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们一直主要在讨论社会压力如何作用于个人。组织（小到几个人的群体，大到数以百万人组成的群体）也有着个人一样的行为。这些组织可以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像个体是群体成员一样，并且群体都有群体利益以及相应的群体规则，这些也同样会作用于组织，就像爱丽丝必须决定是否偷窃、违反契约或者与警察协作，组织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
把组织想象成对象集合体是很困难的。我们在谈论群体时经常将其比喻成个人，这样就会以理解个体的方式去理解群体。我们会说一些像“基地组织仇恨某国”“谷歌试图控制互联网”以及“某国想让美元升值”这样的话，好像这些群体也都怀有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总的来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此试图分析这些问题。
组织当然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些人都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中：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困境，以及作为组织一员与作为整个社会一员的困境。但我们常常将组织看成一个个体，并假设社会压力将对组织产生如同对个体一样的作用。然而，这种假设不一定合理，并会导致相当恶劣的信任失效，还会招致较大范围的背叛。
组织的利益冲突包括：
●自私自利。组织也会有自私自利，就像个体一样。根据组织的类型，自私利益可能是利润、权力、权威、影响力、恶名或这些利益的组合。
●个人保护利益。组织会有很强的个人保护利益，它们想要生存兴旺，就像个体一样。
●自我保护利益。组织会有一个与之相比的自我形象，并会努力保持这个形象。比如，一些组织会有一个任务使命，并竭尽全力去保证它们的行为与言语保持一致（谷歌的“不作恶”格言便是一个很好例子）。一些组织有一些想保护的特定名声，比如受到尊重、冷酷、快捷，等等。也有一些组织会以它们的起源地或从业多少年而骄傲。还有一些组织会成立慈善基金。
●其他心理动机。其实组织并不拥有心理动机，但它们确实拥有文化。无力发明症候群[1]便是一例，这些公司将很不情愿去采用自组织外部的解决方案；“想办法开脱罪责”意识，预先使组织采用某些方案解决，并远离其他方案；紊乱通信，将导致在一个层次上背叛，而其他层次都浑然不知；严格差别的等级体系可能引起某个群体的恨意，并导致破坏行为；臭鼬工厂，即组织内的一个群体完全自治，还会有其他一些秘密活动。
组织也会有与其他群体冲突的群体利益：对手组织；组织群体，比如工业联盟、地缘上的商业团体或整个社会。跨国组织有潜在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医药捐款是组织利益的一个例子，它的本意是为治疗小儿麻痹症募集捐款。在小儿麻痹疫苗开发出来之后，该病几乎绝迹了，而医药捐款并没有举行一个派对庆祝或关闭它的账户。相反，它重组为一个预防畸形儿的组织，这将使它永远都能运作下去。
即使组织拥有自己利益，我们已讨论过社会压力对组织的作用与对人的作用是不同的。
●道德压力。组织毕竟不是人，它们没有大脑，也不会有道德。尽管它们会有群体利益，其与道德相类似。慈善机构会有崇高的任务使命，比如“不作恶”，就像很有效力的道德一样。
●名誉压力。对于群体，名誉压力起作用的方式与个人是不一样的。组织如同个体一样关注它们的名誉：因其规模可能关注得更多。它们也会对其名誉进行更多的控制，组织会通过广告与公共关系战略来修复它们的名声，树立它们的形象，等等，而这些手段对个人通常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因为组织更为庞大，它们的名誉会更有价值，并且其名誉会因为它的一小部分成员的不良行为而受到严重影响。
●制度压力。法律非常有效，但是组织承担制裁的方式与个人是不同的，它们不可能被判入狱或者执行死刑。在美国，对公司会有偶尔物理惩罚的情况，比如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的解体；有时候政党会被驱逐下台，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复兴党。在极端的例子中，组织内部的个体会因为组织的行为而被判入狱，受到严厉的惩罚，但这很少发生。有时候组织会以不能进行某些特定行为的方式被法律制裁，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处罚是组织面临的唯一制裁，这将导致许多优先于道德的经济利益的问题（我们在第9章中已探讨过）。
●防护机制。针对组织的防护机制与个人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主要因为组织并不是真正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防护机制针对组织内的个体运作，而不是针对整体组织来运作。
组织可以是所有上面讨论过的社会困境中的参与者。它们必须决定是否与警察协作，是否要欺骗正在打交道的商家，它们也会被社会压力影响。除此之外，组织内的人都有自己与组织间的社会困境。
比如卡萝尔·布朗被描述为威斯康星州北部中央亲善行业机构一位27岁的“专注、可依靠、有竞争力以及有良知”雇员。她肯定非常精通名誉管理，因为7年中，她利用她职位之便盗用了50多万美元的公款。在一次审计中，审计师发现77000美元被挪用，于是进行了一次非常仔细的诈骗调查，她的不法行为才被揭露。2003年，布朗因盗用公款罪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并另加5年延长监督年限。布朗的行为不仅导致了威斯康星州慈善行业经济上的严重损失，也对她的同事的经济收入造成损失，他们不得不通过降薪以弥补预算短缺，这严重地破坏了机构的名誉。
上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但组织内的确充满了社会困境。我们往往注意不到它们，因为人们从直觉上很擅长与人群打交道：我们了解层次结构与权威，对高管、同事与下属之间的区别也了然于胸；我们精于办公室政治，因为我们善于与社会群体打交道。但是社会困境依然存在，有时只需要一个微小的推动便会将其带出水面。
组织内的每个人都会面临社会困境：他应该做他想做的，还是做组织想让他做的？忽略特定的情境，它的情形如表12-1所示。
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人雇用了一个代理人来追求利益，但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是不同的，让代理人与委托人协作是非常困难的。
背叛并不是要孤注一掷。背叛可以是迟到、不努力工作、拿别人出气、抱怨、主动攻击同事、从办公室储物箱里偷窃纸张或挪用大量公款。回想第10章中提到的因公出差的员工，他可以与公司协作，限制他的出差开销，或者他可以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首位而大量开销。
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背叛者，不管是公司员工、政府职员或任何类型组织的成员，总会有人不太想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种背叛的员工：当他做事情时他不会想雇主的最大利益。比如，爱管闲事的员工更关心手续中的琐事，而不关注他应该做的工作，或者员工会在办公室政治上比在实际工作中花更多的精力。四格漫画呆伯特就是关于背叛的员工以及背叛的管理者的故事。
组织几乎不会因为雇员背叛而停滞不前，这个事实就表明社会压力在这些情形下是起作用的。组织给雇员支付薪水，但不只是薪水使人们愿意做这份工作。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感觉良好，感到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并努力工作保持名誉。他们要面对权威，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也存在自主处理情况的发生。公司倾向于招聘并保留那些将个人利益置于一边、更顾及雇主利益的员工，而员工则会选择那些能够考虑一定个人利益的公司。如果激励不充分，公司通常会辞掉那些不做该做的事的员工；或者当员工不喜欢他们的工作环境时，他们会辞掉工作。当然在工作场合中也有其他类型的经济激励：佣金、分红、职工优先认股权、绩效工资以及根据表现发放的奖金等。
工作很差劲、薪水很低、个人满足感很低、更不愉悦等也会有引发更有限制性的防护手段。低薪雇员通常都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如果他们背叛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较高层次的雇员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与自治权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被赋予了更多的背叛能力。
背叛的能力以及风险通常随着组织内员工所处层次越高而变大。总体的权衡可能对公司是有利的，尽管与底层员工的错误行为相比，高层偶尔的背叛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危害。一个高级经理人可以使公司利益来与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他作为社会压力的实施者，要保证员工行为与组织的群体利益保持一致，他可以设计一些方案让员工更好地协作，同时也给自己留下背叛空间。他可以设计漏洞，另外，因为他是社会压力的实施者，可以限制其他雇员的背叛，最小化坏苹果效应，这样便不会将因他背叛带来的不良影响扩散到组织中去。在极端情况下，CEO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公司经营破产，这被叫作“企业掠夺”或“控制欺诈”。他的能力使其可以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组织利益之上，因此组织就变成了（至少部分的变成了）他的私人代理。
背叛不一定都是欺诈这种极端情况。假如CEO的薪水取决于公司某个日期的股票价格，其可以与公司协作做一些对公司真正有益的事情，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公司，做任何能刺激股票价格在那个特定日期走高的事，即使这样做有损公司的长期利益。1
黑人餐厅有一个不太常见的激励机制，叫作“行为分化”，其允许管理者购买个人餐馆10%的产权（不仅仅是他们管理的餐馆，也包括其他的）。这就使得早期的快速连锁扩张成为可能，因为这个策略既给新开餐馆以资金支持，又能给管理者以巨大的激励，使餐馆的生意兴旺。但是当连锁规模变大，在组织内的管理者有了个人经济利益时，其与作为整体连锁店的忠诚是有冲突的。比如，负责整个区域食品供应的管理者可以私自照顾某些餐馆。
另一方面，执行官有许多社会压力，限制他们的营私行为。在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颁布。对他们权限的制约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胡作非为，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读到。
我们已经将公司看作社会困境中的个体参与者，也讨论过组织内的社会困境中的个体。现在让我们把这些放到一起进行讨论。
想想第5章的过度捕捞的社会困境，但再不是针对渔民鲍勃是否应协作限制他的捕捞量，或者背叛进行过度捕捞，这一次考虑罗伯特捕捞公司。渔民鲍勃与罗伯特捕捞公司面对相同的社会困境，但是公司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它是一个由人组成、带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组织。让我们一步一步地对此进行探讨。
罗伯特捕捞公司必须决定是否要过度捕捞。这次的规模肯定与简单的例子是不一样的——罗伯特捕捞公司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有上百艘捕捞船。这家公司会通过员工收集它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组织内的一些人或群体将决定是协作还是背叛。利弊权衡结果取决于冲突的公司利益与所有存在的社会压力。
此时，我们假设公司决定背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罗伯特捕捞公司的官方政策是追逐它的短期个人利益，而置整个社会的群体利益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会将海洋供养耗尽，捕捞尽可能多的鱼。
爱丽丝是罗伯特捕捞公司的运营副总裁，她的工作便是实施公司战略，负责过度捕捞。作为一名雇员，爱丽丝面临社会压力。她可以协作实施公司策略进行过度捕捞，也可以背叛削弱她的雇主的目标。除了作为罗伯特捕捞公司雇员的角色之外，爱丽丝也是整体社会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员，她有第二个社会困境：她可以协作来使她的公司适度捕捞，也可以背叛允许公司过度捕捞。
这两个社会困境是有冲突的，就像奥卡拉汉的两个社会困境一样，与一方协作就意味着背叛另一方。因此当爱丽丝决定是否允许公司过度捕捞时，她便处于两个社会困境之中。公司运营规则将迫使她实施公司策略，而反对过度捕捞的法律又将她拉到了另一边（见表12-2）。
爱丽丝可能还有许多利益冲突。爱丽丝在道德方面可能尊重老板的权威，顺从群体，也可能认为过度捕捞从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她可能会有一些鱼类生长周期以及过度捕捞效应的专业知识。对她作为雇员或团队一员的名誉的关心使她更可能与她的雇主协作。她作为一个道德个体的自尊感与她的名誉使她更可能与社会协作。她的个人保护利益——如果她不实施公司策略的话她可能被公司炒鱿鱼，也会起作用。记住情感距离非常重要：如果爱丽丝与她的雇主之间的关联性比她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更强烈，她更可能与她的雇主协作，从而背叛社会。组织因为这个原因都努力使员工保持忠诚。2
爱丽丝确实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这里有一些在真实世界中如何做选择的例子。针对群体内决策选择的研究有很多，特别是关于公司。我们已经在第9章中分析了经济考虑如何抑制道德考虑。这有充足的证据，有的基于观察，有的基于实验，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组织（尤其是公司）也会抑制道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看起来该效应会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增强。
1978～1982年，比奇纳特公司出售了几百万瓶针对婴儿人群的苹果汁饮料，但其实该饮料根本不含苹果原料。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并且想知道为什么至今仍然如此，你可以观察到它的高级执行官正在与两个社会困境角斗。他们可以与社会协作不再销售冒牌苹果汁，但这意味着背叛公司；或者他们可以与公司协作，不再质疑为什么这种“果汁”比同类其他品牌产品便宜25%，即使他们知道这是冒牌苹果汁，却依然继续销售这种产品，这意味着背叛社会。最后，他们与公司的经济和人际的纽带战胜了更大的社会，直到一家独立实验室发现这个问题，公司才停止制造销售这种产品。在1987年，他们在联邦法院受审，最终同意支付一笔200万美元的罚金，在那个年代这是交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的最大的一笔罚款。这也是罕见的公司员工被判入狱的例子。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投诉、犯罪检举以及民事官司诉讼事件的增加，暴露了从1950年以来，罗马天主教主教故意将数以千计的被指控猥亵儿童的牧师转移到了不受怀疑的教区与主教区，而不是剥夺牧师的资格与名誉，也没有将发生丑闻的教堂曝光。到2011年，美国境内有对5000名牧师的指控，并且经确证超过15000名美国公民成为受害者（实际受害者的估计人数为280000人）。在2002年的数据中，大约2/3的美国主教被指控，因为他们令受指控的牧师依然做原来的工作，或者将其派遣到新的岗位。这与梵蒂冈告诫相一致——秘密调查性虐待案件，这样犯罪者只会受到教会法的约束。
在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一对社会困境来解释。较大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如果人们不会骚扰未成年人会更好，而且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社会压力——道德、名誉以及法律，使背叛数量处于最小的限度内。我们还拥有许多防护机制，检查互联网上的儿童色情视频并查找是谁在拍摄。
与此同时，较小的社会困境在罗马天主教内部隐蔽发生。当然恋童癖不是教堂内的群体规则，教堂中有恋童癖的牧师与社会中有恋童癖的人是一样的背叛者。但是教堂层次结构（主教与梵蒂冈）决定了教堂的职能——依靠名誉成为值得信任的宗教机构。这被称为“丑闻的教义”，意味着它的名誉比正义或者阻止进一步违犯教义行为发生更为重要。因此，教堂会通过系统的工作使问题以及指认犯罪者都秘密进行。3教堂有相当严格的社会压力供其使用，主要是道德与名誉，这也是为什么丑闻都在数十年之后才能被公众所知的原因。在一些情况下，它甚至会逼迫受害者签订不泄露条约（一种制度压力）。这种社会困境如表12-3所示。
最后，这会导致大量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不幸的是，掩盖行为十分常见，尤其当组织试图保护它们自己的名誉以及利润时。这会在公司内部发生，也会在政府内部发生，会在任何类型的组织内部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相反的新趋势。公司破坏控制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应通过完全揭露、发表声明以及在公众面前表示悔改以期快速修复名声。许多政客采用这个伎俩，通过感人至深的演讲、辞职、访问治疗中心，然后快速返回政治生涯，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告密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背叛组织，并协助整体社会。当世界通信公司内部审计副总裁辛西娅·库珀在第一次表示对记账异常的关心之后，她遇到了来自高层的恶意以及公司审计员的冰冷态度。尽管如此，她自己对整个公司的财务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审计，发现世界通信公司高层执行官例行公事地将运营成本伪造成资本支出，虚报了110亿美元，并因此向董事会以及投资者呈现了虚假的公司价值。库珀的发现招致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公司的破产以及重组，并对世界通信公司高管以及会计进行了定罪。这个事件也把上市公司实施内部社会压力保护自己和公众的利益、不受高层背叛者侵害的需求又一次带入公共视野。
与肖恩·奥卡拉汉类似，但是没这么极端，库珀变成警察线人，将个人置于危险处境。
这是一个复杂的风险权衡，其包括了世界通信公司的群体利益与整体社会的利益，也包括库珀的许多个人利益（见表12-4）。
我不知道权衡中的精确维度，可能利益冲突的范围还包括与警察协作的所有相关的事情，但你要有一个总体认知。不仅是雇员，公司董事成员都面临类似的社会困境。库珀有许多相冲突的利益，来自世界通信公司的社会压力也在逼迫着她。
组织可以使用诸多社会压力来阻止并惩罚告密的背叛者。下面是一些例子：
●“9·11”后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未经授权就在国内进行电子监控时，分析家托马斯·德雷克首次向上司表达了他的担心，之后将关于此项目的秘密情报提供给了美国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与“9·11”相关情报失效调查委员会，然后向一位记者分享了他认为不是秘密的关于国家安全局的信息。一年半之后，联邦机构突击检查了德雷克的家，没收了他的电脑、书以及报纸，并且起诉他违反了《间谍法案》（该法案旨在针对帮助敌人破坏国家安全的人，而不是针对为公众利益透露情报4）。
●1962年梵蒂冈公布“罪恶请求”指示，规定把秘密调查牧师不良性行为（包括恋童癖调查）的人驱逐出教会。
●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南希·费恩·奥利维尔是奥贝泰克制药公司药物试验小组一员。当她开始注意到药物完全无效并且可能有毒时，奥贝泰克公司用尽各种法律手段威胁她不要将发现告知大众。
●杰夫·贝尔德探长揭露了纽约城市警察局内部事务部门的不当行为。结果，他被同事警官排斥并骚扰，没有缘由地被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并收到匿名的死亡恐吓。
难怪这么少的人会告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设想你在类似马多夫骗局[2]的金字塔机制之中，你会揭露这个机制并冒被起诉或报复的风险吗？你会努力逃避责任，还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冒着更大的风险积极行动？
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战争期间的士兵叛逃。军队需要严格的层次结构来有效发挥其效用。士兵必须服从长官，长官可以向他们的下属发布命令，但有时这些命令非常令人反感，需要实施很大的社会压力才能使其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军事训练需要使用严格服从命令与集体凝聚力的社会压力。此外，部队对遵守命令有着严格的规定，对违规者要处以非常严厉的制裁。在历史上，对逃兵可以使用不正当程序执行死刑，因为保护群体的利益如此重要，不能允许个体有自我保护利益。
当部队被下命针对他们正在保护的人采取行动时会发生改变。2011年，两个高级官职的利比亚军队飞行员背叛了，没有执行轰炸在利比亚班加西的游行者的命令。他们意识到自己处在一对社会困境之中，他们最后选择了与国民协作反对政府，而不是与士兵协作反对游行者（见表12-5）。
在2005年，伊恩·菲什巴克上校因其宗教信仰揭露了美国在伊拉克使用刑罚。类似地，布兰德利·曼宁在2010年必须处理两个冲突的社会困境，当他变成一个告密者，并且给维基解密送了250000份美国国务院秘密电报，而维基解密将它们公布于众，5像利比亚的飞行员一样，他选择背叛政府并选择与他所认为的整个国家协作。他被美国政府囚禁了起来，剥夺他的正当诉讼程序，政府使用这些社会压力来阻止盲目效仿者的背叛。几个世纪以前，国王可能会将背叛者的头颅挂在长矛上，使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当然，这样的反背叛手段并不完美。几乎所有的公司、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的不良行为最终会被公众所知，所有部队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服从命令或者逃兵现象。历史上，逃兵是一直存在的，主要是因为大多时候没有好的强制执行的协作方式。在今天的大多数国家，这些现象的发生也只是被降低到一定程度，使军事组织整体不受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背叛都会给组织造成破坏。一个组织的成员可能背叛了组织的意愿，结果却保护了组织的利益。
我们还用罗伯特捕捞公司的例子来解释。这一次，公司决定不进行过度捕捞。爱丽丝作为公司的雇员却有了一个社会困境：她可以协作并实施公司策略，或者可以背叛。作为社会的一员她同样处于社会困境之中。
像大多数雇员一样，爱丽丝通常做公司要求她做的事情。问题是公司要求做许多事情，但只能考虑与照顾到其中的一些。在我们的例子中，爱丽丝在公司的协作级别是通过她能为公司创造多少利润来衡量的，如果她使公司年收益很高而成本又很低，她将被给予奖金激励，相反，她会受到惩罚。
爱丽丝可能过度捕捞，即使公司策略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她在整体社会的困境中背叛了社会，同时在罗伯特捕捞公司的社会困境中也选择了背叛。除非她的管理部门专门拿过度捕捞考量她，否则公司就意识不到公司的收益增加源于违反公司策略的行为，并且除非管理部门对她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否则她将继续做这种事情。
在公司环境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11人死亡，17人受伤，然后崩塌，造成2.05亿加仑的石油与225000吨甲烷从马康多油井流入墨西哥湾。读过深水地平线石油开采的报告之后发现，很明显，公司削减了很多防护措施，使其冒着非常高的风险作业。BP员工并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规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BP员工也没有按照BP要求的规定作业。6
●波士顿从1990年开展高速公路项目——“大挖掘”，有很多因敷衍作业而导致的违规行为。这又一次说明，在时间与经济预算已超支的项目上降低成本与时间消耗比安全作业更为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公司中那些敷衍作业的员工会被绳之以法，而公司内做决策的人绝大部分则安然无恙。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围绕着华尔街有一个说法：“我要走了，你也要走了。”这是自私自利的投资银行家说的毫无价值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奇异衍生品或其他虚无缥缈的金融产品。是的，那些抛售这些金融工具的人通过交易这些产品有悖于他们雇主的长期利益。但是到了大家都发现真相的时候，他们将会非常富有，可以选择退休，并且老板也对他们无可奈何。这只是哄抬股价骗局中的一个步骤罢了。7
这并不总是来自组织的背叛。有时候从具体细节来说是背叛，但在精神实质上并不是。有时候高层管理者确实不知道正在发生事件的细节，或者他们完全知道被削弱的环节与违反的条例，但是会确保这些事实绝不能出现在备忘录或电子邮件中。这样他们就有机可乘，不被指控。在极端的例子中，公司雇用的公共关系人士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的情况下迷惑了大众。当然，如果做这种事被逮到，那么他将因不遵守公司策略而被指控。
另外，有时候这是无辜的，只是组织失效的社会压力体系导致了较大规模背叛的发生。不管哪种情况，在可能发生这类事情的公司中，往往是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奖励的人背叛。因此，如果那里有五个渔民，其中一个违反规定私下进行过度捕捞，他将为公司带来最大的利润，可能会升职为经理。那些选择协作而没有过度捕捞的渔民将没有升职机会。抛售不良证券的投资者往往是那些获取巨额股利的人。
有时候这些呈递增态势。如果你的同事都过度捕捞2%，那么过度捕捞3%就不是一个大问题，然后这个数字会变成5%、7%、10%等。只要激励结构对你比对同事高那么一点就予以奖励，背叛的动机会就一直存在，你会得到你的奖赏。
更大的组织是嵌套的：组织内的部门、政府内的机构、大规模军队内的单位、国家的州等。这个嵌套的结构通常会带来社会困境，它们非常像雇员社会困境（在雇员社会困境中，他应该为公司的群体利益而努力工作，还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而懈怠），但组织内的子群体是行为者，而不是单独个体。机场员工应该为运输标准化局的最大利益工作，还是为联邦政府的最大利益工作？一个员工应该为他的部门、他的办公室，还是整体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工作？
我曾为一家公司工作，该公司有严格控制成本的规定。这些规定由部门实施，并不是在全公司的范围内，其本意是在较低层面上削减成本，当然也就会在整个公司层面上削减成本。但有时事情并不是想的那样，比如，我面临消耗我们部门的更多资源与消耗我们部门的较少资源但是会消耗公司更多的资源的选择。我可以花费金钱更多进行多城市飞行，每一张票由负责该城市的部门负责，或者我可以以低廉的价格飞行一次。当然，我的老板告诉我用耗费我们部门较少资源的方式，那样他便可以获得奖金。
在组织内部还有其他利益冲突：利润、额外津贴（比如使用公司飞机）、公司品牌、公司品牌应该是什么的想法，等等。在投资银行领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利益冲突，比如帮助公司上市的群体与给投资者推荐股票的群体之间的冲突。8要全面讲述这些内容将占用很多篇幅。
注释
1.澳大利亚的One.Tel公司就是一个例子。CEO的报酬基于客户的数量，CEO就发起了新顾客运动，合约的价格非常低，公司一直赔钱。结果，CEO获得了奖金，而One.Tel却破产了。
2.我不是说公司鼓励员工忠诚是为了让他们更可能背叛整体社会，这只是员工忠诚度的一个效应。
3.还有其他麻烦，主教不是牧师的雇主或者上司。在对教堂的神学理解中，主教与牧师被认为有着类似父与子的关系。因此，主教对他的牧师有着银行中上司对下属所没有的责任。主教应该从法律角度上监管他的牧师，因为牧师已经切断了所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献身于教堂。
4.没有存在阴谋的证据，布什司法部门从未有过坚持到底的起诉。尽管奥巴马先前赞扬过告密者为“有关政府浪费、欺骗以及滥用职权的最佳信息源”，在2010年4月，奥巴马司法部门以间谍活动法案控告德雷克，其将面临“私自保留”应提交给国会调查人员的文档的指控，并面临35年的牢狱风险。这个案件在审判前夕停了下来，政府撤消了所有主要指控，德雷克被判刑到社区服务与1年的缓刑。
5.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曼宁还没有被定罪为维基解密的资料提供者，他也不承认有过该罪行。
6.梅西能源不合规格的安防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在2010年，其煤矿发生爆炸，致使25人死亡。牺牲安防以省钱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
7.投资银行家乔纳森·尼举过一个例子：
在追寻市场份额、费用以及内部地位的触及这些可疑的电信信用的银行家，杜撰了可以视为整个投行业一致呼声的"IBGYBG"（I'll be gone, You'll be gone），意为“我要走了，你也要走了”。当一家公司出现很麻烦的事件时，银行团队成员间谣传的"IBGYBG"会确保找到继续经营的方法，即使投资者或者摩根士丹利本身也会为之付出代价。不用焦虑，言外之意就是，到时我们会一同离开。
8.比较有名的，比如美林证券公司的亨利·布拉吉将互联网公司描述为“垃圾”，同时还会将其推荐给投资者。
[1]无力发明症候群（not-invented-heresyndrome）是一种文化，在该文化中的组织单位对不是由内部提出的或不能在内部执行的事物持排斥态度。——译者注
[2]即庞氏骗局，由曾任美国纳斯达克主席的投资大亨麦道夫（BernardMadoff）的投资欺诈行为而得名，是一种常见的投资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