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聚集、生存条件本身就恶劣的贫民窟成为了印度疫情防控的难点。印度是个阶层分化严重的国家。专注于印度互联网创投的“竺道”创始人黎剑对本刊说：“一个例子是在印度很难发展像是‘探探’那样的交友软件，因为这种基于部分个人信息的随机匹配，经常会导致两人社会圈层的差异而无法继续。所以，这种阶层壁垒在疫情的最初阶段，将新冠病毒的传播局限在有跨国旅行能力的印度中上层。”然而，尼扎穆丁的那场宗教集会打破了这一切。4月1日，在亚洲最大的几个贫民窟之一、印度孟买的达拉维（Dharavi）出现了第一例因感染新冠死亡的案例。死者是一位56岁的卖衣服小贩，一周内出现发烧和呼吸困难的症状去了两次医院，在确诊新冠后四天死亡。和他住在一起的七位家庭成员开始并不配合调查，这让工作人员很疑惑根本没有出行史的小贩如何感染。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位小贩之前接待了几位客人。客人们就参加过尼扎穆丁的集会。
即使没去过达拉维贫民窟，也能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中，对它的密度和规模感受一二。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将近100万人居住，他们基本都为打工移民。除了居住区外，这里还有工厂。印度人口中，65%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样的人口结构本来有助于印度人抗击新冠。但在贫民窟里，平均7到10个人要挤在150平方英尺的狭小空间里。如果年轻人感染上新冠，就会让家里的老人遭殃。”长期在达拉维工作的NGO组织、“橡子基金”（Acorn Foundation）的负责人维诺德·沙蒂（Vinod Shetty）这样告诉本刊。“在这里根本做不到‘社交隔离’。全部都是公共厕所，大概80个人会用一个公厕位置。”根据2018年一项对德里贫民窟流感状况的调查，因为拥挤、得不到干净饮用水、在家使用生物燃料却缺乏通风设备而造成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等因素，贫民窟的人在疫情面前会显得不堪一击，感染概率要比非贫民窟的社区高出44%。
4 月14日，“封城”期间，新德里的体育馆里住满了外来打工者和流浪者
到4月16日为止，达拉维贫民窟的感染者已经达到86人，死亡9人。孟买市政府负责达拉维贫民窟疫情防控的专员克兰·迪哈卡（Kiran Dighavkar）和本刊介绍：“每天会有医疗小组带着额温枪挨家挨户来调查，遇到可疑症状人就会推荐到医院来做免费检测；如果是阳性，收进医院，和他有接触的人也要隔离观察。目前政府已经把附近的一间体育馆和一所学校改成隔离场所，能容纳1000个人。贫民窟里，感染者多发的地区会升级为控制区（Containment Zone），人们严格不能外出，由政府保证食物供给。另外，贫民窟的公共厕所会每天喷洒消毒药剂。”这里面的问题是居民的体温症状根本无法做到每人每天来监测。在4月14日和迪哈卡通话采访的过程中，他说当天是有每组5人、总共14个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做调查，已经走访了1.3万人，预计未来三天有更多医务人员加入，温度监测可以扩展到12.5万人。“我们已经在以最快的速度来做调查。”他说。这和达拉维贫民窟的总人数比起来，仍旧是杯水车薪。
达拉维贫民窟所在的孟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有着最高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马邦又在全国感染程度名列第一。一篇印度《经济时报》的分析文章对比了马邦和克拉拉邦，在3月26日都有120例左右相似的感染人数，为何到了4月中旬马邦的人数就是克拉拉邦的5倍还多？它指出了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检测量不够，克拉拉是每百万人检测401人次，马邦是298人次；另外就是感染者在初期没有得到检测，得到检测后病情已经发展得较为严重。文章的提议是，让更多的医疗保健人员加入到对人们体温和症状的每日筛查中。
在印度，81%的就业都发生在“非正式领域”（Informal Sector）。他们可能是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也或者是城市里沿街叫卖的小贩、打零工的建筑工人、拾荒者等等。他们没有固定的薪水，而是靠领时薪的方式来领取报酬，存款很少。“封国”之后，他们的生计就都断掉了。达拉维贫民窟里就住满了这样的人。沙蒂说，政府只能负责里面“控制区”里的食物供给，其他大量的居民，日常食物则会由他们这样的NGO组织来进行援助。他们每天固定的时间在固定地点供应饭菜，需要的居民就排队来取。“橡子基金”本来是针对达拉维里拾荒者的一个组织，平时会为它的500多个成员来协调一些机构，定期去做垃圾的分类和回收。疫情期间，和其他组织一样，他们都尽可能地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这个时候，那些操持家务的妇女就很悲惨。我们看到，她们要用家中所剩无几的食物养活一大家人，还要忍受其他家庭成员的责骂。”
尽管有很多NGO参与进来，食物的保障还是不够的。在4月14日时，孟买的火车站前出现了大量贫民窟打工者的聚集抗议。他们的诉求很简单：要么能让他们不饿肚子，要么就开动火车，让他们能够回到老家。事实上，印度政府已经启动了公共配给系统（PDS），只要拥有配给卡（Ration Card）就能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每月领取5公斤粮食。但执行层面，还有大量的配给卡仍卡在申请程序当中。比如，在人口不算多的贾坎德邦，也还有70万份配给卡申请待处理。两位印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印度央行前行长就在《印度快报》上撰文建议：“正确的做法是发放临时配给卡（比如为期六个月），砍掉不必要的核查步骤，对愿意排队领取配给卡和配给食物的人只进行最少的检查。失去这些极度贫困的大量人口，比起通过繁杂的查验来避免‘占便宜的人’，社会代价要大得多。”
同样在4月14日，莫迪在全国讲话中宣布延长封锁期，原定当天结束的“封国”将会一直延续到5月3日。虽然仍叫做“封国”，但是莫迪表示，4月20日后，如果不是出现多个病例的热点区域，政府将会考虑有条件地解除封锁。这首先就是农业领域的松绑，因为收割季已经到来。之前被困在路上的打工者会逐批返回乡村，农忙时节劳动力也会流动起来。贾因博士说，这些打工者仍旧有为农村带来病毒的风险，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控，农村地区发生疫情将会比城市晚，但要比城市还要猛烈。印度如何在防控疫情与保障民生之间寻找平衡，仍将持续面临考验。
（感谢罗瑞垚、黄迎虹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