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我有机会参与投票的所有选举中，从没有任何人的选举结果受到我的任何方式的影响。我的投票也从来没有以任何可观察到的方式改变过投票比例。如果我决定再也不投票，民主政治不会有任何影响。不投票当然对我是有利的，因为投票过程很痛苦，我不得不驱车至投票点排队，然后驾车回家。1我是个事务繁忙的人。
投票是一个社会困境。对于任何单独个体，投票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是的，你的投票起作用，但是却并不重要。确实存在小型选举中一票定结果的罕见例子，但这并没有改变核心要点：投票的麻烦并不值得。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人投票，民主政治则会无从谈起。
所以，人们仍然投票。这件事在两个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一是如果投票者看到两个候选者之间的区别；二是投票者至少有那么一点关心他们同胞公民的福利。对于实际投票者的研究证明此点（见表7-1）。
关心同胞公民的福利是一个道德压力的例子。3为了进一步增加投票者的参与度，社会可以以道德的名义直接呼吁。我们将对公民施加以在选举中处于成败关头时投票重要性的压力，我们甚至以明确的道德术语设计了一些问题。我们在投票者中注入了投票是公民义务的观念。我们激发他们的群体成员意识，并提醒他们其同胞都在投票。我们甚至恐吓他们，警告如果他们不投票，剩余的投票者（在政治上与他们有分歧的人）将会左右选举结果。
谋杀是另一个社会困境。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杀掉某人将有利于个体的个人利益，但是群体利益显然不会希望谋杀猖獗起来。为了有效地阻止谋杀发生，社会演变出了针对谋杀的显式道德禁忌，比如第六（或者第五，在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教传统数字中）戒条是“你不能杀人”。
道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一个在哲学与神学领域争论了千年的话题。尽管“道德”这个词常常指一个个体的价值——“道德”代表“好”，“不道德”则代表“坏”。我是在整体层面上使用术语“道德”的，其含义为任何天生或文化教养出来的人在抉择过程中评估潜在利与弊的准则。4这些包含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过程、外部的规则或者内在的感觉、深思熟虑以及自动反应。这些也包括对于协作以及背叛的内部奖励机制。回看图6-3，在道德与我称为“特征/倾向”的东西中有相当多的重叠的部分，我也希望忽略这个重叠。像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所有的生理过程使得我们更容易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与利他主义。我将所有这些混合在道德成规之下。
尽管道德在某个人的风险权衡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本章中我只关注道德是如何作为社会压力系统来减少背叛者的。在第11章，我将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上讨论道德是如何影响协作或背叛的抉择的。
投票是要做的正确的事情，而杀人是错误的，这些信念便是道德压力的例子：一个利用人们正确与错误意识设计出来的机制。自然选择已经修改了我们的大脑，这样信任、利他主义以及适应会使我们感觉良好，但是，也广为人知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可被信任的、利他主义的以及相互合作的。在以上投票与谋杀两例中，道德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对于投票，高的背叛率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是由大约一半合法选民决定的。对于次要的选举被更少的选民比例决定。尽管这个是社会问题，没有投票的选民带来的危害是很小的。
对于谋杀，背叛者的数量更少，但是危害更大。在2010年，美国境内的谋杀率是每100000个人中有5名杀手。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个比例从相对没有谋杀的每100000个新加坡人中有0.39名杀手，到惊人的每100000人中有58名杀手的萨尔瓦多。
道德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困境：它们可以在风险权衡时影响我们，使得我们对一个特定协作/背叛决定感到好或者坏；它们可以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后以及在实际背叛过程中影响我们，比如对受害者的同情；它们也可以在背叛发生之后影响我们，通过负罪感、羞耻感、骄傲、满足等。对背叛过程中以及背叛之后产生的道德感的预期提供了一种协作或者抑制背叛的激励。
冒着触动哲学中各种棘手问题的风险，我斗胆提出道德是唯一存在的使得人们“想要”服从群体利益的社会压力。其他三个机制使得人们“不得不”。
有两种基本道德类型可以影响风险权衡，一个是总体的，另一个则是特定的。首先讲总体的。人类演变倾向信任与相互合作，如第3章所讨论的，这些在我们的道德、伦理以及宗教法典中得到体现。这些法典差异很大，但是都强调忠实于既定的社会准则行为，比如利他主义、公平、适应以及信任。其中最为通用的是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的群体对于黄金法则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解释，但是它基本上是告诫人们要与他人相互合作。这一点确实是最有希望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准则。
能让人想到道德的不只是那些正式的东西，它们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谚语（极为简单的话语），我们通常用其教导我们的孩子。任何地方的文化都有利他主义、勤奋、忠诚以及与人相互合作的谚语。7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模型也有道德的成分。不正式的道德提醒物可能会有许多种。你可能学会了不在你村子的河流上游排便，因为你被教导了有关霍乱的问题，或者那样做会使得河神生气；你可能不会缴械投降独自面对控告，这除了出于对战友兄弟般的感情，还可能因为清楚那样做会被当作逃兵，后背将被捅长矛，更不用说投降者的境遇了。
传统上，宗教是社会立下法典并传授道德准则的环境。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有十戒，佛教中有四圣谛，这些宗教都要求人们在孩童时期背诵教规教义。宗教甚至能对非信仰者产生微妙的影响。在一个实验中，有神论与无神论者首先被告知整理一个混乱的句子，然后捐款给匿名的陌生人，而非慈善机构。第一次句子中包含了与宗教有关的词语，第二次句子中只包含宗教中立的词语，而第一次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都比第二次捐赠得多。另一个实验发现，在人们被告知回忆十戒时，将会有更少的欺骗发生。第三个实验通过考查欺骗行为进而考查信仰神的功能。他们发现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在欺骗行为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发现与那些相信上帝是残酷的、惩罚性的、报复性的以及严厉的人相比，那些相信上帝是充满感情的、关爱的以及宽容的人更可能欺骗别人。8
通常来讲，道德不是特定行为的处方，因为它们是元规则。也就是说，它们更多的是关于意图而非行为的，并且极少支配实际行为。黄金法则是陪审员必须遵守的吗？它应该支配士兵如何对待他的敌人吗？许多伦理学家长久以来认为黄金法则对解决特定处境下的问题是毫无用途的。
我们的道德抉择都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即使简单地像“你不能杀人”，也不是最为基本的。杀人意味着什么？一个从最早希伯来语翻译来的较为现代的说法是“你不能谋杀”，但这只是对正题的回避。谋杀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时候是杀人而非谋杀？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或战争中自卫而杀人吗？我们可以把杀人作为惩戒吗？能够允许流产吗？安乐死道德吗？帮助自杀可以吗？我们可以杀害动物吗？魔鬼存活在这些细节之中。这些都是哲学家与道德神学家处理的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些留给他们处理。我们的目的只是了解到一般的道德提醒物是一种粗糙的社会压力便可。
情景分析到处都是。遵循既定社会准则的行为（比如利他主义、公正）可能是广泛的，但在每个文化中的不同时期表达会有所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道德是内在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生就使其发展，其与行走或伸手抓的能力是有本质不同的。道德是被教导的，它们是文化基因并且它们确实在进化，受自然选择法则影响，但并不是先天决定的。
或许有些是先天决定的。有一个理论认为我们拥有道德本能，就像我们的语言本能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过程中，所有道德法典有共同的规则；黄金法则就是一个例子。本书包含的其他规则有公平感、正义感、对慷慨的推崇、对谋杀和一般暴力的禁止以及对集体有害行为的惩罚等。心理学家与动物行为专家马克·豪泽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人类拥有专门与道德打交道的大脑功能，与大脑中的语言中心类似。9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提出了处于人类道德下面的5个基本机制。
●伤害/关爱机制。如第3章所述，我们先天有关爱其他人的意向。从镜像神经元与移情作用到后叶催产素，我们的大脑演变出利他主义的倾向。
●公平/互惠机制。如第3章所述，我们拥有天生的公平与互惠概念。
●合群/忠诚机制。人类拥有很强的倾向将人分为两类，群体之中的（“我们”）与群体之外的（“他们”）两类。这引发了很严重的后果，我们将在本章的群体规则部分对其进行探讨，在第8章关于群体成员部分也有所涉及。
●权威/尊重机制。人类拥有服从权威的倾向，并且会服从命令，仅仅是因为这些命令由权威发出。
●纯洁/圣洁机制。这可能是道德与防护最不相关的方面了，尽管父系社会使用它来约束许多女性行为。玛丽·道格拉斯的纯洁与危险讲述了纯洁与圣洁的概念是如何作为不健康与危险概念的代替物而运作的，而且这肯定影响了道德。
你可以把这些机制当作道德感觉器，并且将其与味觉以及触觉感觉器进行比较。海德特声称他的分类是以进化为基础的，尽管缺乏一定证据。虽然可能有内在与那些分类有关的道德，它们也都受到文化的很大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是我们道德系统的有用划分，而且它们都影响了风险权衡。
这五个基本机制也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自发性协作是受自然灾害或其他危机影响的众多常见回应之一。例如，在与其他群体冲突过程中或者之后，团结程度将明显提升，美国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通常包括在服从既定社会准则行为方面有所改善，比如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参加宗教活动以及慈善捐款，纽约的犯罪率也下降了。群体内与群体外的划分更为明显，美国全国的种族犯罪增多就体现了这一点。
有一些道德压力是非常强烈的。反对近亲结婚，即使在没有任何奖励与额外防护的情况下也普遍得到认可，与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人交配的想法让人特别反感。10我们保护孩子的感情倾向也是如此强烈，这个倾向可以扩展至小动物甚至是玩具娃娃。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唾弃乱伦者，在我们成为人类之前的几百万年间便会照顾后代。这些强烈的道德倾向可以被故意操纵。将亲戚关系想象为抚养协作关系：血缘兄弟、基督教兄弟等，或者卡通片中的动物常常被画作婴儿般大头大眼的样子，使其更受人们喜爱。
道德的许多内容涉及文化教养。例如，追求公正是一个很广泛的人类特征，但是不同群体中公正的概念却有差异，其以社区大小与宗教情况等变量为基础。心理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利用一个协作博弈来研究生活在秘鲁亚马逊马奇根加部落男子的公正、利他主义以及信任概念。面对飞来横财时，西方人通常会与别人分享，部落人则更可能将其占为己有。以上两种行为在各自文化中的其他人看来都是公正的。
回想至今我们所讨论过的不同社会困境，它们中许多都包含鼓励人们协作的道德成分。我们被教导，或被制约，取决于你所相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偷窃与欺骗是错误的，尽管不同文化对财产的定义并不相同。我们被教导拿取比我们分享的多是错误的：不管在我们文化中“公平”的含义如何。我们被教导在他人忙里忙外干活时我们悠然闲坐是错误的，尽管没有人会对残疾人、体弱者、老年人或者婴儿这样做有所指责。罪犯中间也有禁止相互告发对方的道德法典。
当然，这些规则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个体环境，有一些规则，比如“盗亦有道”，或者不吃公共餐盘中最后的食物所体现出的礼貌规则，是众所周知的。但如果没有“盗亦有道”这个谚语来提醒他们对于集体的义务的话，盗贼将更无信用可言。
但是，道德压力可以做得更好。除了通常的推崇协作行为以外，还有其他专门提醒人们对集体道德义务（比如，投票的义务）的方法。例如，想想餐馆洗手间“员工返回工作之前必须洗手”的标牌。另一个例子是提醒人们不要随手扔垃圾的标牌，“别搞乱得克萨斯”是最好的广告标语之一，也是我最喜爱的一个。
当然，警告标语“禁止偷窃商品”或者“偷窃商品就是犯罪”，将提醒商品偷窃者有被逮以及坐牢的风险，在后面的章节将会对这些内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这些提醒标语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道德成分。更为确切地说，那些公共服务声明有意地激发出人们的负罪感以及羞耻感，其能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为。
我曾在罗马一个历史博物馆中看到一则通告游客的标语：“这是你的历史。请不要在墙上乱写乱画”。那个标语便是社会困境的写照：将一个人的名字刻到石墙上非常有趣，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历史博物馆就会变得非常难看。这种情况下，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差异是比较小的。对一些人来说，一个简单的提示便可以使其做出对群体有利的抉择。
群体规则本身即是一种道德社会压力。各个国家投票参与率差异非常大，从澳大利亚的高达92%到美国的低至48%。是的，一些国家强制执行投票，并利用其他种类的社会压力逼迫人们去投票，我们将在第8章中讨论这些，但是以上比例是发生在投票完全自由的国家。
“别搞乱得克萨斯”的标语非常棒，因为它不仅仅提醒人们不要随地乱扔垃圾，它也增强作为不扔垃圾以及不乱搞的得克萨斯人的群体认同感。
我们不仅从群体中吸收道德法典以及对与错的定义，群体也会传导关于协作与背叛的线索，以及什么才是值得信任的方式。人们会更倾向于为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前提是他们能感觉其他人也在这样做；相反，如果感觉到其他人是在利用他们的话，他们就不大可能这样做了。这个心理机制尚不明晰，但肯定与我们内在的公平感是有关的。只要付出是在公平基础上，我们不会介意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感觉被其他背叛的人利用了，我们也很可能会背叛。
如果你看到邻居在干旱限水期浇灌他的草坪并且没被其他人发现，你的公平感就被冒犯了。为了恢复公平感，你有两个选择：告发他，或者为自己争取相同的利益。现实是你必须与邻居住在一起，所以背叛是更容易的选择（回想谚语“如果你不能容忍他们，就加入他们”）。
心理学家安德鲁·科尔曼称这个现象为坏苹果效应。大规模群体中总会存在一些坏苹果，他们将以群体利益为代价进行背叛，并会鼓励周围其他人也这样做。如果有人超速，或者乱扔垃圾，或者在限水期浇灌草坪，他们周围的人很可能也这样做。
这偶尔会创建出正反馈回路，该反馈回路受人们如何评估风险权衡的个体差异驱动。最开始的背叛者为其他人背叛提供了小部分额外激励。因为总是有一些人天生便是协作类型的，但是非常少，小量的激励就可能促使他们转向背叛的一边。进而，其他人将会有更多的激励去背叛，这就产生了一个可能导致大规模背叛甚至暴动的链式反应。
实验与观察都证明了这个观点。随地扔东西是社会困境：对于任何人来讲，将垃圾放到垃圾桶里总是一件麻烦事，因此将垃圾丢在地上符合个人利益，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街道便会脏乱不堪。如果街道上已经有少量垃圾，人们就更可能随手扔垃圾，如果街道上的垃圾更多的话，将会有两三倍的人可能这样做。相反，如果只是看到一个人随手向很干净的街道上扔垃圾，或者看到一个人在捡拾垃圾，人们就会有不同的行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詹姆斯B.斯图尔特指出当前公众人物的撒谎风气，并将此指责为美国日益沦丧的道德：当撒谎被认为是正常时，更多的人会选择撒谎。在心理实验中，没有被处罚的超速者将会导致群体向更少遵守交通规则的趋势发展。这些模式体现了人类不仅对社会规则有内在依附性，而且对道德规则也有内在依附性。
这个效应也可用来激发协作。很多年来，社会尝试鼓励人们节约能源。这是另一个社会性困境：如果要节约自然资源的话，我们最好协作，但对每一个个体，尽可能多地使用资源以满足自身需要更符合个人利益。更为自私的是，如果我使用了我所需要的资源而其他人都在节约，我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便得到了节约带来的所有便利。公民道德意识活动便是减轻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还不够。
每个月，我的用电账单上都附有一张图表，比较了我的用电量与邻居们的平均用电量。它显示出我的用电量与平均值相比是更多还是更少。表面上来看，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个呢？用电并不是免费的，我使用得越多，电费也缴得越多。除了从小额账单得到一些省钱的好处外（即使没有图表情况也是如此），我没有因为节约用电得到任何个人便利，而不节约也不会导致任何处罚。
但图表确实有效。当人们可以与周遭邻居比较用电量时，用电量便会更少一些。那是因为确实存在便利与处罚，即使仅存在于那些收到账单的人的头脑中：他们爱比较的天性以及他们服从群体规则的欲望等。
类似地，当人们认为其他人都在交税时，他们更可能去支付税单。如果人们认为投票、禁止过度捕捞、注射疫苗、不欺骗顾客等行为是群体规则，他们更可能这样做。这不是同辈压力。在这些情况下，风险权衡是隐蔽进行的。当然，当群体都知道你协作还是背叛时，以上那些行为将更好地被执行，这些内容将在第8章进行讨论。
道德可以被一个强大的统治者、统治阶级或者神父阶级影响。特别地，当你可以操纵群内/群外划分时，一些可怕的事情可以打着道德的幌子发生：奴隶制度与种族灭绝便是两个例子。有意思的是，种族灭绝通常通过传道总会宣传运动将受害者描述为寄生虫或者下贱人种：不值得人们对其报以对他人相同的道德倾向。
心理学家西蒙·贝伦·科恩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残忍与邪恶来源于共情作用的失效或者缺失。将此观念延伸至我们的模型，人如果感觉到与群体中其他人有共情作用，会更倾向协作，如果感受不到，则更倾向背叛。一般的道德规则与特定的道德提示物都可以提醒人们的道德原则与群体利益，进而加强群体的共情作用。
十多年以来，经济学家保罗·费尔德曼带着他的百吉饼到他的工作场所，并使用荣誉制度卖掉它们。他张贴出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保护这个制度的只有百吉饼食用者的道德，别无他物。尽管拿走百吉饼而不付钱很容易，费尔德曼成功地收到了大约90%的钱，比雇用他人销售这些百吉饼获取了更多的利润。他最终将这个发现转变成了一个全职事业，在华盛顿140家公司使用荣誉制度销售食品。
基于道德的社会性压力能够有效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当我们第一次遇见某人时，我们倾向协作，表现出彼此信任，因为知道这样做是对的。类似地，我们将信任进行延伸：我们在餐馆里给小费，为百吉饼付钱。我们遵守社会规则仅仅因为它们是社会规则。当然，这都是有相应情景的，我们对此不会含糊，但这就是我们的天性。
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说过道德的基础是面对面地打交道。通常来说，道德压力在近距离内很有效，在家庭、朋友以及其他亲密群体范围内最为有效，因为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些人的意图。当群体在空间以及时间上较为接近时很有效。在一些紧急事件发生时很有效：面对危机与其他压力的时候。群体成员在人种、共同爱好或其他特征上彼此相像时很有效。当面临共同敌人时也会很有效。
想想那张可以与邻居们比较用电量的图表。它并没有与整个世界或者国家相比，只是将我与邻居相比，那些与我更为相似的人。
道德有时可以跨越很远的距离起作用。2011年日本地震及海啸之后，人们上交了在碎石中找到的成千上万个钱包及保险柜，其现金高达7800万美元。尽管相距半个地球的距离，人们会抗议另一个国家的工厂工作环境，或者尝试给出精神慰藉，或者为社会不公而斗争。人类拥有包含所有人道主义，或者所有生灵的道德信念，广大渊博。
我们的天性也可以是非常不道德的。道德压力确实是起作用的，但有时也会失效。当失效时，可能会有以下几个特定的原因：
（1）人们在个体行为方面有所差异。当然，大多数人会在大部分时间内协作，但有一些人在有一些时间内会背叛，而且几乎任何人都会偶尔背叛一下。
（2）道德常常是冲突的。我们将在第11章对此进行探讨。有时背叛者的道德将导致不同规则，而这些规则是协作者无法苟同的。这些人基本上不会受社会道德压力的影响。说服一个潜在的盗贼偷窃是不对的比说服一个废奴主义者奴隶制是好的困难很多。
（3）道德常常走过头。用道德去加强那些简单的遵循既定社会规则的行为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与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强制执行专制的道德法典会困难很多。如果群体规则与海德特的五个基本道德系统有冲突的话，更多的人会与道德冲突，并且有更多的人会背叛。
整个历史过程中，集权主义体制试图将道德法典强加于它的公民之上，压制一些在此之前可以接受的行为，并且发明一些新的要求人们遵守的义务。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当我在1991年访问缅甸时，到处都能看到大的告示牌，展现政府的“人民渴望的运动”，劝说大众按政府支持的方式去信仰、去行动。这些运动常常只是潜在地影响人们的行为。
（4）道德可以被操纵。骗子利用了使我们协作的相同特征：友善、利他以及公平。
（5）道德的可调整性很差。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大，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束缚越来越弱时，道德就会失效。
回想科恩的共情作用理论。当群体变得越来越大，也更匿名时，将会有更少的共情作用。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人只是统计数字。”类似地，在一个大群体中用与亲近的人相同的道德方式去思考问题是有困难的。
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道德成为社会压力中最薄弱的一类。道德是工作在“没有人在监视”下的社会压力。它们决定我们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捡到一个钱包是否要上交，是否会在一个没人的街道上乱扔垃圾，是节约能源还是滥用空调，以及在一个空屋子里是否为百吉饼付费。
在只有道德压力影响社会困境时，背叛者会大大增多。然而，对个体来说，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做出道德选择的机会只占社会困境的一小部分。人是社会性的，所以人更多的是处于被人注视的情况下，而这将带来很大的不同。
注释
1.通过邮件投票更为容易，这也是在司法审判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方式。
2.不幸的是，同样的分析显示不必让投票者知情；他们最合乎逻辑的行为是投票，在政治上并不怎么知情。
3.这也与其他方面有关，如更为一般的道德规则。比如，利他主义是预测投票者是否会投票的主要因素。
4.我不是在区分道德与伦理。尽管许多哲学家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对道德理论的争论远超过本书的覆盖范围。我的“道德”定义是总括性的。
5.“1960～2008年的联邦选举国家投票者出席率”（见Infoplease.com，2008年）。注意这与注册投票者不同。在美国，投票有两个步骤：首先要注册，然后才能投票。在大多数州，你不能在同一天做这两件事。
6.以下是在不同宗教中的表达：
犹太教：“凡你憎恨的事情，不要对你的同胞做。这就是全部的法律，其他的都是说明。”——《塔木德》。
基督教：“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加福音》第6章第31节。
伊斯兰教：“你们中没有一个信奉者，除非他对待他的同胞像对待自己一样。”——FortyHadith of an-Nawawi。
印度教：“这就是责任的全部；不要对其他人做你不想要其他人对你做的事情。”——《摩诃婆罗多》。
儒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
佛教：“不要拿伤害自己的方式去伤害其他人。”——《法集要颂经》（Udana-Varga）。
道教：“将你邻居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将其损失看作自己的损失。”——《太上感应篇》。
耆那教：“人应该按照他自己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万物。”——Sutrakritanga。
拜火教：“不对其他人做对自己不好的事情的本性是善的。”——Dadisten-I-dinik。
巴哈伊教：“如果你的眼睛朝向正义，你要为朋友指出你为自己选择的方向。”——Epistleto the Son of Wolf。
哲学家与神学家对这个法则的正反两面的看法迥然不同——“己所欲，施于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社会的压力机制，利他与互利本性已足够。善待他人，因为大家都这样做生活会更加美好。
7.这里有两个例子：
玻利维亚的Chácobo说过：“如果你属于人类，你就要与那些需要的人共享你拥有的。”
博茨瓦纳有句俗语：“在幸福的社区中会感到很快乐，在悲伤的社区中会感到很悲伤。”
8.有证据表明，与信仰宿命论的人相比，那些信仰自由意志的人更不可能欺骗测试者或者消极工作。没人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在工作时会保持自我正直，或者他会放弃自私的欲望，仿佛这些都是宿命。可以预测的是，那些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更可能拥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朋友，这促使他们更可能惩罚背叛者。我并不是说自由意志的概念是人先天具有的，或者它作为社会压力机制一直在进化，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9.豪泽（Hauser）的观点并非完全可信。哈佛大学发现他有学术失范行为，他的一篇论文已经被撤消，现在他正欲离开哈佛，也不再允许执教。即使这样，他的书对人的道德机制方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洞见。
10.近亲交配很容易导致隐性基因紊乱，使后代很难存活。印度豹在其进化史中曾一度几乎灭绝，由此带来的高度近亲繁殖使基因池的多样性不足，患病率极高。阿米什人也是如此。
11.这种博弈是最后通牒博弈（详情参见第3章注释14），目标是找到从现代社会隔离的人类，马奇根加部落符合该目标。亨里奇发现第一位参与者可能会做出我们认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大约为85:15，而第二位参与者会接受这个方案。相反，参与同样博弈的现代人会拒绝如此不公平地划分。在博弈后的采访中，马奇根加受测者说他们会接受任何方案，不是因为他们比现代人更能忍受不公平或更能接受不公平，他们认为不公平发生在第一位参与者确定时。也就是说，第一位参与者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被选作第一位参与者。一旦他们接受了第一位参与者的位置，划分就不再有公平可言了。部落中做出与文明社会人相同反应的少数人是那些需要与本部落之外的人打交道的人。
12.不管你是否相信，的确存在确保工作人员在离开洗手间之前将手洗干净的防护机制，手上的污渍如果不充分清洗便洗不干净。
13.术语“坏苹果”被越来越多地误用。在很多场合下，它被用来指代从集体中隔离的做坏事的人，使其不会影响群体其他成员。完整的说法是“一个坏苹果带坏一整群”，明确地指出一个人的名誉会玷污群体内所有人的名誉。对于储藏在地窖中的苹果的确是这样，一个坏苹果会导致所有苹果溃烂。
14.这个想法的逻辑极端是约翰Q.威尔逊（JohnQ.Wilson）与乔治·凯琳（George Kelling）的“破窗理论”，明显的罪犯行为比打碎的玻璃或者丢弃的汽车更容易激起人们的犯罪欲望。威尔逊与凯琳认为，如果能清理犯罪行为的标示，整个社区会变得更加安全，针对犯罪的社会压力将减少暴力犯罪的数量。
这个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凯琳用这个理论解释20世纪90年代纽约犯罪率的急剧下降，但始终没有实际的证据。研究者比较了纽约和其他城市，发现纽约针对轻微犯罪行为的惩罚手段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并不是说这个效应根本不存在，有证据表明它确实存在。其他导致犯罪的原因更为重要，先防止轻微犯罪进而防止其他犯罪的做法不及直接防止其他犯罪的手段有效。
经济学家斯蒂芬·列维特（StevenLevitt）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原因，他总结说：“大多假设的解释对犯罪率下降没有直接影响，包括那个年代稳健的经济发展势头、变化的人口统计资料、更好的治安策略、枪支管制法律、针对隐藏武器的法律以及增加的死刑。然而，有四个因素可以解释犯罪为什么会减少：警察数量的增加、监狱犯人的增多、无法控制的流行病的减少以及堕胎的合法化。”
15.通过对萨克拉曼多市政事业部和普吉特海湾能源服务的75000个家庭的研究表明，接收比对图表的消费者会减少1.2%～2.1%的能源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发现该变化。当然，这并不绝对，有一些人对这些根本不在乎，认为它们不会改变任何行为，也有证据表明该机制存在负面作用。即使这样，比对图表影响了协作者阵营，使其成为有效的社会压力机制。
16.以前在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通婚很常见，但自胡图族的极端分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掌权开始，以前的部族通婚状况便停滞不前。在胡图族新的道德中，图西族女人被冠以恶名，被她们的魅力征服的男人都被视为叛徒。
17.我们倾向于强调那些受困于严重问题的人们，而不是那些受困于长期问题的人。2004年对印度海啸受难者的救助超过对营养不良人们的救助。
18.放钱的盒子是木制的，有一个槽用于放钱。最初费尔德曼使用开口的篮子存钱，但会有人把钱从篮子中拿走。然后他试着用有盖子的咖啡罐，人们还是会偷钱。带锁的木制盒子可以有效防止偷窃。唯一的偷钱方式就是把盒子偷走，这个每年只会发生一次。
这些数据中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大家都支付90%，还是10人中有9人会支付全额而另一人完全不付钱？这种荣誉制度存在许多部分背叛的方式，然而，它依然提供了对道德压力如何运作的一种洞察。当价格上调时，支付率就会下降。当不支付者的利益增加时，那些刚刚在协作者边缘的人愿意克服道德禁忌去偷窃。吃掉的百吉饼数量表明，对价格敏感的顾客更可能背叛。购买炸面圈的人更可能比购买百吉饼的人少支付钱，也许这意味着吃炸面圈的人比吃百吉饼的人更不愿协作，尽管也可能与这两种食品的价格与实际价值不符有关，或者炸面圈被认为是垃圾食品。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支付率有了持续的增长，与我之前分析的群内忠诚度效应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