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邓巴数吗？实际上邓巴提出若干种人类群组的大小，这些群组的数量按照大约3倍的关系递增：5、15、50、150、500以及1500，尽管，实际上，这些数字并未精确到这种地步。群组的规模区别与感情的强烈程度、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联系的频率都息息相关。
最小的规模，3～5人，是一个小圈子：这是你在遇到严重的情感困扰时会向其寻求帮助的人的群体。12～20人的群体是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与你关系特别亲密的人的群体。30～50是一个在野外露宿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典型数量，而它们往往是从单一的150人规模的群体中分离出来的。500人的群体称为大型集群，1500人规模的群组则是一个部族，这两个短语都出自民族文学。500是对我们可以辨识的面孔数目的粗略估计，也是一个狩猎采集社群的典型大小。9
进化心理学家仍在争论邓巴的发现，以及是否存在邓巴假定的那么多独立的群体层次。姑且不管怎么弄清楚这些，从我们的目的出发，足以注意到随着我们从小一些的群体逐步转向大一些的，非正式的社会压力开始失效，于是就使正式的社会压力的发展成为必然。在家庭中并不需要各种正式的规范约束食物的分享，但在更大一些的群组的公共餐厅中需要它们。小型社群不需要出生登记、证婚人、继承法以及房产交易法规，较大的社群则需要它们。小公司不需要雇员名牌，因为所有人都彼此认识，大一些的公司则需要它们以及其他的规章制度。
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任需要一种规模效应。随着交往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变得无法充分地了解他们以信任他们的意图，因此我们处理信任的史前工具箱开始失效。随着我们发明了农业，就需要信任更多的更远距离上的人，这包括了物理距离、时间距离以及感情距离，我们需要其他社会性压力在这个新的规模上引出信任。随着这些交互数量以及群体对个体的潜在伤害的增加，我们甚至需要更多信任（见图4-1）。如果人类不能创造出更加正式的社会性压力，社会要么会停滞不前，要么就会完全分崩离析。
图4-1邓巴数
农业需要保护资源，在必要时也会采取暴力手段。幸运的是，有两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发明了制度，主要是政府制度，并发展了科技。这二者共同允许人类社会继续发展壮大，而不是从内部被分裂。
制度形成了名誉压力。随着政府的建立出现了法律、执法和正式的刑罚。我并没有暗示政府的原始目的是为信任提供便利，而仅是说这些制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将既存的社会准则正式编纂起来。这种法律的编制就是一种信任机制。
历史遗忘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早期制度，其中一些是无可置疑的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则是宗教制度。我们的祖先完成了从家族的外延到若干个家族组成的部族的过渡，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的细节是怎样的，因为这个过程发生在几千年之前，而那时还没有人会写字。当然，在正式的名誉压力和早期的制度压力之间存在着部分重叠。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我们通过制度压力增强了道德与名誉的压力。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展，它使我们有了信任别人实际行动的能力，即便我们还不能信任他们的动机。我们通过宗教和民间制度促成婚姻，从而加强了非正式的对固定配偶的认可。我们为盗窃建立了法律，并为其规定了特定的惩罚。有许多群组，最起码在一开始，建立了名誉机制从而可以发展到更大的群体。但是在转变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制度压力需要相应的制度的支撑。于是社会就需要指派一部分个体来强制法律的执行。想想那些宗教长老、保安、警察以及司法机构，神父也属于这个范畴的角色。
制度同时也保证了由群组构成的群组以及群组内部的小团体存在的可能。于是小部族就可以变成较大的政治集团的组成部分。独立的教廷可能变为较大的宗教组织的组成部分。公司可能拥有多个分支机构。政府组织可以拥有多个部门。帝国可以形成并在若干代人的时期中保持稳定。制度能够以与道德和名誉不同的方式增加规模，而这也就促使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生长。
允许社会规模增大的第二种力量是科技——既包括通常意义的科技，也包括专门用于防护的技术。安全防护体系是我们增进信任的最后一种手段。早期的安全防护机制包括堆筑土墙，披上动物的皮毛作为伪装以及挖掘深坑陷阱。在某种意义上，安全防护并不意味着任何新的事物；我们在第2章中了解到它几乎贯穿于整个生命的历史。原始的安全防护可能会被人称为自然防御，主要是针对个体的。但是当较小的社群联合到一起并意识到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构筑某些安防体系时，防护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性压力的形式。某种程度上讲，防护技术允许自然防御的规模扩大到可以防护群组内的背叛。
科技还允许非正式的社会压力规模化并发展为我所谓的社会性的压力。道德准则能够以文字的形式代代相传。名誉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记录，并在人们之间传播。这类事情就十分依赖于科技：从圣经到介绍信，到互联网上关于道德的争论，再到安吉清单的整个数据库。
对它有一种良好的理解方式：制度压力和防护体系都使我们以对系统的信任来代替对人的信任，从而允许我们突破邓巴数的界限。不再需要信任独立的商人，人们可以转而信任规范贸易的法律。不再需要斟酌独立贷款人是否可信，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可以依赖于信用评级系统。不再需要担心有人会洗劫我的家，我可以信赖门上的锁以及我的入室报警器（如果我想把它打开）。
科技同样从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性压力的效果。由于社会性压力自身的各类相关体系也需要防护，于是背叛者们就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直接攻击那些防护体系。每种经过技术增强的名誉压力体系本身都需要防护技术的保护。因此我们需要图章戒指和印蜡来保护介绍信，需要计算机安全手段来保护安吉清单的数据库免于攻陷。同样，一旦存在司法措施来加强执法，这些司法措施本身就可能被作为攻击目标。于是窃贼戴上手套以免留下指纹，锉掉赃车上的车辆识别码以避免被追踪。
社群规模的增加还带来了更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从非正式的社会性压力转向更为正式的社会性压力——无论是机构压力还是安防体系，或是被技术加强过的道德和名誉压力，信任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回想一下我们在第1章给出的信任的两个定义：对意图的信任和对实际行动的信任。在小型社群中，我们通常更关心前一种信任的定义。我们熟悉那些正与我们交流的人，并对他们的意图有明确的预期。社会压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促进协作，但同时也关心它们所有的意图。随着社群的成长和社会关系的淡化，我们失去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变得更加在乎第二种定义中的信任。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与谁交互，也不清楚他们的意图，因此只能自己推断它们的实际行动。社会性压力就变得更加倾向于促进某种特定的行为：顺从。
顺从实际上与可靠不同，但这已经足够了，它与可靠都可以引发信任。
在历史中，技术也使专门分工成为可能，后者支持大型的群体规模。比如，一个农夫不可能独立种植足以供养更多人的粮食，而这些人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专门分工。以这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通常的技术性创造允许社会生长得更大且更为复杂。邓巴数始终维持不变，但邮政服务、电报、广播、电话、电视以及现在流行的互联网都为我们与比以往更多的人进行交流提供了条件。旅行也有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飞速增长，距离也越来越远，跨越千里，并让我们得以与更多的人相遇。国家也变得更大，出现了多国的准政府组织。政府则变得更加复杂。组织发展的规模更大，并在地理上区域分布。企业也变得更大，现在还出现了拥有数以万计员工、控制着分布在各大洲的资产的跨国公司。如果你的Facebook账号中有大致上超过150个朋友，你很可能同其中的很多人只进行肤浅的交流。
科技还增进了社会的复杂程度。自动化技术以及大规模运销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以及世界的更多部分。远距离通信、交通以及旅行意味着人们即便在很远的距离上也可以影响其他人。政府变得更为庞大，这既体现为地理上的又有复杂程度上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意味着事情可以发生得更快，曾经一度被限制在专有领域内的信息如今可以被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人获取，我们将在第16章中讨论这些。
这些都不意味着社会性压力会带来一个公平、合理或是有道德的社会。公元前1700年出现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文字记录的法典，它包含了某些现在看来甚至是野蛮的法律：如果儿子殴打父亲，他的双手应当被砍掉；如果有人胆敢抢劫并被抓获，他将被处死；如果有人向长老控诉犯罪，却不能证明他所指控的罪行，他将（如果他指控别人死罪）被处死。人类历史中充斥着政府对其人民的压制、迫害甚至是屠杀。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大众能够赞同这些法律，社会利益与社会准则可能只是由独裁的统治者颁布确定的。社会性压力能够确定的唯一的事情是，起码在短期内，社会不会分崩离析。
此外，社会性压力会阻止社会的变革：坏的、好的以及不明确的。协作者，从定义可知，是那些会遵循群体准则的人，它们将群体的利益置于一切冲突利益之前，并通过这样做，使群体的准则更加难以撼动。如果这个群体的准则是不合理的，这会从长远上给社群带来致命的伤害。
请务必记住社会整体并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唯一群体。任何群体情境下都存在这种社会性压力：它们是朋友群体在公共晚餐上回避贪吃鬼的策略；它们是犯罪团伙为了防止丢失武器以及在其内部出现奸细采取的手段；它们是军队惩治逃兵和抗命者的律条；它们还是企业用于防止员工贪污制定的规范。
注释
1.理解社会压力如何工作往往要先了解人类以及其他动物的进化心理，就像了解盆骨、脾脏或男性脱发的机理一样。这是进化心理，由爱德华O.威尔逊于1975年首次提出，在近20年中飞跃发展。这是看待心理学的新方式：不是行为集合，而是人类发展的证明。该方式提出元理论框架，其可以对整个领域进行整合，进而极有可能对心理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就像150年前进化论之于生物学。
平心而论，进化心理学研究并未被广泛接受。基因学家安妮·英尼斯·达格（AnneInnis Dagg）认为基因科学是有缺陷的，它无法进行试验或收集史前数据，其所有推论在古尔德看来“就是个故事”。
然而，进化心理学不仅是基因决定论。对行为在进化方面的解释不等同于或者不代表基因解释。行为，尤其是人类的行为更为复杂。当然，基因确实与我们的心理过程有关，尤其在进行深层次防护以及做与信任相关的权衡时，但自然选择可能发生在任何可以从上代传到下代的特性上。后天习得的特性、文化特性、表现英雄行为的故事以及技术知识都可以传递。进化心理是基因与非基因遗传的混合体。
2.这被称为生态有效性。过去的环境塑造了我们的身体机能，那时人们的担心来自大型猎物的攻击，而不是100码之外某处射来的铅弹，因此前额保护我们不受钝重物体的打击，但对子弹就无能为力了。类似地，骨架对跌倒有保护作用，但对简易爆炸装置就不灵了。生态有效性的缺失意味着许多物种的灭绝，因为它们不再适应变化的条件。
3.当然，不支付出租车费的成本更为昂贵。只举一个例子，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写道：“社会无法进化出有效的低成本合约执行力，这是历史上与当代不发达国家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
4.有一种观点认为钱不一定非得存在，互惠互利就足够了，当债务正式化之后才需要钱。
5.由第一个描述此事的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Deacon）命名。
6.保守的估计是20%～25%的已婚美国人与非配偶发生过性关系。
7.对许多动物的研究表明，动物界滥交的情况比我们之前认为得更要严重。大约4000种哺乳动物中，只有一些是一夫一妻制的。甚至是鸟类，曾被认为一夫一妻的典范，对它们的配偶一点也不忠。自从DNA指纹识别技术的应用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许多研究表明10%～40%的小鸡不是被其生父养大的。
8.这里存在一种平衡。考古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像其他原始人一样暴力，却比早期人类更有激情。然而他们灭绝了，我们的祖先却存活了下来。有明显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存在人吃人的情况。
9.这些数字在历史上的军队组织中都有所体现：一个作战小队有10～15人，一个排有3～4个小队，连队有3～4个排，3～4个连组成营，3～4个营组成团，2～3个团组成一个师，2～3个师组成一个军。
10.关于宗教进化的起源有几个理论。尽管大家都说宗教能够引导社会产生凝聚力，但该效应是宗教的核心还仅是副作用存在争议。
11.这三个的组合被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控制。我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①传统上该术语不包含强制性手段，而我需要一个术语既包含非强制性手段，也包含强制性；②它的含义已发生演变，现在仅限于犯罪与异常行为，而且，社会学术语从没有包含过物理防护手段；③与我避免使用博弈论术语“社会困境”一样，我想强调这些机制的社会方面。
12.这个研究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来自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地方的数据表明邓巴数字不会随着信息科技变大。Facebook声称普通用户拥有130名朋友，如果你忽视那些从不使用其账户的人，我猜测中值将在150人（见http：//www.facebook.com/press/info.php？statistics）。还存在证据表明Facebook好友数量与特定的脑区域大小相关。这样的社交网络正在改变朋友的定义，不然，你怎么解释Facebook主页上包含我们在中学从没讲过话的同学，但却帮他们浇灌虚拟植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