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底到整个2月，当中国深陷于和病毒搏斗的水深火热之中，印度只有三个新冠病例。三位感染者全部都是1月23日武汉封城日当天撤回印度的留学生，全部都居住在南方的克拉拉邦（Kelala）。2月14日，克拉拉邦官方宣布三名学生已经康复。印度便进入了一段零病例增长的平静时光。这并不是什么印度人的免疫力神话在起作用，而主要得益于政府对于入境者的严格管控。除了对撤侨回来的印度人隔离之外，早在武汉封城之前，1月21日，印度就宣布在全国各大国际机场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并且在航班抵达之前的机上广播上提醒那些最近14天去过武汉且有发热或咳嗽症状的旅客，主动汇报。
中国人杜风彦在1月29日抵达孟买时，就感受到了这种严苛。“入关之前只要是东亚面孔，就要量体温和填健康表，并接受问询。”杜风彦和本刊回忆。去印度从事纪录片创作的他很庆幸没有买再晚几天的机票，因为从2月2日起，印度政府就宣布所有中国人和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赴印电子签证暂时失效——这是比停飞航班更为有效控制入境的方法。一直到2月底，印度都把防止中国输入作为防控重点，民间也对中国人相当警觉。杜风彦接下来在印度西南方的骑行中就碰到了住宿的难题，因为中国护照而遭到拒绝，最后是救护车来到酒店把他接去当地医院做了检查后才能入住。1月31日，印度政府禁止再向外出口医疗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和防护服，也是未雨绸缪的准备。
在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主任张文娟看来，印度在这一阶段的“岁月静好”可以归结为几个因素：最早有输入病例的克拉拉邦是印度义务教育普及率最高的邦，也是医疗资源相对发达的邦，这个邦有比较强的治理能力。“另外，印度长期受到瘟疫影响，最近的如1992年的霍乱，1994年在苏拉特暴发的瘟疫，以及经常大规模暴发的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H5N1和H1N1也在印度大规模暴发过。多灾多难的民族，会有着一种敏感性。”张文娟告诉本刊。“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印度意识到自己基础设施薄弱、人口稠密等劣势，很清楚逆境抗疫的难度。所以，从1997年起，印度国家疾控中心就开始着手建设疫情早期发现机制。在这个‘统一疾病监测项目’（Integra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Project，简称IDSP）中，不仅会收集一线医疗人员上报的信息，还会统计媒体在各地报道的异常公共卫生事件。这都在新冠输入印度的初期，发挥了作用。”
3月13日，一名印度人和自己的中国妻子、儿子在贾瓦拉的边境警察部队营地完成隔离
从3月起，印度疫情进入了第二阶段，要应对来自意大利、中东、韩国、日本等多国疫情的输入。“输入变得多元，感染病例的邦更加分散。”张文娟说。3月2日，一位从意大利回到德里的商人、一位去过阿联酋出差再回到海得拉巴的工程师、还有一位在斋浦尔的意大利人分别确诊。到了3月4日这天，由于一个包括14名意大利人和一名印度人的旅行团全部确诊，感染人数一下上升到28人。“这个阶段疫情的复杂性就表现在感染者不同于学生，社交范围都很大。德里商人回国后给孩子举办了生日派对，还去北方邦的阿格拉走访了亲戚；海得拉巴的工程师也坐巴士穿越了好几个邦；旅行团就更不用说了。另外，3月10日是印度最大的节日之一——撒红节，许多旅行团正是为了它来到印度。”印度政府相应做出了调整：总理莫迪3月4日表示不参加撒红节了，以此引导公众不要聚会；印度政府在3月11日宣布，从3月13日开始，所有进入印度的签证，除了外交签证等几种特殊类型，全部临时失效，而且从中国、意大利、伊朗、韩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入境的人都要至少隔离14天。
“其实这些感染者基本是2月中下旬入境，如果印度能在中旬开始对这批疫情国家就有入境限制，也许现在印度疫情还非常少。”张文娟认为，这个阶段印度政府反应有些缓慢，一是因为之前的成功导致了松懈，二是西方对疫情的自信也影响了印度的判断，三是可能当时在忙着迎接特朗普访问分散了注意力。这个期间的重大失误是，政府并没有明确禁止大型聚会。所以在3月中旬，跨国伊斯兰宗教团体达瓦宣教团（Tablighi Jamaat）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尼扎穆丁地区举办年度集会后就造成了严重的感染。参加聚会的3000多人有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访客，其他则来自印度各地。据推测是访客带来了疫情。感染者在返回印度各邦之后相继发病，就让疫情变得愈发扩散和难以遏制。比如4月1日在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发现了43例新增病例，就全部与尼扎穆丁事件有关。4月1日到3日全印度的确诊病例中，95%都能够追溯到尼扎穆丁的聚会。
形势的急转直下让莫迪开始酝酿“封国”政策。张文娟说，莫迪的“封国”其实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3月19日先进行了一个“接地气”的全国性演讲，告诉大家疫情在印度迅速发展这个现实，号召人们给身边十个朋友打电话，告知病毒的危害性；同时他提出了3月22日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实行试探性宵禁的做法，测试大家是否有对这样一场全球疫情准备好。结果是3月22日那天民众非常配合地待在家里，也如他所说，下午五点时都在阳台或者家门口摇铃或者拍手，向抗疫情一线工作人员致敬，这就给了莫迪巨大的信心。当天他便召开了各邦首席部长会议，很多首席部长便马上宣布对重点区域进行强制封城，从3月22日下午开始，先后有75个重点市县宣布进入封城3天。3月24日晚，莫迪再次演讲，宣布从3月25日开始“封国”21天，与之前重点区域3天封城的政策来做衔接。
4月18日，“封城”期间，警察在阿萨姆邦古瓦哈提街头叫停行人，进行检查
尽管如此，印度在感染人数刚破500时就进入了“封国”状态，还是让国内人感到始料未及。“要知道在当地报纸上，3月初疫情还是缩在国际版的一个小角落。印度人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真正媒体开始认真报道、人们也把它当作日常话题来谈论是中旬的事。”凤凰卫视驻印度新德里记者尤芷薇这样和本刊回忆。“所以在封国的头几天会有混乱。之前宵禁人们就没太出门买东西，于是就蜂拥去杂货店来购买囤货。边界关卡也搞不清哪些算作生活必需品能够放行，这就出现了一些物品的断货和涨价。如果能有提前的告知和布置，人民就没有必要去受这些苦。”
更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封城引发了城市中大量外来打工者，在公共交通中断后徒步走回家的场面。在城市生计中断后，很多人选择回到家乡来维持生存的保障。由于要在炎热和饥饿中，长途跋涉几小时甚至几天，媒体报道有打工者在路上死于突发疾病的情况，还出现了在高速公路上被撞身亡的惨剧。尽管之后莫迪要求各地政府能够就地安置没有到家的打工者，但他们在大量聚集后可能成为潜在的传染源还是引起了担忧。《流动中的印度：一部移民史》（India Moving：A History of Migration）的作者金梅·汤比（Chinmay Tumbe）向本刊介绍：“印度的外出打工者超过了一亿。他们主要集中在印度东部的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以及西部的拉贾斯坦邦，大部分都是在邦内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预计有100万人这次被困在了路上。”汤比认为，在3月24日那周，这样的返乡潮就已经出现，莫迪政府完全可以预见。“如果让他们有序返乡，这样在农村人口稀少的地方更有利于防疫。现在这部分人如何处理，反而会成为难题。”
4月18日，加尔各答“封城”期间，一对母子在临时店铺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