，这并不容易，但有必要进行尝试。
●保证经济处罚与背叛被检测到的可能性相称。我已在第13章讲过，经济罚款数额如果太小，很容易将其当作生意成本而忽略过去。如果我们期待罚金能够成为有效的社会压力，它需要比背叛与支付罚金的风险代价更为昂贵。
●选择通用以及能反应的防护机制。就像需要制定不随科技改变的法律一样，我们需要设计不随背叛者改变的防护机制。也就是说，需要集中考虑尽可能宽泛的背叛动机来阻止背叛者绕过防护机制，而不是专注于阻挡特定背叛的战略层面上。反恐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把钱花在情报、调查以及紧急响应上，社会会变得更加安全，而不应花在阻止特定恐怖威胁上，比如将炸弹隐藏在鞋子或内衣里。
●减少权力集中化。权力，不管是集中在政府、企业，还是非政府组织，都会给背叛创造土壤。集中的权力越大，背叛的范围就越大。7社会可以做的减少灾难性背叛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减少在处于关键职位的个体行为者的权力。
●要求透明度，特别在企业以及政府机构。透明度能最小化委托—代理问题，并最大程度上保障名誉压力。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不能直接对大多数社会困境进行监控，需要依靠其他人（代理）来为我们做这些工作。检查与平衡是我们拥有的最为有力的工具来促成此事，而透明度又是保障检查与平衡能够工作的最佳方式。一个必然推断就是，社会不应该压制关于背叛者、他们的战略以及背叛的整体范围的信息。
目前，我们正处于科技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的阶段。一个担心就是如果科技变化得太快，背叛者创新的速度如此之快，不平衡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背叛范围的增长会导致更大的背叛的范围，导致大规模社会失效。想想如果白鼬比兔子进化更快的红皇后效应会变成什么样：它们将变得比兔子快得多，吃掉所有兔子，然后都要饿死（假设不存在其他猎物）。社会困境中的背叛者如果进化太快也会有同样的效应：他们摧毁了协作者，也就是说不再存在协作者了，背叛者本身也就失败了。寄生虫需要社会一直存在，这样他们的背叛才能受益；对于一只寄生虫，只有不从宿主那里攫取过多的资源才是成功的策略。
另一方面，我们在大规模层面上进行协作的能力也史无前例的强大。在2011年，法律教授尤查·本科勒出版了一部与本书为姊妹篇的书：《企鹅与海中怪兽：协作如何战胜个人利益》（The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How Cooperation Triumphs Over Self-Interest）。本科勒写道，互联网可以并且已经使得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进行协作成为可能，政治（由科学支撑的）已做好拥抱这种新型协作的准备了：
在思考我们还不够成熟而不能发挥人类全部协作潜力，使得生意赚更多的钱、经济更有效、科学更发达、社会更安全、幸福以及稳定等方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几十年以来，我们设计了专门束缚自私本性的机制，却没考虑对遍及社会中协作潜力的可能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设计机制——不管是法律的或是技术的、公司的或是市民的、行政的或是商业的，来让我们的人性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能前所未有地接近更宏大的愿景以及人类奋发图强的潜力。
本书的观点不是背叛者将不可避免地摧毁一切，但我们需要管理社会压力来约束他们。我们已见识过史前时期的社会压力工具箱——道德以及名誉，在小规模层面上达到了这个目的，而制度压力在更大规模时加强它们，技术帮助这三个机制调整得更好。
在十多年以前，我曾写过“安全是过程，不是产品”。这对所有社会压力也是成立的。所有反馈回路的相互作用表明背叛范围以及社会愿意承受的背叛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有所谓的“正确位置”，这个过程不会停止。
注释
1.绘制历史时间函数的图表非常有趣，说明10个男子组成的团伙在被打压之前可以对社会做出多少危害。在火药发明之前，这个危害程度一直很稳定，之后一直增长，直到今日。化学以及生物武器的研制会给未来带来更大的危害。
2.我不是说与10年前或者30年前相比，而是与100年前、500年前以及1000年前相比。如果你画一幅图表，它会是参差不齐的，但从长期来看，科技变化的速率是稳步提高的。
今日与过去相比不同的是，变化的速率不会再降低。不仅是变化的速率在提高，变化率加速度也在提高。未来的冲击影响了更多的人以及生活的更多方面。最终的阶段是奇点，但在这之前我们应做些什么？奇点没有回答社会压力会如何发展。在道德、名誉、制度以及防护机制之后，到来的是群体思想——科技加强型道德。我不是说这就是研究方向，但与切叶蚁相比这些会带来巨大的进步。
3.我不是仅指针对犯罪以及间谍的防护，也包括针对政府的防护。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家设计了社会防护机制，防止执法机构滥用人民委托给它们的职权。在美国，这包括委任状程序、证据法规、搜查及检查法规、询问法规、禁止自认犯罪法规，等等。当我们的通信以及书写是基于纸质媒介时，警察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法官会给其颁发委任状。今天，我们的通信与书写基于商业网络：Facebook、谷歌文档、电子邮件提供商，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警察可以很容易地向这些公司索要数据：没有证件，没有委任状，甚至这一切发生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4.克莱·舍基（Clay Shirky）对这些类型的组织有详细的描述。
5.当你查看SafeHouse时，你会发现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由《华尔街日报》运行的维基解密的模仿版本。SafeHouse“保留在不给出任何通告的情况下，泄露任何关于你的信息给法律执行机构的权利或者有需求的第三方，以服从合法程序下任何适用的法律或请求”。《华尔街日报》不可能采用其他方式，因为背叛的成本太大了。
6.开尔文男爵（Lord Kelvin）曾说：
我常说，当你可以测量所言之物，并可以用数字对其进行表达时，你就已对其完全了解了，但当你不能测量它时，即你不能用数字描述事物，你的知识就显得匮乏。这可能就是知识的开端，但思想几乎不可能靠近科学的国度。
7.如100年前阿克顿公爵（LordActon）所说：“权力可能引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引发腐败。”
[1]它是世界上首个专门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编写的破坏性病毒，该病毒曾造成伊朗核电站推迟发电。——译者注
[2]众包（crowdsourcing）指的是一家公司或机构把过去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